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8日星期二

今日佳句

周其仁在其代表作《产权与制度变迁》的自序里写道:

也许因为头脑和心智被真实世界里有待解释和说明的现象充斥,我对在想像的约束条件下表现高超智力的学问一概没有兴趣。

经济观察报的一个采访里,这句话有个更直白的版本:

我们这一辈人,先深入了社会,有了很多观察和思考,然后才有机会接受科学训练。这样,很自然就格外关心真实世界里的问题,倾向于到书本知识以外的世界里求解。所以我对在想象的约束下表现高超智力的学问没有什么兴趣,虽然那差不多是美国当代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是经验科学,观察是基础的基础。对世事知道不多,观察很少,怎么可以成事?

中国很少有周其仁这样的经济学家,治学方式与被“美国当代经济学”殖民化了的国内主流学派大相径庭(他在UCLA拿的是历史学博士学位),却还能得到CCER与他接触过的很多学生的高度尊敬。甚至与他立场相反的崔之元,对他也绝不像对其他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那样不屑一顾(当然这里可能有同学之情在)。我读过他接替林毅夫行政职位前的大多数学术作品(这两年他对成都土地制度改革的激赏我存疑),欣赏他case study后再归纳抽象的研究进路,这其实比安坐办公室里跑回归要艰难得多。因了他对现实的把握,以及敏锐的学术直觉、判断力和解释力,他是我眼里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

4 条评论:

  1. 昨天读书首页上一篇貌似出现过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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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周其仁拿的是历史学博士?!以前还真不知道呢。

    个人认为周其仁值得称赞的地方是在研究方法上的自觉。他对研究方法的选择可能基于几个方面:个人能力、个人的研究经验、可参考的研究、数据可得情况、研究对象的稳定程度、研究目标等等。很多中国问题,恐怕都要从案例研究开始,我自己也很喜欢案例研究。

    但如果前人的研究成果很丰富,而自己的研究又不是探索性的,我觉得案例方法就不一定是首选了。

    如果数据丰富,回归也是个好开始,先看一下数据当中的相关现象,再跑出去找原因,有时候事半功倍。真正做案例的,恐怕也少有两眼一抹黑就直扑田野的吧。

    抛去个人能力和喜好一般地说,遇到一个问题,先坐下来分析问题的性质,再决定研究方法比较重要。遇到特殊情况,比如冒出个萨缪尔森这样的学生,要求他做案例或者经验研究就是造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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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fender老师说得好。周数学肯定不好,几十岁的人了,也学不动了,这很可能也是他走这条路的原因之一。不过我也很同意litz说的一句话(http://hayekist.blogspot.com/2011/01/minimum-wage.html?showComment=1296131328004#c5938043139841208431):计量分析存在的问题,是知道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不清楚关系背后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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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计量分析本身确实提供不了关系的形成机制,否则就得冒出个“计量帝国主义”来。而且不加以适当的运用和设计,计量分析连因果关系都证明不了。研究一定是要从问题出发,针对问题选择工具。

    计量是个工具,由于技术性太强,学生在学的时候容易卡在技术细节里。这样好与不好难讲,如果将来以研究为生,两年的fixed cost也许称不上不划算。最近有点自不量力地考虑有没有更好的教与学的路径,比如应该在学生学习计量的哪个阶段参与研究,有些问题凑巧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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