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3日星期六

Exporting like China

吸引我来读这篇多少有点轰动的Growing like China的原因,是它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解释。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一直认为,那是人民币自然的升值趋势被刻意压制的结果。但这种主张必须面对实际汇率为何调整不力的问题,用这篇AER论文三位作者的话来说:

How is it that China grows at such a stellar rate and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es its foreign surplus? Some commentators have tried to explain this puzzle by attributing it to government manipulation of the exchange rate that holds the value of the Chinese currency artificially low. This argument is controversial, as it attributes a long-standing imbalance to a nominal rigidity, without explaining why the peg of the nominal exchange rate did not trigger an adjustment of the real exchange rate through inflationary pressure.

其背后的教科书逻辑是,压低汇率带来的顺差导致外汇占款投放,进而货币超发,通胀加剧,物价会被抬高至大致消除顺差的水平。有道理,但此说亦有可细究之处。如果新增货币流入贸易品市场的不多,也没有让工资高到大部分出口企业都撑不下去,而是更多地集中在了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大幅拉升了资产价格水平,则何如?另一方面,如易纲多年前就注意到的,中国大量沉睡着的资产在市场化进程中资本化,成为吸引货币的池子,使得通胀率可以明显低于货币增速减经济增速所得值。所以,汇率的故事,也许换了个分支结局之后依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成立。

不过如我之前想到过的,顺差可能与金融体制有关,否则高储蓄率与高投资也有可能并行不悖,没有贸易盈余的空间。这个问题上该篇论文恰好也是同一思路:

The combination of high growth and high return to capital, on the one hand, and a growing foreign surplus, on the other hand, is puzzling. A closed-economy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predicts that the high investment rate would lead to a fall in the return to capital. An open-economy model predicts a large net capital inflow rather than an outflow, owing to the high domestic return to capital.

于是我们现在可以听到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具体来说,文章假定存在两种治理机制不同的企业,分别就是国企和私企,并引入外国债券利率R作为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银行吸收居民储蓄,并可将其分配于国企、私企或外国债券,三者的回报率当然要相等。但私企在银行这里无法得到与国企同等的待遇。文章的说法是:Contractual imperfections plagu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s and entrepreneurs. The output of E firms is nonverifiable, and entrepreneurs can only pledge to repay a share η of the ... profits. (其实我不太理解这个参数为什么要如此设定。)略过一些细节的话,国企会投入资本(包括向银行贷款)直到资本的边际产出与R相等,进而由劳动的边际产出得到均衡工资。私企根据这一工资水平确定雇佣多少劳动力,其余人归国企。而由于被金融中介歧视,私企只能主要依靠内部融资,资本投入相对不足,回报率还高于R时便不得不停止投资,所以无论是资本-产出比还是资本-劳动力比,都较国企为低。因此,随着经济从完全国有成分开始转型,国企虽效率低下,但凭借在资本市场的优势,尚能退居资本密集型产业,私企则主要为劳动密集型。而当国企渐次离场,从而减少雇员时,私企雇佣起这些劳动力,并不能吸纳同样多的资本。多余的储蓄就只能由银行购买外国债券来获得回报,在国际收支帐户上便体现为顺差。这的确是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好故事。

此文发表时更技术性的附录并未真的附于文后,不过可以在AER的网站上下载

2011年7月10日星期日

一个帖子下关于哈耶克的回复

谈及政府干预问题,我觉得吧,还是要把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那些人区别开来,不要像好些弱智左派一样,根本搞不清楚他们各自都说了些什么,就笼统地归到什么“新自由主义”里面去。弗里德曼他们大体上也反对政府干预,但理由基本可以概括为:人足够理性,足够聪明,所以我们知道政府干预不会有好结果。比如,货币当局想靠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弗里德曼会说,很大程度上凯恩斯说的货币幻觉是不存在的,人有那么傻么?他们看到央行增加货币发行量,难道不会调整对通胀的预期么?这么一来除非央行出其不意地动作,否则骗不到老百姓。所以被预期到的货币政策没用,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是垂直的,这种干预对就业率的影响无效。

哈耶克刚好是反过来的:人没那么理性,没那么聪明,在复杂的世界面前我们的知识有限得可怜,不得不采用大大简化的认知模式。并且我们每个人都拥有难以为他人所知的,特定时空环境下的个体知识,其中甚至有不少根本无法言传,可称之为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及其所处的自由社会,就是一个利用分散于无数个体中的特定知识的场合,而这些知识不可能为一个头脑或一个小集团中的若干头脑所全部掌握。以价格为代表的信息传递机制,使人们无需掌握其他人的大量个体知识,就能根据这些简单的信息来调整自己的行动,协调社会运行。因为理性有限,知识有限,人们当然会犯错误,但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人们会学习,会在学习中磨练、改进自己的理性和能力。

如果政府官员和立法者的动机足够善良,知识足够丰富,能力足够强大,那么逻辑上我们无法事先否定政府干预可能有效。但是显然,这三个前提都很可疑,因为他们也是人。哈耶克太儒雅,轻易不会质疑他人的动机,无论是左派知识分子的还是当权者的。但他毫无疑问地对后两个前提高度怀疑。如果有人举出市场失灵的真实例子,哈耶克估计不会不承认。在他看来这是正常的,毕竟我们的理性和知识都太有限。一个人(比如医生),完全可以在他的客户能够自由地掉头走开的情况下依然靠后者的无知大赚一笔(虽然他可能只是随行就市,主观上没有恶意),从而“坑”了别人。人也有可能缺乏自我控制,拖延工作或者储蓄过少,从而“坑”了自己。而哈耶克会问,如果像你们说的,人在各自可以自由选择时就已经是这个样子,那么让他坐到可以强制别人的位置上,让他替别人做决定,情况会更好吗?如果他的客户现在连选择别家的自由都没有了,待遇是否反而会改善?如果人连自己都管不住,是否能指望他更好地指导别人的生活?进一步地,如果他要管理的人成千上万,他能否掌握这么多的知识,拥有这么强的能力?当然,不是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是否定的,但是显然,我们需要充分强的理由,比让人们自由选择的理由要强得多得多。(并且不用多说,在不同的问题上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如烈性传染病来临时就与平时不同。)

更何况,即便我们在某个问题上的知识足够可靠,那也未必构成干预的理由。科学家也许会告诉我们,一般人每晚十点半睡早晨六点半起是最合适的,晚睡晚起有损健康。但大多数人应该都不会认为,有必要立法规定全国人民按照这一时间作息,到点儿就宵禁。人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不是所有人都把健康当成生活的头等目的。国家不能将某个特定的具体目标强加于全社会。治国也就不可能是个给定目标下的工程技术问题。

如果要提取出哈耶克学术生涯的一个关键词,那最好的选择不是“自由”,而是“知识”。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得足够多所以需要自由,而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太无知,所以不要狂妄地试图操纵他人的生活,那会是致命的自负。作为自由的卫士,哈耶克的境界当然是比弗里德曼高出一大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