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7日星期五

今日佳句

Harvey Mansfield论中立病:

A partisan tries to make himself consistent, and thereby exposes himself to the charge of inconsistency. But the centrist—for whom I have no great admiration—merely picks what he likes. He cannot decide between low taxes and more programs, and votes for both. His centrism is nonpartisan without any partisanship behind it; it lacks the public-spirited anger of a partisan and reveals the weakness of a neutral. His vote may decide a contest, but others will decide its meaning.

其实这并非今日,甚至不是今年,而是出自去年的一期The Weekly Standard。曼公的文字气场很足,且是凛然的正气,不像一些中国特色的施派,满纸邪气。对他这篇文章所谈的Glenn Beck,假高明装超越的中立病患者大概是不屑的,比如很多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们在别人说“强奸是错的”时估计会想:“我的头脑可不像他们那么简单、极端、不客观不中立,决不能这么人云亦云,“任何一种立论都可能遭受攻击和驳斥”,我一定要构想出一个强奸有理的例子来”。再扯远一点,普通人错了被指出,最多耍耍无赖,说:“老子就……了,怎么样?不服?”轮到知识分子,那你就别指望消停了。他们一定会编出天花乱坠的说辞来让自己正当化甚至崇高化,比如90年代初放弃异议立场转向国家主义,但死不承认自己其实只是和大部分人一样没胆量进秦城,如今又变身国师大捧“中国模式”的那些。要知识分子们说句人话、实在话,比试图用自己的PC生成Bitcoin赶超盖茨的身价还难。)但曼公丝毫不掩饰对Beck的欣赏:

Glenn Beck is a kind of libertarian, and he has made a fair amount of money. But he rejects the private life that libertarians seem to recommend. He goes public with his distrust of everything public and thus requires libertarians to march behind patriotism, religion, and honor—all things not in your immediate self-interest. Though not an educated man, he seems quick-witted: When he discovered that in choosing the date of his rally he had stumbled upon the anniversary of Martin Luther King’s great speech, he quickly adopted the coincidence as if he had intended all along to celebrate King for restoring honor to blacks in America.

2011年5月22日星期日

Mental Accounting

莫志宏发文质疑经济学里“沉没成本”概念的运用。她说经济学家们容易“将那些针对当事人的概念同这些概念在具体的经验场景中的实指对象混淆”,有点道理。分不清模型和现实的人很多。如有位经济学家否定刘瑜学术工作的方法论时就说她“达不到更深层的理性选择的行为研究,对事件的各方动机与冲突分析不足”。然而政治参与者(及其他各种主体)的“理性”,只是个编模型混饭吃用的假设,至多可以说他们仿佛(as if)在理性地行动。他们实际上理性与否,动机为何,除了他们自己和心理医生,谁能知道?不过莫老师把这个毛病推广到“整个经济学界”,就误伤了好人。Richard Thaler提出mental accounting有三十年了吧,关于人们实际上如何看待沉没成本的实验已经很多了。

其实mental accounting这个理论里还包含很多其它内容。在此之前,弗里德曼为了反驳凯恩斯主义而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说猜测,人们会根据人生中的全部收入平滑自己各期的消费,不会使其因为当期收入的波动而出现明显差异。两个自然的推论是,退休前后的消费变化不会太大,而是否参与养老金计划也不会对当期总的储蓄有太大影响。但事实是,人们退休后立即而明显地减少了消费,另外参与退休金计划者并没有“理性”地减少自己其它方面的储蓄以保证当期消费大致不变。事实上,Thaler与合作者还利用人们的另一“非理性”特点,即status quo bias,设计了以Save More Tomorrow为名的,在自愿基础上通过设置默认选项来促进员工增加养老金的实验,运行良好。这也让他和Cass Sunstein有自信提出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主张。这样的个人账户,和Ptolemy兄批评的中国所谓“个人账户”当然完全不同。我同意Ptolemy兄的分析,强制征收并且主要投资于国债最后财政兜底的养老金,看清了说白了,翻来覆去其实也就是强迫我们买国债养政府,最后还钱的时候再收税搞点再分配。并且,真替老百姓的退休生活着想,就不会出现储蓄负利率和严格限制居民投资渠道这样的事了嘛。

2011年5月17日星期二

感慨

看了罗小贱兄推荐的这个帖子,草草说几点。

  1. 前些年施特劳斯害了不少人,张口闭口“城邦”、“哲人”。这两年,好像轮到齐泽克和陆兴华扩张地盘了,带出一群漂亮话一套一套,而话里要么空乏要么暴戾的徒子徒孙。我们这一代最聪明的头脑似乎不幸也在其中。知识分子追求与众不同和赶时髦的欲望,真的不能低估。
  2. 虽然漂亮话接二连三,引用语繁花似锦,但是正像帖子里有人说的,可以从中看出他们小时候所受红色教育潜移默化打下的底子。当然,我也不是第一次提这个看法了。也当然,在某些人看来,当时的教育并没有错。不过我想,话总是可以说得明白一些,时髦的词少用一点,酸不溜秋的文人腔少摆一点,让大家尽快透过包装看到底色,再看有没有聊下去的必要,于人于己都方便。
  3. 这个帖子愈发让我赞同这个说法:一个民族的落后不在于民众的落后,而是因为精英的落后。知识分子总是想求新,然而是两码事。知识分子也喜欢追逐“深刻”,自然,“深刻”正确,也不是一回事。若是有知识分子看到这里,怕是又要反驳落后、对、正确这些词背后的“霸权”了吧,呵。没办法,什么是改不了吃什么的。
  4. 上面的“深刻”加了引号,因为大多数情况下那都只是看上去深刻而已。阿克顿勋爵妇孺皆知的“权力易于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腐败”这样的话,才是真的深刻,正确而深刻,但不招那些一直往前狂奔,昨天谈施特劳斯今天读阿甘本的知识分子们待见,因为此言虽是真理,但好像不够酷,说的人也很多,显不出知识分子借以凌驾于大众之上的高明和超越来。
  5. 知识分子们似乎不愿接受,世上有“不得不”的时候。虽然,单就帖子而言,吴亮为美国投在日本的两颗原子弹辩护,未免逾越了“不得不”的界限,但自称读书很少的陈村说的话都没错。读书真的未必让人更明事理,真的。

2011年5月15日星期日

今日佳句

张维迎日前的演讲里有价值的一句话是:

现有对市场的判断都是从所谓的市场理论中推出的,而不是出自市场本身,这无疑是有很大问题的。
当然,“都”字有问题,但这不是重点。关键是,不能仅仅用模型之类完全没有经验内容的分析命题,去对经验问题下判断。比如,被称为公共品的东西有没有供给,单去看模型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只有Ostrom夫妇那样的经验工作才能提供真正的答案:何时何地社区中的人们在这一问题上合作成功,何时何地公共品又无人提供。模型的作用,是事后给观察到的事实提供一个解释,而不应该成为眼里满是钉子的人手里的锤子,让无辜的世界被他硬往里套,甚至本末倒置地被用来否定和改造经验世界。既然我们看到维基百科从内容到运作资金都是网民自愿奉献的,若再有人用模型“证明”这类公共品会无人提供,就太搞笑了。之前说过,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与所谓“事实不能证伪理论”的中国特色奥地利学派是一丘之貉,没必要互相咬来咬去。

所以下次有人傲慢地要求别人讨论公共品问题前先看模型而非现实中人们如何行动,否则“一概无视”的,我们也可以无视他了,哪怕他自己就在网上免费提供知识——这种标准的公共品。

2011年5月6日星期五

语言问题

本期The Economist的读者来信,头一个话题就是中国。信件这么开头:

SIR – Your criticisms of China in the Ai Weiwei case were unwarranted, show a disrespect for our judicial sovereignty and are an attempt to interfere with our internal affairs (“China’s crackdown”, April 16th). Mr Ai, an artist, has made his comments before, through Twitter and interviews given to Western journalists, and he has travelled abroad to hold exhibitions. These activities were not restricted. Mr Ai is now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suspected economic crimes. The case is not a human-rights matter nor is it about freedom of speech, but rather it is a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rule of law should be upheld.

China is ruled by law, not by man; it is not a case of rule by a few. Over the past 30 years of reform China has achieved a great deal, not just in becoming the second-largest economy and improving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its people, but also in terms of much greater freedoms...

看到这里,五毛的尾巴已经呼之欲出。五毛标志性的语言特征是,在别人谈论政治犯的时候,把“伟大成就”什么的扯进来。当然,必须要有的就是我后来加上黑体的,模糊不清的“中国”。这个词在这里指什么?首先肯定是中国内地这个经济体,那就应该不包括中国政府(虽然国企要算进去),因为政府是不生产的。可五毛马上又说这个“中国”提高了“它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单从语法来看,似乎“中国”最好的解释是中国政府,但所谓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我们自己创造经济价值来提高的,如果要说跟政府有什么关系,那多半也是负面的——交税减少可支配收入。(当然,基础设施有助于经济增长,但好像基建投资也是要么出自税收要么出自借债吧。)有些入门级的道理,诸如人民≠国家≠政府,浅得多说两遍大家都嫌烦,可我们亲爱的五毛们总是奋然不顾,代表着“中国”大肆浑水摸鱼,这是什么样的精神?

直接去看这封信的署名,登时释然了:Dai Qingli, Chinese Embassy, London。所以下面出现更官样的文字,一点也不让人奇怪: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building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and multiparty consultation and co-operation under the Communist Party now play a greater role.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within the party has been strengthened and lifelong tenure of leadership positions has been abolished.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Chinese citizens are protected by law. Chinese citizens enjoy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migration, free choice of employment and freedom to study overseas. They can express their views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China has 450m internet users and the number of religious believers exceeds 100m.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a country follows depends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at country and should be decided by its people. China’s development has worked well and will continue despite many challenges. The attempt to create instability in China will not be support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很新华社,很人民日报社论吧。话说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这都哪年的事了,这位女士想表达的微言大义是不是说,邓公身后再无政改?哎呀,这么一看,我突然觉得前面那句“China is ruled by law, not by man; it is not a case of rule by a few”很像是讽刺。难道,她写这封信真的是故意黑主子的?

语言被毒害,这还算不上最恶劣的例子,如果你看过下面这种东西的话:

形而上学问题本来就是要解决先在之所以在的问题,解决在之为在的内在理由也就是基本秩序问题,如果你在哲学的开端就已经预设了这种在,那么实际上就是一种循环式的论证,并且最终必然和世界存在变化这个朴素的事实相矛盾。……为了避免遇到之前所述的问题,黑格尔哲学的开端就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开端,而仅仅是一种决心或者一种承诺,即开始哲学沉思的承诺。进而通过有意识地恢复辩证法,将整个基本秩序通过辩证法提炼出来,将一个简单的决心逐渐丰富到整个世界。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人们不再是静态地对世界进行“分析”,而是同样动态地进行一种“推演”,将动态世界中各个部分的联系动态地加以说明,进而将各个部分的说明纳入到整个体系的某个环节之中。这样通过辩证逻辑进行构造的结果就完成了对基本秩序的刻画。

论证必然有其逻辑起点。如果假装没有,那就肯定要在中间暗渡陈仓,偷偷引进未曾言明的前提。而“先在”、“在”、“基本秩序”这样的词,可以给出解释吗?“将一个简单的决心逐渐丰富到整个世界”这样的句子,如果在经验中没有对应的事实,那么很简单,维特根斯坦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就说过,这是无意义的,一点也没有。

黑格尔试图将基本秩序问题转换成理性能力不断自我实现的过程,是理性造就了整个基本秩序。因此黑格尔哲学如同一场理性所进行的回忆,从开始的空洞到最后将整个世界的基本秩序全部回忆起来,将自己充实起来。但是理性是什么?如果说黑格尔对基本秩序的解析说明我们的理性是能够认识和把握基本秩序,并有能力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那么对基本秩序的最后说明就是要对理性进行说明。黑格尔体系在这里恰恰终止了,当然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开始。黑格尔辩证法的第一个环节的“是”,意味着理性的自我觉醒,这个觉醒并非是必然的或者直接的,理性本身并非直接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而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点在《精神现象学》中有很深入但也很神秘的描述。马克思要解决理性本身的问题,就需要回答这个自我觉醒何以成为可能。换句话说,西方意义上的独立人格何以成为可能。

“理性”这样的词,当然可以用,但不意味着可以模糊、随意、故作神秘、前后不一致地使用。有人会说,语言本身就是模糊的。但这不是我们故意更加模糊地使用语言的理由。蒯因引用过前人一个著名的比喻,我们乘坐语言这条大船漂在海上,只能用船上原有的材料不停地去修补这条本就不完美,也永远不会完美的船,用语言去解释和修正语言本身。然而我们至少不应孩子气地随便破坏它,或者让其背负不可承受之重负后又责怪它。“理性本身并非直接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而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谁的“理性”?马克思的?黑格尔的?如果不是任何一个具体个人的,那么,参照后面的“独立人格”云云,比较接近的意思应是历史中逐渐演变的群体信念或者说意识形态,但这与“理性”何干?另外,要谈及“时间”、“动态”,我们就必须进入真实的历史,去讨论神圣罗马帝国或文艺复兴,讨论诺曼征服与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如果不能落实到真实的历史事实,那么号称“历史”也不能让自己真的“历史”起来。例如,上面的说的这种“自我觉醒”了的“理性”,究竟存在于历史上哪些人的大脑中?说清楚了吗?能说得清楚吗?只穿了“新衣”的皇帝,自己不觉得冷吗?

写出这类句子的人大可自以为神地指斥提问者是“庸人”,但这些问题是绕不过去的。维特根斯坦让我们明白了,哲学问题的产生大多是因为想要冲破语言的界限,表达语言所无力表达的,最终误用语言所致。所以,上面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只是关于语言的误会。言者可能是在装屄,也可能只是并不自知;他可能傲慢,也可能在(同样无意义的)“绝对精神”下谦卑。但不管怎样也掩饰不了一个事实:那些看似唬人的神秘词藻后面,其实空无一物,和“马兰花开二十一”一样没有意义。

我曾经也迷恋过这种东西,并且一路追到了罗兰·巴特和德勒兹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所以能够理解后来人浸淫在那些不知所谓的大块文章中飘飘欲仙的感觉,但醒来之后发觉凿凿言辞下面的虚空,真的是一身冷汗。这两年越来越觉得,马克思主义(及其衍生物)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不是外生,而是内生的。换言之,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而是因为国人中相当多的人从来就没能学会清晰而有逻辑地思考,在“气”、“阴阳”之类无意义的大词包围中长大,见到同样和稀泥捣浆糊搅浑水的“矛盾”、“运动”、“××在历史中展开”才格外亲切。当然,白马非马的诡辩可以以辩证法的面目重新登场,也就不奇怪著名院士可以打通科学与佛学,不奇怪股评家和股民中没多少基本面投资者,大部分是技术分析派,甚至有人研究《易经》来炒股。从一个方向来看,百年前中国大多数人不识字,百年后他们的后代基本已不再是文盲,有的还成了科学家和学院知识分子,但很大程度上还是继承了祖先稀里糊涂的思维习惯;另一个方向看过去,古老的东西要在当代继续出没,时髦的外衣总还是要穿一件,今天的大忽悠若是不脱掉中山装换上阿玛尼扮作咨询公司和投行人士,恐怕没法进一步拓展市场。

扯远了,回到语言问题,回到维特根斯坦吧,即便他早期的逻辑原子论是走向了另一种形而上学(D. F. Pears语),将其过滤掉之后剩下的也是好东西:我们不能非逻辑地思考,而能思考的都可以说出来,并且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以沉默待之。社会是人类心智的意向性产物。拒绝对语言的误用和滥用是我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必要前提。无论立场如何,清晰而有逻辑地思考和言说,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