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0日星期日

一个帖子下关于哈耶克的回复

谈及政府干预问题,我觉得吧,还是要把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那些人区别开来,不要像好些弱智左派一样,根本搞不清楚他们各自都说了些什么,就笼统地归到什么“新自由主义”里面去。弗里德曼他们大体上也反对政府干预,但理由基本可以概括为:人足够理性,足够聪明,所以我们知道政府干预不会有好结果。比如,货币当局想靠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弗里德曼会说,很大程度上凯恩斯说的货币幻觉是不存在的,人有那么傻么?他们看到央行增加货币发行量,难道不会调整对通胀的预期么?这么一来除非央行出其不意地动作,否则骗不到老百姓。所以被预期到的货币政策没用,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是垂直的,这种干预对就业率的影响无效。

哈耶克刚好是反过来的:人没那么理性,没那么聪明,在复杂的世界面前我们的知识有限得可怜,不得不采用大大简化的认知模式。并且我们每个人都拥有难以为他人所知的,特定时空环境下的个体知识,其中甚至有不少根本无法言传,可称之为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及其所处的自由社会,就是一个利用分散于无数个体中的特定知识的场合,而这些知识不可能为一个头脑或一个小集团中的若干头脑所全部掌握。以价格为代表的信息传递机制,使人们无需掌握其他人的大量个体知识,就能根据这些简单的信息来调整自己的行动,协调社会运行。因为理性有限,知识有限,人们当然会犯错误,但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人们会学习,会在学习中磨练、改进自己的理性和能力。

如果政府官员和立法者的动机足够善良,知识足够丰富,能力足够强大,那么逻辑上我们无法事先否定政府干预可能有效。但是显然,这三个前提都很可疑,因为他们也是人。哈耶克太儒雅,轻易不会质疑他人的动机,无论是左派知识分子的还是当权者的。但他毫无疑问地对后两个前提高度怀疑。如果有人举出市场失灵的真实例子,哈耶克估计不会不承认。在他看来这是正常的,毕竟我们的理性和知识都太有限。一个人(比如医生),完全可以在他的客户能够自由地掉头走开的情况下依然靠后者的无知大赚一笔(虽然他可能只是随行就市,主观上没有恶意),从而“坑”了别人。人也有可能缺乏自我控制,拖延工作或者储蓄过少,从而“坑”了自己。而哈耶克会问,如果像你们说的,人在各自可以自由选择时就已经是这个样子,那么让他坐到可以强制别人的位置上,让他替别人做决定,情况会更好吗?如果他的客户现在连选择别家的自由都没有了,待遇是否反而会改善?如果人连自己都管不住,是否能指望他更好地指导别人的生活?进一步地,如果他要管理的人成千上万,他能否掌握这么多的知识,拥有这么强的能力?当然,不是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是否定的,但是显然,我们需要充分强的理由,比让人们自由选择的理由要强得多得多。(并且不用多说,在不同的问题上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如烈性传染病来临时就与平时不同。)

更何况,即便我们在某个问题上的知识足够可靠,那也未必构成干预的理由。科学家也许会告诉我们,一般人每晚十点半睡早晨六点半起是最合适的,晚睡晚起有损健康。但大多数人应该都不会认为,有必要立法规定全国人民按照这一时间作息,到点儿就宵禁。人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不是所有人都把健康当成生活的头等目的。国家不能将某个特定的具体目标强加于全社会。治国也就不可能是个给定目标下的工程技术问题。

如果要提取出哈耶克学术生涯的一个关键词,那最好的选择不是“自由”,而是“知识”。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得足够多所以需要自由,而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太无知,所以不要狂妄地试图操纵他人的生活,那会是致命的自负。作为自由的卫士,哈耶克的境界当然是比弗里德曼高出一大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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