2012年2月14日星期二

遥相呼应

一周多前 Andrei Shleifer 在 Vox 上对东欧转型二十年做了七点总结(英文版中文版),一贯地,非常有价值。而在苏东巨变前夜,考察过中国之后,弗里德曼也曾撰文谈及变革问题,结论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通胀除外),转型都应迅速推进;符合庸人直觉的所谓渐进战略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将是幼稚和代价惨重的,并且有走回头路的危险。

先抛开主语和当前的可能性不谈,一种常见的思维定势是,将激进与革命划等号,将渐进与改革相混同。事实上,改革完全可以激进而平稳,如中国80年代初的农村土地改革。而正如弗里德曼敏锐地观察到的,城市的配套改革速度并未跟上。那么历史也就存在着一种可能的解释:后来的动荡,是城市改革不够激进的结果。这个故事也许成立,也许不。但即便没有黄亚生的重要著作,90年代起这个国家的经历也无可质疑地为每一个普通人展现了,所谓渐进式改革的天真、混乱,直至近十年的停滞、倒退。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如同先知。若论需要与否,中国当然需要激进的改革。可能性多大,那是另一码事。很难不同意 Twitter 上的革命派说的,改革自上而下开展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预算法》闭门修法等事实再次提醒我们,指望靠财政改革推动整个国家转型,需要多么坚强的乐观精神。然而,革命是(谁都)不可控的,并且结果几乎总会比之前看似不可能再坏的现实更让人无法忍受。等到“革命”一词被用来指称一种可被 Twitter 公知们遥控和微调的社会进程时,我们再来辩论中国是否需要革命,需要怎样和多大的革命吧。至于现在,也许只有小规模的社会抗争可以被寄予些许希望。

Vox 上另一篇文章讨论了直接民主对公共开支的限制作用。虽没有引用,但也遥遥地呼应了布坎南十年前的文章。当然,去年以来的希腊告诉全世界,推广这个结论需格外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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