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30日星期六

凯恩斯 vs 哈耶克 第二回合

海外同胞可以去Youtube观看。开头凯恩斯说的The Return of the Master是此次危机降临时他一本相当应景的传记书名。后面当然也有哈耶克的作品名出现。拳台上凯恩斯的教练是马尔萨斯,哈耶克那边是米塞斯和萨伊。(BTW,不要误解萨伊定律。)伯南克被演得很狰狞。听证会结束后第一个上来挺哈耶克的那位,原型是曼昆么?

第一回合在这里

2011年4月29日星期五

中国特色

按:此文系中午闲时草就。道理很浅,本想模仿一把陈嘉映清淡澄明的文风,未遂。

我们已经见到太多次这样的论辩了:一派说应当如何如何,因为这是普世价值,另一派就说对方太天真,不考虑国情;另一种情况是,一边说,现在的制度下出了什么什么事,所以不应怎样怎样,另一边就说,你看人家美国也是这样的,你不是老说美国好吗,连美国都搞了,我们还不该继续搞吗?

两种情况下的后者,是已经被很多人指出过的,时而“中国国情”时而“与国际接轨”的辩证法。从自由不自由、有多少自由这个方面去考察,这种逻辑有可能倾向于在中国造成一种特别不利于自由的局面。也就是说,在各种不同的问题上,中国人享有的自由都有一个上限,那就是美国(或欧洲)人能享受到的自由。美国人被管得多的事情上,当然中国人至少也是要被管到这个程度的;至于美国人不怎么被管的那些事情,与中国人关系不大,因为国情不同,不能生搬硬套嘛。

我见过有人看到美国政府干预市场了,立即欣喜若狂。其实这与他有多大关系呢?即便有影响,通过各种渠道传导过来,是利是弊也未必一时就能盘算清吧。自然,他高兴是因为美国在经济管制问题上更像中国了,似乎这样一来,中国的经济国家主义的正当性又增加了一些,从而政权的正当性也增加了一点。

刚刚看到的一个例子是有人为清华的“又红又专”辩护。在断言“没有任何一项20世纪的科学技术,不是肇端于国家行为的军工”,以此说明“又红又专的必要性”之后,作者写道:

而接下来的逻辑的问题就会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如美国就没有它们的又红又专大车间呢?仅以美国为例,首先,航天航空国防领域的实验室机构(e.g. NASA)不可能不握在zf手里,再天天哭着喊着民主的国家也一样。再者,清华工科生梦寐以求的MIT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zf重点扶持中茁壮成长的。

这里出现了两个词,“逻辑”和“民主”。逻辑地看,写这一段话恐怕只能被理解为:因为美国是这么做的,所以中国这么做也是对的。还有更好的理解吗?好像看不出来。不然作者为什么会说,他突然谈及美国是顺理成章的“逻辑”呢?如果这一理解没错,那么显然作者是认为,政府控制科学的问题上要向美国看齐,但民主问题上不必。当然这种论调我们见得很多,但对此作出解释的作者很少,如果不是没有的话。

由此出发,再往前多走几步,就是面对别人的批评,自己都不好意思说没犯错的时候,也一定要把对方也拉下水,说“你与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昆德拉有句狠话,大意是:你们把所有人都说成是刽子手,这样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在幼儿园和小学里我们也都见过,某个小朋友(也许就是我们自己)被老师发现犯了个什么错,第一反应不是“老师下次我会记住的”,而是“××也做了,不信你问×××”。一篇谈药家鑫的文章里也说,“他们站起来往往开头的第一个字不是‘我’就是‘他’,‘我’就是我没说,‘他’就是他先说的。”(当然,这要更恶劣一些,因为还敢说自己没干。)这样的小朋友长大以后入朝从官,面对批评当然首先不会一条一条说自己哪里没做错哪里真错了,而是直接骂回去:“你丫也不干净!”(虽然,其引用的资料大都是对方国家媒体的公开报道,甚至还有政府文件,而己方有些被别人批评的事情是不愿见光的。)

上面说的似乎大都是保皇党。其实,拿“普世价值”说事的自由派,未必没有问题,而且未必和对方不是一个问题。民主不民主,人权不人权这些问题上,是个人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立场,貌似公正地各打五十大板其实最无聊,但这些事情不是这里要说的重点。要问的是个逻辑问题:一些自由派和保皇党拿美国说事,是不是都隐含着“美国这么做了所以我们这么做也对”的预设?这个道理,我想我不大可能比陈嘉映说得更好(显然,下面“民主”可以替换成很多别的词):

我们本来关心的,是中国是否应当施行民主制,……但随着思考和争论的推进,我们就可能来到有没有普适价值这种问题上。我的看法是,中国当前除了民主制,别无合理的选择。然而,我看不出这跟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有多大关系。……即使大多数国家不认为民主可欲,照样可以论证民主对我们是好的,否则第一个民主政体怎么为自己提供辩护呢?在我看,论证中国是否应该并可能施行民主,用不着管民主普适不普适,若能表明民主制对我们是好的,那还不够吗?

对呀,中国完全可以有“特色”,为什么不能有呢?中国与美国某方面一样或不一样,这个当然都可以有,一样了算是巧合或者所见略同,不一样那也再正常不过。但中国特色,也完全可以是比美国或欧洲人更自由,更少来自权力的钳制,为什么不可以呢?

纽约的出租车有牌照限制,而且好几十年了,数量只有微不足道的增加。这个我们该学吗?我们已经学了,也取回了和他们差不多的糟糕结果:市民打车不方便,同时凝结了垄断收益的牌照价格是车价的十几倍,司机上交的份儿钱又过高,钱都让公司和政府赚了。我们的专家们为《劳动合同法》严格的解雇条款辩护时说,德国就是这样的,我们立法时就对他们有所借鉴。于是该法正式颁布实施后我们的失业率马上开始追赶德国,出现农民工回乡潮。而在欧洲频现主权债务危机,美国联邦财政受医疗支出拖累,长期前景也开始显得黯淡的时候,我们又要向他们学习,信心满满地开始建设全国统筹的强制性“福利”体系了。

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了,原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分派别地陷入了以他者为圭臬,视他人所行为真理的误区中。那么,他者对我们还能有什么意义?以日本地震后大多数情况下民众自发形成的良好秩序为例。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日本是个什么“发达”或“先进”国家,就去学习他们的文明习惯。美国也是个“发达”或“先进”国家,我们要不要去学习卡特琳娜飓风之后他们的混乱乃至抢劫等犯罪行为呢?我们如果要有秩序,要排队,不争不抢,那只能是出于我们自己想要秩序而不要混乱。只要不是和洋人一起排队,他们在自己地盘上规不规矩对我们来说就没有太大意义。但有一种情况例外:我们原本不知道事情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现在我们从别人那里知道了,我们多了一种选择。这时,他者怎样,对我们就是有重要意义的。用刘擎的话说就是:

我们可以将启蒙理解为由于“出走”而获得的“视野转变”。这种转变是由于看见了“别样的生活”所激发的反思意识,而并不需要任何“发现真理”的假定。

并且,常说的“中国特色”也未必是铁板一块。首先从时间上来说,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就和现在有明显不同,那为什么政治体制就不能同样有明显的变化呢?而在空间上,恐怕大多数的所谓“特色”,不在nation这个层次上,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说文化,太多了,随便举个例,东北人不会像广东人那样上午九点开始“喝”早茶。说经济,挨在一起的浙江、江苏、上海,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说法,三地分别是私营、集体、国有经济主导,各有特色(当然现在没什么集体成份了);即便是同一省内,苏南苏北也不同吧。那么,为什么还要“上下统一思想”和体制?另外还可以问,需要“坚持”的“特色”,还算不算“特色”呢?

退一万步来讲,即便真是要“坚持”整齐划一的所谓“中国特色”,至少也该做到逻辑自洽。总不好在花钱搞万国来朝的时候说现在的体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轮到公车改革或者官员财产公示之类事情的时候又说“凡事都要有一个过程”,不能“盲目追求社会公正”吧。

2011年4月18日星期一

今日佳句

卡托的Daniel Griswold写道

A nearly universal consensus prevails that the goal of U.S. trade policy should be to promote exports over imports, and that rising imports and trade deficits are bad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The consensus creed is based on a misunderstanding of how U.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s calculated. Imports are not a "subtraction" from GDP. They are merely removed from the final calculation of GDP because they are not a part of domestic production.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看到,许多类似的愚蠢政策皆是由表述的混乱所引起。混乱未必等于错。Y=C+I+G+NX就是个无辜的会计恒等式。但它也模糊甚至掩盖了经济活动的本质,让人误以为,抬高后两项,就能拉动Y,继而可以解决就业问题,至于为什么生产、生产什么,仿佛都不重要。

关于这类表述问题,我个人最喜欢的例子是这样的:和熟人、朋友一起在路边或在电视上看到各种面子工程及其它各种瞎投资,而他们又毫不觉得不妥地感叹“现在国家有钱了,有实力搞这些东西了”时,我可能会说,所谓“国家有钱了”,更准确地讲,是政府收的税更多了,原本应是我们口袋里可支配收入中的一部分,现在要更多地由官员们根据其喜好来花了。而这还没有算上金融抑制之下我们因为负利率补贴给国企的钱;也没有算上同样因为金融抑制,缺乏投资渠道,民间被迫大量投资房产带来的高房价中,政府划走的卖地收入——更不用说土地本来就不该是政府的,无论是50年代被集体化的农村土地还是更莫名其妙地被抢走的城市土地。

2011年4月16日星期六

权威主义人格

有些说法,好像是没有足够多科学的证据,也不知是出于政治正确没有学者去弄,还是数据做出来的结果不显著或不稳健。但不是外宾也不是知识分子的一看,多半都会一拍大腿叫道:“我肏,没错,就是这德行,天天见,一模一样的!”比如这个“权威主义人格”,既然是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分子搞出来的概念,自然有问题。但百度百科的这个词条里列的几条此类人格的特征,很难不让人联想起自己从小到大生活中的无数见闻来:

  1. 顽固地固守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对此加以夸张并轻视、拒斥持有其他价值观念的人;
  2. 顺从个体所归属群体的道德权威,以权威和地位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认同于强有力的他人;
  3. 仇视所在群体以外的人;
  4. 对于所遇到的任何事情喜欢采取简单的判断;
  5. 不信任他人,总怀疑别人要进行某种阴谋。

可别联想过度,说我是崇洋媚外、搞反向种族歧视的意识形态分子哟,连人民网上登载的党刊文章都说了: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完善的宗法族制的社会构造和国家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思想等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普遍的权威主义人格和依附性人格。

该文两位作者采集的实验数据经SPSS处理后表明(见摘要):

公务员与非公务员之间在权威人格方面有显著性差异;公务员权威人格与其任现级别工作年限长短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公务员权威人格与其职务高低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公务员权威人格与其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资源有一定关系。

既然整得有模有样有科学,看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相信党那么一回的。

2011年4月6日星期三

阿罗不可能定理

坊间对阿罗不可能定理有不少误解,似乎大多是因为将其与孔多塞投票悖论相混淆所致。由此容易出现两种跑偏了的讨论。一是认为一人一票简单多数决(因孔多塞悖论即是基于这一规则)不合理,应考虑如何设计改进投票规则,以防荒谬的结果出现。二是在根本上否定民主之有效,据此主张把决策权留给市场才更符合理性。事实上,阿罗对这两类误读并非没有预料。在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中这一定理的证明之后,他马上写道:

Theorem 2 (即不可能定理,正式名称是一般可能性定理) shows that, if no prior assumptions are made about the nature of individual orderings, there is no method of voting which will remove the paradox of voting discussed in Chapter I, Section 1, neither plurality voting nor any scheme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no matter how complicated. Similarly, the market mechanism does not create a rational social choice.

上述两种解读之所以成为误读,是因为阿罗定理虽蕴含了孔多塞悖论,但其实远远不止于此。阿罗的社会福利函数是纯粹抽象的,没有预设任何具体的赋值和计算方法,因而涵盖了由个体排序生成社会选择的一切可能的过程或规则。定理证否的不只是一人一票制下选项数超过2时简单多数决的理性,甚至也不只关乎投票,而是消解掉了所有力图从个体价值观得出理性(rational)或者说合意(satisfactory)的社会状态之尝试获得成功的可能性。阿罗的伟大之处也就在此。

但这里“理性”的含义需要厘清。在着手证明之前,阿罗首先给出了两条公理,即偏序关系的连通性和传递性,要求个人和社会对选项的排序都应满足这两条公理。此即理性。其中公理II更为关键。

如前所述,阿罗的备选社会状态远超出选举或立法范畴。他区分了仅关乎个人消费的口味(tastes)和书名中就包含了的价值观(values)。与后者相关的事项自然能够无所不包,既可以是要不要在某处兴建核电站,也可以是允不允许在私密环境中换妻,还可以是随便哪个人该把头发染成什么颜色之类的问题。

接下来,阿罗给出了社会福利函数应满足的5个条件:

  1. 社会选择是完备的,即对应于任一种全体个人的排序,都能产生一社会排序,且至少有三种社会状态可供选择。
  2. 某备选状态在所有个人排序中位置提高或不变时,其在社会排序中的位置应有同向的调整,即提高或不变,总之不应下降。这实际上是个较弱形式的帕累托原则。
  3. 社会对任意两种备选状态的排序不受其它无关备选状态变化的影响。这一条尤为重要。
  4. 社会对任意两种备选状态的排序都不是强加的,或者说,不能完全不受所有个人排序影响。
  5. 社会对任意两种备选状态的排序不是独裁的,即不能是不受除某一人之外所有其他个人排序影响的。

严格地说,阿罗并未证明存在n个个人和任意有限多种备选社会状态时的不可能定理,只是在条件1的限定下,不失一般性地证明了n个个人和3种选项时的情况(定理2)。在作为全书精华的第5章中,出于方便,他先定义了决定性集合(decisive set),并得到了5个小结论,然后用它们构造了一种会出现独裁者的情况,因此证明前述5个条件会导致矛盾。注意,若选项仅有2个,那么可以证明简单多数决完全符合除条件1(要求有至少三种选项)之外的各项条件,满足理性合意的社会福利函数的要求(定理1)。

或许会有朋友觉得,阿罗定义的“价值观”管得太宽,每个人关心自己就好了。但阿罗随后在第6章中指出,即便我们接受个人主义的假设,即每个人都只在乎自己所能得到的物品而对他人所得抱无所谓的态度,那么在有两种以上商品的世界里,理性的社会福利函数依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人主义假设并未对个人的排序加以实质性约束。此为书中的定理3。

上面讲过,所谓社会选择的“理性”,是指社会对诸选项的排序需满足连通性和传递性,尤其是后者。阿罗不可能定理是说,如果社会福利函数满足了这两条公理和那5个条件中的前3个,就无法同时也满足后2个条件,即只能是强加的或独裁的。

阿罗在证明之后对定理的阐释中认为,倘若想理性地拒绝强加或独裁,效用的人际比较没有意义这一前提也必须坚持。能够放松的只有条件1,也就是说,对个人的排序可以预先作出限制。当然他也承认,“理性”的假设很有争议。布坎南就认为社会不应有什么“理性”可言。(阿罗回应说这只是语词之争。)因而后来很多人希望放松假设,允许社会选择有一定的“非理性”,以得到更积极的结果。但好像有些人是在加强而不是放松假设,比如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人际效用比较等具体算法。这没有将阿罗的工作推广至更一般的情形,反倒是特殊化了。

最后说点题外话。阿罗的整个证明过程十分精彩,特别是结论1和最后定理的构造性证明,但所用的符号有时着实会起误导作用。例如,x和y是特定的备选状态或者说变量的取值,而x'和y'是变量,但x"和y"又是特定备选状态的符号,不得不说有点乱。另外,在定理2最后的证明中,他将构造出来的某个决定性集合记为V1,而V1包含了V'和V2,除此之外的社会成员被归入V3。怎么看都觉得,V'和V1的记号该交换一下才好。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目前有三个中译本。走向未来丛书中的版本由陈志武和崔之元这两位后来出了名的学者翻译,却出现了足以影响阅读的错误。如第99页结论1中的“对一给定的互不相同的x与y及所有的i,都有xPi'y,从而也有xRiy”,按照原文应为“给定一对互不相同的x与y,对所有符合xRiy的i,都有xPi'y”,因果完全颠倒了。所以读者若想阅读中文版,不要因为译者的大名或这一版本容易下载就选择它,完全可以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诺奖得主自选集系列中的版本和最新的2010年译本中二选一。

2011年4月3日星期日

张五常与薛兆丰

老张在一篇文章的评论区托博客管理员代为声明:

  1. 薛兆丰从来都不是张五常教授的学生,现在也不是他的朋友。
  2. 张五常教授说,薛兆丰是不懂经济学的。

回过头来再看老张2002年给薛兆丰第一本书作的序,其实大有门道。序很短,仅六小段。前两段,1/3有余的内容,完全与薛无关。第三段,没有褒奖,只说薛文“长短适宜,文字上需要下的编辑工作不多”,所以对出版社而言是“成本较低的选择”。第四段,直言薛“有时咬文嚼字,不够潇洒”,后面接了一句不冷不热,刻薄点说就是阴阳怪气的话:“整体来说他的文章可读。”不知薛兆丰当时看了心里怎么想。换个人,估计要哭出来。第五段说薛斩钉截铁的文字“反映一个事实:兆丰是个有思想的人”。这算夸人吗?未必。同样的话用到马克思或毛泽东身上好像也挺合适。第六段劈头来了一句“兆丰不是什么经济学家”,然后不提他本人认为薛水平如何,只说阿尔钦告诉他,“这个青年懂经济”。

看看,从头到尾有一句真正的好话么?老张真够狡猾的。原来,翻脸的伏笔早就埋下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