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6日星期五

语言问题

本期The Economist的读者来信,头一个话题就是中国。信件这么开头:

SIR – Your criticisms of China in the Ai Weiwei case were unwarranted, show a disrespect for our judicial sovereignty and are an attempt to interfere with our internal affairs (“China’s crackdown”, April 16th). Mr Ai, an artist, has made his comments before, through Twitter and interviews given to Western journalists, and he has travelled abroad to hold exhibitions. These activities were not restricted. Mr Ai is now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suspected economic crimes. The case is not a human-rights matter nor is it about freedom of speech, but rather it is a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rule of law should be upheld.

China is ruled by law, not by man; it is not a case of rule by a few. Over the past 30 years of reform China has achieved a great deal, not just in becoming the second-largest economy and improving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its people, but also in terms of much greater freedoms...

看到这里,五毛的尾巴已经呼之欲出。五毛标志性的语言特征是,在别人谈论政治犯的时候,把“伟大成就”什么的扯进来。当然,必须要有的就是我后来加上黑体的,模糊不清的“中国”。这个词在这里指什么?首先肯定是中国内地这个经济体,那就应该不包括中国政府(虽然国企要算进去),因为政府是不生产的。可五毛马上又说这个“中国”提高了“它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单从语法来看,似乎“中国”最好的解释是中国政府,但所谓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我们自己创造经济价值来提高的,如果要说跟政府有什么关系,那多半也是负面的——交税减少可支配收入。(当然,基础设施有助于经济增长,但好像基建投资也是要么出自税收要么出自借债吧。)有些入门级的道理,诸如人民≠国家≠政府,浅得多说两遍大家都嫌烦,可我们亲爱的五毛们总是奋然不顾,代表着“中国”大肆浑水摸鱼,这是什么样的精神?

直接去看这封信的署名,登时释然了:Dai Qingli, Chinese Embassy, London。所以下面出现更官样的文字,一点也不让人奇怪: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building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and multiparty consultation and co-operation under the Communist Party now play a greater role.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within the party has been strengthened and lifelong tenure of leadership positions has been abolished.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Chinese citizens are protected by law. Chinese citizens enjoy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migration, free choice of employment and freedom to study overseas. They can express their views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China has 450m internet users and the number of religious believers exceeds 100m.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a country follows depends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at country and should be decided by its people. China’s development has worked well and will continue despite many challenges. The attempt to create instability in China will not be support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很新华社,很人民日报社论吧。话说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这都哪年的事了,这位女士想表达的微言大义是不是说,邓公身后再无政改?哎呀,这么一看,我突然觉得前面那句“China is ruled by law, not by man; it is not a case of rule by a few”很像是讽刺。难道,她写这封信真的是故意黑主子的?

语言被毒害,这还算不上最恶劣的例子,如果你看过下面这种东西的话:

形而上学问题本来就是要解决先在之所以在的问题,解决在之为在的内在理由也就是基本秩序问题,如果你在哲学的开端就已经预设了这种在,那么实际上就是一种循环式的论证,并且最终必然和世界存在变化这个朴素的事实相矛盾。……为了避免遇到之前所述的问题,黑格尔哲学的开端就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开端,而仅仅是一种决心或者一种承诺,即开始哲学沉思的承诺。进而通过有意识地恢复辩证法,将整个基本秩序通过辩证法提炼出来,将一个简单的决心逐渐丰富到整个世界。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人们不再是静态地对世界进行“分析”,而是同样动态地进行一种“推演”,将动态世界中各个部分的联系动态地加以说明,进而将各个部分的说明纳入到整个体系的某个环节之中。这样通过辩证逻辑进行构造的结果就完成了对基本秩序的刻画。

论证必然有其逻辑起点。如果假装没有,那就肯定要在中间暗渡陈仓,偷偷引进未曾言明的前提。而“先在”、“在”、“基本秩序”这样的词,可以给出解释吗?“将一个简单的决心逐渐丰富到整个世界”这样的句子,如果在经验中没有对应的事实,那么很简单,维特根斯坦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就说过,这是无意义的,一点也没有。

黑格尔试图将基本秩序问题转换成理性能力不断自我实现的过程,是理性造就了整个基本秩序。因此黑格尔哲学如同一场理性所进行的回忆,从开始的空洞到最后将整个世界的基本秩序全部回忆起来,将自己充实起来。但是理性是什么?如果说黑格尔对基本秩序的解析说明我们的理性是能够认识和把握基本秩序,并有能力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那么对基本秩序的最后说明就是要对理性进行说明。黑格尔体系在这里恰恰终止了,当然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开始。黑格尔辩证法的第一个环节的“是”,意味着理性的自我觉醒,这个觉醒并非是必然的或者直接的,理性本身并非直接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而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点在《精神现象学》中有很深入但也很神秘的描述。马克思要解决理性本身的问题,就需要回答这个自我觉醒何以成为可能。换句话说,西方意义上的独立人格何以成为可能。

“理性”这样的词,当然可以用,但不意味着可以模糊、随意、故作神秘、前后不一致地使用。有人会说,语言本身就是模糊的。但这不是我们故意更加模糊地使用语言的理由。蒯因引用过前人一个著名的比喻,我们乘坐语言这条大船漂在海上,只能用船上原有的材料不停地去修补这条本就不完美,也永远不会完美的船,用语言去解释和修正语言本身。然而我们至少不应孩子气地随便破坏它,或者让其背负不可承受之重负后又责怪它。“理性本身并非直接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而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谁的“理性”?马克思的?黑格尔的?如果不是任何一个具体个人的,那么,参照后面的“独立人格”云云,比较接近的意思应是历史中逐渐演变的群体信念或者说意识形态,但这与“理性”何干?另外,要谈及“时间”、“动态”,我们就必须进入真实的历史,去讨论神圣罗马帝国或文艺复兴,讨论诺曼征服与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如果不能落实到真实的历史事实,那么号称“历史”也不能让自己真的“历史”起来。例如,上面的说的这种“自我觉醒”了的“理性”,究竟存在于历史上哪些人的大脑中?说清楚了吗?能说得清楚吗?只穿了“新衣”的皇帝,自己不觉得冷吗?

写出这类句子的人大可自以为神地指斥提问者是“庸人”,但这些问题是绕不过去的。维特根斯坦让我们明白了,哲学问题的产生大多是因为想要冲破语言的界限,表达语言所无力表达的,最终误用语言所致。所以,上面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只是关于语言的误会。言者可能是在装屄,也可能只是并不自知;他可能傲慢,也可能在(同样无意义的)“绝对精神”下谦卑。但不管怎样也掩饰不了一个事实:那些看似唬人的神秘词藻后面,其实空无一物,和“马兰花开二十一”一样没有意义。

我曾经也迷恋过这种东西,并且一路追到了罗兰·巴特和德勒兹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所以能够理解后来人浸淫在那些不知所谓的大块文章中飘飘欲仙的感觉,但醒来之后发觉凿凿言辞下面的虚空,真的是一身冷汗。这两年越来越觉得,马克思主义(及其衍生物)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不是外生,而是内生的。换言之,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而是因为国人中相当多的人从来就没能学会清晰而有逻辑地思考,在“气”、“阴阳”之类无意义的大词包围中长大,见到同样和稀泥捣浆糊搅浑水的“矛盾”、“运动”、“××在历史中展开”才格外亲切。当然,白马非马的诡辩可以以辩证法的面目重新登场,也就不奇怪著名院士可以打通科学与佛学,不奇怪股评家和股民中没多少基本面投资者,大部分是技术分析派,甚至有人研究《易经》来炒股。从一个方向来看,百年前中国大多数人不识字,百年后他们的后代基本已不再是文盲,有的还成了科学家和学院知识分子,但很大程度上还是继承了祖先稀里糊涂的思维习惯;另一个方向看过去,古老的东西要在当代继续出没,时髦的外衣总还是要穿一件,今天的大忽悠若是不脱掉中山装换上阿玛尼扮作咨询公司和投行人士,恐怕没法进一步拓展市场。

扯远了,回到语言问题,回到维特根斯坦吧,即便他早期的逻辑原子论是走向了另一种形而上学(D. F. Pears语),将其过滤掉之后剩下的也是好东西:我们不能非逻辑地思考,而能思考的都可以说出来,并且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以沉默待之。社会是人类心智的意向性产物。拒绝对语言的误用和滥用是我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必要前提。无论立场如何,清晰而有逻辑地思考和言说,是一种美德。

3 条评论:

  1. "马克思主义(及其衍生物)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不是外生,而是内生的。"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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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不完全同意"马克思主义(及其衍生物)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不是外生,而是内生的"这个说法。不是不同意这个结论本身,而是不同意这个结论隐含的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特殊性的论断。

    这不是哪个国家的问题,低水平的思维/逻辑/语言是所有地方的人的共性。只有极少数的地方的极少数人才能避免这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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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博主不妨看看这篇文章:《五毛专访》是 艾未未电话采访一位上海的五毛 比较好玩。呵呵!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paste/browse_thread/thread/3021353753d739df?hl=de#

    由这篇文章更让人不用对这类人见气,直接无视即可。博主牺牲宝贵的时间专门剖析,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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