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8日星期三

Assorted Links

  1. Libertarianism.org
  2. 几种关于经济的典型迷思
  3. 罗尔斯+哈耶克的政治哲学: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正在罗尔斯,尚未哈耶克,待续
  4. Herbert Gintis在亚马逊上是个书评狂人
  5. 乔纳森整理的《伦敦书评》免费文章精华版
  6. Economic Principals上一篇关于哈耶克的文章提及了Bruce Caldwell,因而惊动了其本人来发表评论
  7. Karl Rove谈关于他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的五本书
  8. 诺齐克的一个访谈

2011年12月18日星期日

今日佳句

全球头号矿工(quant)伊曼纽尔·德曼(Emanuel Derman)又忏悔了一把

物理学和金融学的相似处在于它们所用到的数学语言的语法,而不在于它们二者的内容。

这句话是下面三段文字的结尾:

理论和模型不同。理论所做的是试图去发现那些维系自然世界运作的基本原理。它要的是证明,而不是理由。一个理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可以真实地描述世界是怎样运行的。只要你想一想那些关于物质的定律、有关光的方程,还有量子力学,你就会发现:它们和其他所有理论一样,只有发现,没有成因,因为它们本身即是事实。简而言之,理论是和别的事物没有关系的。

而模型,却总是和别的事物有所关系。它们是某种形式的隐喻或类比。把人脑比作电子计算机——这是一个模型;把电子计算机比作电子化的人脑——这也是一个模型。模型能做的仅仅是告诉你,某个东西很像什么,而且模型中一定存在简化,而这些简化很可能会省略这个物体的某些性质。

在经济学领域,没有“真正”的理论可言,我们能做的只有建立模型。比如说,有效市场模型就是将股票价格变化类比于房间里的烟雾扩散情况,然后用物理扩散原理来进行计算。但它已经发生了严重偏差。这样的类比是有缺陷的,它既不是理论也不是事实。要知道,物理学和金融学的相似处在于它们所用到的数学语言的语法,而不在于它们二者的内容。

是不是又有人想起哈耶克了?

2011年12月10日星期六

蛋疼

蛋疼,疼得快死了,三门问题竟然需要扯出贝叶斯公式来。更有甚者写程序模拟。只看到一个不故弄玄虚的

最初选三扇门中的一个,选任意门的获胜几率都一样,都是三分之一。比如选了A门,那么B门和C门后面有车的几率是三分之二。B和C门中的一扇(比如B)被打开,发现后面没有汽车,那么这三分之二的概率突然都转移到了C门上。选择C门的概率是三分之二,而不是和A门平分的二分之一。

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们选了A门之后知道的信息是:其中奖概率是1/3,BC两门有奖概率合计为2/3,而其中必定至少有一个无奖,主持人也将打开这扇门。因而主持人真的打开一扇空门(或者说是只有山羊的门)这一行为,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信息,不存在先验后验的问题,根本用不上贝叶斯法则,BC两门作为一个整体,中奖概率仍为2/3——亦即现在剩下的那扇门中奖概率为2/3,从而更换选择在概率意义上更合算。不明白人们吵得那么复杂是为什么。

2011年11月20日星期日

今日佳句

来自哲学合作社上叶峰一个访谈

我个人认为,维特根斯坦哲学,就是因为哲学家们放弃了二元论但在认知科学兴起之前又无法想象大脑中这一千亿个神经元如何工作、如何会思考,由此才产生的一种哲学。

其实这只是整个访谈中不太重要的一句,用来凑合博文标题的。我觉得有价值的内容摘录如下。黑体是我加的。

就目前的哲学研究来说,我个人最不满意的还是,很多哲学研究者不够重视科学知识,尤其是不能全面地、均衡地重视我们所有的,从物理学到进化论和认知科学的知识。很多遵循中国哲学传统、佛教哲学传统、欧陆哲学传统的哲学研究者,不能正视科学知识,甚至对科学过分无知。这种对科学的忽视甚至无知使得他们的很多论断显得很幼稚、无趣,就像有了现代物理学以后再去看古希腊物理学中的一些争论一样。即使在分析哲学内部,很多人也不能全面地、均衡地重视科学知识。尤其是很多人忽视现代认知科学关于我们自己如何获得感官和知觉印象、形成概念、思考、使用语言、行动等等的知识。五十年前我们对自己如何获得感官和知觉印象、形成概念、思考、使用语言、行动等等,还只能靠哲学上的内省、思辨来研究,但今天的情形已经很不一样了。认知、语言使用和行动的主体不再是一个不透明的黑匣子,一个神秘的“心灵”。我们已经可以开始以科学的方式去研究感觉、知觉、概念、思想、语言使用、行动等等,即我们可以提出关于大脑的认知结构的假说,然后在这些假说的基础上仔细分析感觉、知觉、概念、思想、语言使用、行动等过程,分析它们的构成成分,描述各成分的功能,它们的相互作用方式等等。这将比传统哲学中基于内省的思辨要更深入、细致、丰富得多,也更难、更有挑战性得多。这将使得我们有可能构造足够复杂、深入的,有足够实质性内容又足够精确的理论。与之相比,传统哲学中仅仅基于内省的理论就要显得简单肤浅、模糊、缺乏实质性内容了,显得幼稚了。即使你坚持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除了认知科学之外还有一个独立的“哲学维度”,你也不得不承认认知科学提供的是硬证据、硬知识,是你的“哲学维度”要适应认知科学而不是相反。而且,随着认知科学的研究越来越细致、丰富,我很怀疑那个所谓“哲学维度”对我们的认知、语言使用、行动等等还能说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将面临的是,对认知、语言使用和行动的传统哲学研究从哲学分离出来,这一波新的哲学科学化潮流。回过头去看,所谓“哲学的语言转向”其实是个逃避,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分析思考心灵或认知主体的基本认知能力、构成成分等等而做逃兵,转向考察表面上更看得见摸得着的语言。但毕竟是一个心灵或主体在使用语言,将心灵或语言使用者当作一个不透明的黑匣子,不打开它,不假设它的结构、成分、各成分的基本功能等等,不可能对语言使用有真正彻底的解说。

就学习态度、方法来说,我个人认为,在学习哲学中很重要的是要摆脱崇拜心理。我自己一开始也是因为相信哲学是最深奥的学问,哲学家是最深刻的思想家,才对哲学产生兴趣。后来才慢慢失去了这种崇拜心理,转而以平常心对待所谓“伟大哲学家”。崇拜心理会使得一个人对各种哲学理论失去健全的判断力,失去质疑、分析、批评的动机,也使自己的眼光和知识领域变得狭窄,除了自己崇拜的某个人的著作,对其它知识都没兴趣去了解,最可悲的当然是陷于一些明显是荒诞、无聊或肤浅的理论而自以为那才是最深刻的。简单地说,一开始就不要相信过去某个“伟大哲学家”会有后人不可超越的智慧,使得自己只能战战兢兢地去领会他的思想,而不敢想象批评、超越他。其实人的智商大都相近,没有太大的差别,而后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过去的所谓“伟大哲学家”看得更远、更清楚、更深刻,这应该是常态。不会有什么经过了几十年的广泛研究、评论还不能被人理解的深奥思想。……哲学上的一个所谓革命性理论,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很快就成为一个常识性的观念,可以很简单地陈述,不论正确与否都没有什么深奥难解之处。而这些哲学理论往往缺乏清晰的、经得起推敲的细节,它们显得深奥仅仅是因为没有一个细节是清晰的、经得起推敲的,一旦深入细节一切就都糊涂了。理论的开创者本人也只是糊里糊涂地说说那些细节,继承者们不能将其发展,将其精确化、清晰化,而只能尽力“阐释”那些糊涂话,这让那个理论显得很“深奥”,但其实这是个误会。精确加复杂度才是真正的深奥,而模模糊糊中的“深奥”其实是自己心理投射的结果,只是自己在想象模模糊糊中有什么极其“深奥”的东西,然后就信以为真了。

学习哲学史有两种方式:钻研原著和阅读现代的阐释性教科书。我相信除了一些很极端的情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必要钻研原著,那是浪费时间,而且对现在的很多哲学学生来说,这已经是极大地浪费了时间。假设教科书中对一个经典哲学家的思想已经有十种不同的解释,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哲学问题而得到启发,那么这十种不同的解释中究竟哪一种最符合那个哲学家的原意,这一点完全不重要,很可能是不符合原意的一种解释才是有启发价值的。你也不必担心原著中还有什么这十种不同的解释都没有挖掘出来的宝藏,那种概率太小了,完全可以忽略。所以完全不必担心别人嘲笑说“你没读懂xxx”或“你误解了xxx”。因为xxx的本意究竟是A还是B、C、D等等,这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A、B、C、D本身有没有道理,有没有启发意义,有没有人反驳或改进过它们。重要的恰好就是找出多种可能的、更清晰的、更进一步的阐释,因为原著的作者很可能根本就没想得那么深、那么清楚。这是放弃了崇拜心理后学习哲学史的方式,即不必假设原作者一定有什么最深奥、最深刻的,隐藏着的思想。那种“没读懂xxx”或“误解了xxx”的担忧是假设原作者天然地高过我们许多,需要我们战战兢兢地去领会。其实更大的可能是相反,原作者本来就不清楚,而经过了许多年、许多人的分析、探究后,各种不同的对原作的解释已经远远地超越原作了。

传统哲学显得不同于且独立于科学,都是因为假设了科学不能完全描述的所谓“主体”,这或者是明确的二元论者所说的灵魂,或者就是模模糊糊地称之为“主体”的东西,但他们显然不认为这个“主体”仅仅就是自然事物、生物-物理系统,因此才有了所谓先验哲学,也才有了分析哲学中从“主体”的角度看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各种内在论与外在论之争、先天真理、deflationism等真理观、对content的各种思辨、对形而上学必然性的思辨,等等等等。如果认知者、语言使用者、行动者、生存者仅仅就是自然事物、生物-物理系统,那么这一切争论都需要重新考查过。其中一些问题因为预设了虚幻的、不存在的“主体”而变得无意义了。(对于有错误预设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回答“是”,也不能回答“否”,只能指出那个问题的错误预设。)其它一些问题可以重新表述为科学问题。剩下的哲学问题就仅仅是:究竟还有没有所谓“主体”?

2011年11月10日星期四

【译文】“庞氏骗局”尚不足以概括社保之恶

原文:“Ponzi Scheme” Doesn't Quite Cover the Evils of Social Security

共和党初选现在成了关于社保的选战。德州州长Rick Perry一如既往地指责社保项目就是个庞氏骗局。而Mitt Romney试图靠为社保辩护来重振其竞选势头。Perry一马当先且支持率还在上升,看上去这会是大选的一次预演。

那么社保是个庞氏骗局吗?就其本身来说,是,但这还没完全概括其性质。实际上,社保远比庞氏骗局更恶劣

将社保项目比作庞氏骗局,既准确又必要,因为这样就捕捉到了它经济上根本的不可持续性。庞氏骗局不可持续,因为其承诺的回报背后没有相关的生产性投资,而仅仅是由其不断招揽更多新傻冒交钱的能力来支撑的。有人说社保不是庞氏骗局,因为它有权力强制吸收新的付款人。但那也没法保证这种算术能行得通。打从一开始,社保的付款人数与受益人数之比就一直在下降。这些数字众所周知,Charles Krauthammer又把它们给精炼了一下:“1940年社保开始按月发放时,每位退休老人由160个职工供养。1950年,这个数字是16.5个;今天,3个;20年后,只会有2个。”

Krauthammer接着描述了其后果。为了让骗局继续下去,必须从每位新入局的受害者身上榨取得越来越多:“1940年,一般的职工只要交出他工资的0.2%就能维持当时退休人员的生活;195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今天,11%;20年后,会是17%。”与此对应,社保项目返还给每位新付款人的越来越少。恰如Andrew Biggs所见,这是社保与庞氏骗局的又一个相同点:

和庞氏骗局一样,社保项目给早期参与者投入的资金带去了惊人的回报,因为他们只给社保体系交了区区几年的钱,却能在退休后一直享受收益。1950年退休的人按其纳税额计算获得了20%的年收益率(恰好跟Madoff对其投资者承诺的回报一样)。

一位1950年出生的工薪收入者在这个体系中会得到大约2.2%的回报率,这比受担保的政府债券还低。而今天开始工作的人,回报率只会有1.7%左右。

在不远的将来,这个回报率会变成负的。也就是说,社保带给每个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的前景,是未来40年的无谓损失。这么看来,社保项目强迫新人加入的权力,让它变得更坏。至少,一个私人性质的庞氏骗局会自生自灭。当受害者发现自己被骗,骗局就完蛋了。但社保是你无法逃脱的庞氏骗局,就好像Bernie Madoff东窗事发之后被提升为了财政部长。

这让我想到社保与庞氏骗局最关键的相似之处。Krauthammer和Biggs都认为,社保的初衷不是欺骗。他们大错特错。社保不是个真实的投资项目或者保险计划,因为其税收收入没有投入生产性的实业,而是马上就被花掉了。但从一开始,它就是被包装成貌似正常的退休金计划来推销给美国人民的。就连一群南卡罗莱纳州的茶党支持者们都这么看待社保体系。他们告诉记者:“我们在社会保险里投了钱的”,“它不是政府补贴(entitlement),它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还有,“那就是我投入社保的钱——我有权拿回来。”

这些人是几十年来这场惊天大骗局的受害者。在经济意义上,实际情况是,他们掏给社保的钱早就没了——而法律现实是,他们以为自己应得的利益根本不属于他们。法庭裁决已经明确,政府没有义务给他们什么,除了国会选择付给他们的无论几个子儿。

残酷的真相是,社保的受益人们被忽悠相信他们只是在拿回一份退休金计划里属于自己的钱,但其实他们只是又一群福利领受者。他们拿到钱不是因为他们在投资账户里有钱,而仅仅是因为华盛顿的政客们为了取悦压力集团,用福利来买他们的票罢了。

如果社保真的是个福利计划,那它可谓是史上最没必要的福利项目。这个体系的主要受益人是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根据定义,是社会中不需要福利的一部分人。将中产阶级与穷人区分开来的标志性特征就是,他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为自己买单,自力更生。

中产阶级能挣够钱养活自己并且积累起储蓄。这正是社会保险的邪恶之处。它公然反对和阻碍储蓄,特别针对中产阶级。

富人和穷人往往能逃脱社保之害。富人的收入超出了工资税上限,所以只有相对很小的一部分被社保征税。穷人有多种税收减免,如将社保税返还他们的收入税抵扣。但中产阶级无处可逃。他们没穷到能获得税收减免,但他们所有或大部分的收入都要缴全额工资税。他们在全部工作年限内都会看到收入的13%(算上雇主承担的工资税份额)从工资单上被吸走。

想想这个数字,13%,再把它跟全国的储蓄率——普通人将其收入置于真实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中的百分比——比一比。在多年徘徊于0(并在金融危机之前短暂地低于0,也就是说,储蓄净值为负)之后,全国的储蓄率一度爬升至7%,现在位于5%附近。社保压制了这个数字,一方面直接攫取了中产阶级职工13%的收入,令其无法转化为储蓄,另一方面是通过诱骗潜在的储蓄者们以为自己已经为退休生活存下了钱。压低储蓄率导致中产阶级私人财富大规模缩水。而对整体经济来说,这意味着主要的资本生产阶层提供的资本大规模地流失。

这就是社保将自力更生的大多数变成又一个福利国家压力集团的机制。中产阶级职工本可以通过勤奋储蓄变成“隔壁的百万富翁”,现在却被鼓励成为隔壁的福利寄生虫。

如果你觉得这只是巧合或者“非意图的后果”,再动脑子想一想。社保的守护者们拼死阻拦了所有可能会将中产阶级排除在社保体系之外的改革。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那么激烈地反对会减少小康人士所得收益的“经济状况调查(means testing)”,这也是为什么政客们在70年代投票让社保收益随工资增长而非按通胀调整。他们不希望社保变成仅仅让老年人摆脱贫困的最低保障项目,因为这样一个项目与中产阶级的福祉无关。这个体系的支持者们下决心要让中产阶级依赖上社保,因为这能让后者成为大政府永远的后盾。

中产阶级经济上的独立地位总能给腐败和暴政体制制造麻烦。其他的社会阶层都很容易被收买。最富的人能通过裙带关系被搞定(想想Jeff Immelt和通用电气),而穷人可以被利益许诺所诱惑和煽动。但社会的另一部分,中产阶级,人数够多也够有钱,可以不听国家的话,保持独立,让嗜权的统治者芒刺在背——直至中产阶级福利国家的降临。

这让我们看到社保的终极之恶:它给我们的政体带来的严重破坏。如Robert Samuelson最近观察到的:“1960年,国防是政府的主要职责,占联邦开支的52%。2011年——即便身处两场战争之中——它也仅占20%,并且比例还在下降。而社保、Medicare、Medicaid和其它退休项目构成了非利息联邦支出的大约一半。”联邦政府的主要工作曾是保护我们的生命和财产,现如今变成了给不工作的人送支票。

于是乎我们有了一个极具欺骗性并且不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它压制个人的资本积累和整体经济的增长,让自足的多数人蜕化成了跪在国家脚下的乞求者。这整个体系在智识上是不诚实的,在经济上是毁灭性的,在道德上是败坏的。

仅仅是个庞氏骗局吗?真是那样我们就太走运了。

用典型政客的话来说,我们将要开展一场“全国大讨论”,讨论如何以最佳和政治上最为妥当的方式结束这场骗局。但无论如何它就是一个骗局,一个无耻的谎言,我们越快摧毁它越好。

2011年10月22日星期六

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就像我们一直以来看到的,目前一部分企业出现的信贷危机被媒体和政客过分放大了。的确,对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完全与小贷公司的所谓 “高利贷”绝缘似不太可能。不过理性尚存的企业主们都知道,两分以上利率的小贷只能贷上半个月用于为银行贷款过桥;靠它来为日常经营活动融资,毫无疑问是找死。盲目多元化、参与房地产投机甚至涉赌的企业主显然不在此列,他们是最有动力靠民间贷款饮鸩止渴的冒险者,自然也就是这一轮民企危机的主角。而倚靠自己熟悉的融资方式并老老实实专注于主业的企业,其实并不容易出事。当然,存货肯定增加了;下游厂商、经销商给的现金肯定少了,票据肯定多了,贴现也更难,应收账款明显膨胀;银行贷款能不减少就不错了;原材料说不定也贵了——说是祸不单行倒也并非不妥。但在眼下这种流动性紧张的时候,一般来说它们最差也就是暂时停产或半停产,大部分咬咬牙还是能扛住。

说到底,经济其实算不上明显恶化。除了缺钱,毛病都是老毛病。至于缺钱最严重的后果,上面也说了, 主要是投机者在担。看看制造业就知道:民工还荒着,能招到工的,工资比去年涨了一成多,说不定还得改善居住等条件,再给三金;用电也很紧张。服务业活得比制造业更轻松。很难看到多少经济放缓的迹象。股市的惨状,是大家抽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向企业输血的结果。虚拟经济里的钱回流到实体经济,不是什么坏事。另一方面,既然眼前这只熊来自资金面而非基本面,不正好是价值投资者的机会?

2011年9月10日星期六

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随记

Goldwater注意到,很多骨子里是保守派的人,竟然觉得有必要为此抱歉。尼克松认为共和党候选人应该做经济上的保守派,但同时是个conservative with a heart。(我们后来还能看到小布什的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你有没有想起汪丁丁的“复杂的自由主义”呢?)艾森豪威尔说,他在经济问题上是个保守派,但在人道问题上是个自由派。还有些共和党领袖自称“进步主义保守派”(progressive conservative)。Goldwater评论道,这标签也忒奇怪了,它暗示一般的保守主义是反对进步的。但事实上正是在保守主义原则被尊奉的时代,美国取得了最大的进步。自由派标榜自己有人性关怀,污蔑保守派只会维护经济特权地位。然而

Conservatism is not an economic theory, though it has economic implications. The shoe is precisely on the other foot: it is Socialism that subordinates all other considerations to man’s material wellbeing. It is Conservatism that puts material things in their proper place—that has a structured view of the human being and of human society, in which economics plays only a subsidiary role.

The roo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servatives and the Liberals of today is that Conservatives take account of the whole man, while the Liberals tend to look only at the material side of man’s nature. The Conservative believes that man is, in part, an economic, an animal creature; but that he is also a spiritual creature with spiritual needs and spiritual desires. What is more, these needs and desires reflect the superior side of man’s nature, and thus take precedence over his economic wants. Conservatism therefore looks upon the enhancement of man’s spiritual nature as the primary concer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Liberals, on the other hand,—in the name of a concern for “human beings”—regard the satisfaction of economic wants as the dominant mission of society. They are, moreover, in a hurry. So that their characteristic approach is to harness the society’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ces into a collective effort to compel “progress.” In this approach, I believe they fight against Nature.

保守主义不会过时,也无需遮遮掩掩或者加各类修饰语,正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不会过时。与时俱进的只会是保守主义原则的应用,而不是原则本身。

由于自由关涉人格(并且知识和社情民意分散在各地),中央政府违宪越权来包办福利,而不是尊重州权、地方自治权和个体自由,由社区和私营机构给予仅属必要的救济,会腐蚀人民的独立意识,让他们一步步地愈加依赖官僚体系,崇拜权力,使国民精神堕落下去。类似的联邦政府越俎代庖的恶劣例子,还有农业补贴和教育问题。“州权”理念的衣钵,后来由为他站台而声名鹊起的里根继承,但没能真的力挽中央集权化的狂澜。时过境迁,如今美国的要命窟窿,是医保等支出了。

Goldwater当然反对带有强迫性质的工会,仅赞同自愿参与并组织活动的工会。有意思的是,他认为工会和企业都只是商业组织,前者负责为会员议价,后者就是替股东赚钱,都不该和个人一样被给予政治捐款的资格。在本书最后一部分,他还对支持冷战的对外援助作了堪称苛刻的限制。这些,都是他与今天主流保守派的重要区隔。

2011年8月22日星期一

Assorted Links

  1. PoliEcon.com
  2. Danziger Cartoons
  3. Let A Thousand Nations Bloom博客
  4. Prospect和Foreign Policy杂志评出的全球百大公共知识分子
  5. Paul Romer在TED宣讲他的Charter City计划
  6. 出人意料,Barry Goldwater是Bob Dylan最喜爱的政治人物
  7. 基本上,具有救助弱势群体的良好意愿或被宣称具有这等良好意愿的政策,最后极少不是有利于权贵,同时有损底层利益。这不是该政策尚可修补的bug,而是让政府在裁决正义之外承担其不应承担的解决所谓“社会问题”的功能时,必然伴随的特征。所以,真关心穷人,就别轻易主张通过政治过程来做事。学学乡建派。

2011年8月7日星期日

今日佳句

来自小白兔吃猫饼干

良知是一个应该被右派牢牢抓在手里的词汇,捍卫自己和他人人身与财产的权利,至少不去侵犯;捍卫契约的价值,至少不主动违反;捍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就是最基本的良知。一些右派因为看到社民派喜欢吹牛逼,就主动把良知的名号拱手相让,宁可抓一个“经济学”在手头,实在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的确,这些是植根于人类文明传统中再自然不过的道德准则及其衍生物,遵奉者们完全无需羞愧。反过来,以此观照,时刻不忘觊觎他人财产的马教徒和社民党们的道德水准才真正是及其低下的。贫富差距问题便是一例。

2011年7月23日星期六

Exporting like China

吸引我来读这篇多少有点轰动的Growing like China的原因,是它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解释。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一直认为,那是人民币自然的升值趋势被刻意压制的结果。但这种主张必须面对实际汇率为何调整不力的问题,用这篇AER论文三位作者的话来说:

How is it that China grows at such a stellar rate and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es its foreign surplus? Some commentators have tried to explain this puzzle by attributing it to government manipulation of the exchange rate that holds the value of the Chinese currency artificially low. This argument is controversial, as it attributes a long-standing imbalance to a nominal rigidity, without explaining why the peg of the nominal exchange rate did not trigger an adjustment of the real exchange rate through inflationary pressure.

其背后的教科书逻辑是,压低汇率带来的顺差导致外汇占款投放,进而货币超发,通胀加剧,物价会被抬高至大致消除顺差的水平。有道理,但此说亦有可细究之处。如果新增货币流入贸易品市场的不多,也没有让工资高到大部分出口企业都撑不下去,而是更多地集中在了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大幅拉升了资产价格水平,则何如?另一方面,如易纲多年前就注意到的,中国大量沉睡着的资产在市场化进程中资本化,成为吸引货币的池子,使得通胀率可以明显低于货币增速减经济增速所得值。所以,汇率的故事,也许换了个分支结局之后依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成立。

不过如我之前想到过的,顺差可能与金融体制有关,否则高储蓄率与高投资也有可能并行不悖,没有贸易盈余的空间。这个问题上该篇论文恰好也是同一思路:

The combination of high growth and high return to capital, on the one hand, and a growing foreign surplus, on the other hand, is puzzling. A closed-economy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predicts that the high investment rate would lead to a fall in the return to capital. An open-economy model predicts a large net capital inflow rather than an outflow, owing to the high domestic return to capital.

于是我们现在可以听到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具体来说,文章假定存在两种治理机制不同的企业,分别就是国企和私企,并引入外国债券利率R作为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银行吸收居民储蓄,并可将其分配于国企、私企或外国债券,三者的回报率当然要相等。但私企在银行这里无法得到与国企同等的待遇。文章的说法是:Contractual imperfections plagu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s and entrepreneurs. The output of E firms is nonverifiable, and entrepreneurs can only pledge to repay a share η of the ... profits. (其实我不太理解这个参数为什么要如此设定。)略过一些细节的话,国企会投入资本(包括向银行贷款)直到资本的边际产出与R相等,进而由劳动的边际产出得到均衡工资。私企根据这一工资水平确定雇佣多少劳动力,其余人归国企。而由于被金融中介歧视,私企只能主要依靠内部融资,资本投入相对不足,回报率还高于R时便不得不停止投资,所以无论是资本-产出比还是资本-劳动力比,都较国企为低。因此,随着经济从完全国有成分开始转型,国企虽效率低下,但凭借在资本市场的优势,尚能退居资本密集型产业,私企则主要为劳动密集型。而当国企渐次离场,从而减少雇员时,私企雇佣起这些劳动力,并不能吸纳同样多的资本。多余的储蓄就只能由银行购买外国债券来获得回报,在国际收支帐户上便体现为顺差。这的确是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好故事。

此文发表时更技术性的附录并未真的附于文后,不过可以在AER的网站上下载

2011年7月10日星期日

一个帖子下关于哈耶克的回复

谈及政府干预问题,我觉得吧,还是要把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那些人区别开来,不要像好些弱智左派一样,根本搞不清楚他们各自都说了些什么,就笼统地归到什么“新自由主义”里面去。弗里德曼他们大体上也反对政府干预,但理由基本可以概括为:人足够理性,足够聪明,所以我们知道政府干预不会有好结果。比如,货币当局想靠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弗里德曼会说,很大程度上凯恩斯说的货币幻觉是不存在的,人有那么傻么?他们看到央行增加货币发行量,难道不会调整对通胀的预期么?这么一来除非央行出其不意地动作,否则骗不到老百姓。所以被预期到的货币政策没用,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是垂直的,这种干预对就业率的影响无效。

哈耶克刚好是反过来的:人没那么理性,没那么聪明,在复杂的世界面前我们的知识有限得可怜,不得不采用大大简化的认知模式。并且我们每个人都拥有难以为他人所知的,特定时空环境下的个体知识,其中甚至有不少根本无法言传,可称之为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及其所处的自由社会,就是一个利用分散于无数个体中的特定知识的场合,而这些知识不可能为一个头脑或一个小集团中的若干头脑所全部掌握。以价格为代表的信息传递机制,使人们无需掌握其他人的大量个体知识,就能根据这些简单的信息来调整自己的行动,协调社会运行。因为理性有限,知识有限,人们当然会犯错误,但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人们会学习,会在学习中磨练、改进自己的理性和能力。

如果政府官员和立法者的动机足够善良,知识足够丰富,能力足够强大,那么逻辑上我们无法事先否定政府干预可能有效。但是显然,这三个前提都很可疑,因为他们也是人。哈耶克太儒雅,轻易不会质疑他人的动机,无论是左派知识分子的还是当权者的。但他毫无疑问地对后两个前提高度怀疑。如果有人举出市场失灵的真实例子,哈耶克估计不会不承认。在他看来这是正常的,毕竟我们的理性和知识都太有限。一个人(比如医生),完全可以在他的客户能够自由地掉头走开的情况下依然靠后者的无知大赚一笔(虽然他可能只是随行就市,主观上没有恶意),从而“坑”了别人。人也有可能缺乏自我控制,拖延工作或者储蓄过少,从而“坑”了自己。而哈耶克会问,如果像你们说的,人在各自可以自由选择时就已经是这个样子,那么让他坐到可以强制别人的位置上,让他替别人做决定,情况会更好吗?如果他的客户现在连选择别家的自由都没有了,待遇是否反而会改善?如果人连自己都管不住,是否能指望他更好地指导别人的生活?进一步地,如果他要管理的人成千上万,他能否掌握这么多的知识,拥有这么强的能力?当然,不是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是否定的,但是显然,我们需要充分强的理由,比让人们自由选择的理由要强得多得多。(并且不用多说,在不同的问题上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如烈性传染病来临时就与平时不同。)

更何况,即便我们在某个问题上的知识足够可靠,那也未必构成干预的理由。科学家也许会告诉我们,一般人每晚十点半睡早晨六点半起是最合适的,晚睡晚起有损健康。但大多数人应该都不会认为,有必要立法规定全国人民按照这一时间作息,到点儿就宵禁。人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不是所有人都把健康当成生活的头等目的。国家不能将某个特定的具体目标强加于全社会。治国也就不可能是个给定目标下的工程技术问题。

如果要提取出哈耶克学术生涯的一个关键词,那最好的选择不是“自由”,而是“知识”。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得足够多所以需要自由,而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太无知,所以不要狂妄地试图操纵他人的生活,那会是致命的自负。作为自由的卫士,哈耶克的境界当然是比弗里德曼高出一大截的。

2011年6月26日星期日

学术市场

看到有人向奥派人士发问,为何在绝大多数问题上推崇市场的他们,却会抱怨学术市场竞争所形成的奥派被边缘化的局面。这让人哑然失笑,分不清提问者是真傻还是装天真,毕竟在经济学论文首页的致谢脚注中看到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之类的说明应该并非罕见之事,就算读论文真把人脑袋读木了,也不至于不记得这一点吧。官方资助自有其标准,钱是最好的指挥棒。无论是从方法论还是政治立场出发,都很难想象政府会像支持看起来貌似更“科学”也更能提供“做点儿什么”的政策建议的主流经济学一样,以同样的力度支持奥派经济学家生产知识。

当然,难以得知学术界这类政府资助的准确规模及其与私人赞助的比例。不过我们不妨先看一看或可被称作学术下游市场的经济学家就业市场。以美国为例,2008年时,仅联邦政府的劳工部就雇佣了1262名经济学家。总体上,就那一年来说,除去在学校里教书的之外,有多达53%的经济学家就职于各级政府(这应该还不包括间接为政府提供服务者,如智库研究员等)。更具体地,经济学家们的前五大雇主中的一三五分别就是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其中联邦政府雇佣的经济学家是第二名管理咨询服务业的两倍多。如果一个行业在执行自我再生产功能所必需的教师之外,政府包揽了超过一半的就业,我们实在不好声称,这是一个大体上摆脱了政府有形之手的市场。就政府作为就业去向而言,比这比例(53%)更高的就业市场还有几个(中国的党校毕业生除外)?

这还没完,别忘了国际组织。据邹恒甫透露,世界银行有逾万名经济学家,虽然名称可能有所不同(有理由怀疑采访者多写了一个0,但1300显然也不是个小数目)。IMF呢?如果按照出资比例计算,美国政府总共养了多少经济学家?还有,美国大学培养,最后被其它国家的央行、财政部要去的呢?很让人好奇啊。

既然下游市场的需求如此,上游市场作为供给方,即便本身没拿太多政府的钱,其面临的激励恐怕也早就算不上多么不沾政府的凡尘了吧。那么经济学学术市场的“竞争”,究竟应被视作怎样的竞争?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样的“竞争”下所形成的“市场”格局呢?

Update: 对经济学教授们的收入来源结构我不太了解。不过研究教育问题的慕容飞宇兄在评论区说:

最大的那块应该是大学教授吧。大学教授其实也基本上是政府养的。因为公立大学的存在,私立大学现在也严重依赖于政府拨款了。

不知有没有行内的朋友能提供进一步的信息来确证或否证这一说法。

2011年6月14日星期二

地方竞争与央地分权

由秋风这篇《欢迎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的竞争》联想到最近读过的《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一书。该书总结了13世纪后英国普通法的几个要素:

  1. 以地方王室法院或中央王室法院为核心的明确的、统一的法院体制
  2. 有关土地占有的大量实体法
  3. 土地案件中统一的诉讼形式
  4. 对侵害人身和动产的违法行为加以分类
  5. 采用陪审团对刑事案件进行裁决

作者特别强调了“普通”(common)这个词中“普遍的正义”这一层含义。在一个根本性而非技术性微调的意义上,每个人必须受到覆盖全国范围的法律的平等保护。也就是说,法下的权利平等,不仅仅是针对不同身份的个人而言,也需要不同地方的司法裁决遵循同一准则。这就意味着,司法体制不能太过地方化,以至于成为地方权力的工具,即便国师们为其戴上了“地方竞争”或“联邦主义”的高帽。试想一下,一个自身不分权,也在司法等事务上很大程度上不受外部干预的“地方”,其实未始不能被看作一个小号的集权“中央”。秋风还曾经声称,“‘封建’跟‘专制’是完全相反的两样东西”。可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在某一方面,比如打老婆问题上,权力最终下放到了家庭而排除外部干预,那么单就这件事而言,以家庭为最小单位的封建和家庭内部的专制一点也不矛盾。不要笑,想想150年前美国爆发南北战争的主要原因与此是否有些相似。

就英国当年的司法改革而言,普遍而平等的正义是通过令状制度、王室法院和巡回审判来实现的。(神明审判和决斗裁决逐渐被陪审团取代亦是重大成就,但那更多地是技术上的。)显然,不能排除国王有借此敛财和扩权的双重动机。但关键在于,人们在地方法院之外有了别的司法救济渠道可供选择,审判由此可以更好地隔绝地方专制权力的影响,更接近普遍正义。在更广的意义上,司法体制一定的中央集权化反而是分权:原本集中在地方贵族手中的各种不同的权力,被分散了一部分至中央。随着司法改革及由此而来的法律人职业化、独立化,英国人的自由也扩展了。依此来看,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院是中国司法改革停滞倒退后唯一的亮点。而在重拳“打黑”的重庆,我们看到的是地方化推动社会进一步远离普遍的正义。

所以,比地方竞争更重要的,是地方与中央之间权力的去中心化和相互平衡。无独有偶,这也是美国复合共和制的精髓,只是进入20世纪后天枰失衡,过分歪向了联邦政府。还是那句话,自由往往是在不同权力的夹缝中生长出来的。独大的权力,无论是掌握在中央抑或地方手中,都极有可能是自由之敌。

2011年6月11日星期六

应求给出Project Syndicate英文版的全文种子

http://feeds.feedburner.com/Project_Syndicate(Google Reader用户点这里

读者也可选择先前已放出的中文版。内容似乎较英文版略少,也略迟。

另外,David Brooks重新开博之后我做了个他的专栏和博客的合烧种子:

http://feeds.feedburner.com/DavidBrooks(Google Reader用户点这里

不知为何,纽时尚未禁止这类爬虫抓取文章内容。幸甚。

2011年5月27日星期五

今日佳句

Harvey Mansfield论中立病:

A partisan tries to make himself consistent, and thereby exposes himself to the charge of inconsistency. But the centrist—for whom I have no great admiration—merely picks what he likes. He cannot decide between low taxes and more programs, and votes for both. His centrism is nonpartisan without any partisanship behind it; it lacks the public-spirited anger of a partisan and reveals the weakness of a neutral. His vote may decide a contest, but others will decide its meaning.

其实这并非今日,甚至不是今年,而是出自去年的一期The Weekly Standard。曼公的文字气场很足,且是凛然的正气,不像一些中国特色的施派,满纸邪气。对他这篇文章所谈的Glenn Beck,假高明装超越的中立病患者大概是不屑的,比如很多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们在别人说“强奸是错的”时估计会想:“我的头脑可不像他们那么简单、极端、不客观不中立,决不能这么人云亦云,“任何一种立论都可能遭受攻击和驳斥”,我一定要构想出一个强奸有理的例子来”。再扯远一点,普通人错了被指出,最多耍耍无赖,说:“老子就……了,怎么样?不服?”轮到知识分子,那你就别指望消停了。他们一定会编出天花乱坠的说辞来让自己正当化甚至崇高化,比如90年代初放弃异议立场转向国家主义,但死不承认自己其实只是和大部分人一样没胆量进秦城,如今又变身国师大捧“中国模式”的那些。要知识分子们说句人话、实在话,比试图用自己的PC生成Bitcoin赶超盖茨的身价还难。)但曼公丝毫不掩饰对Beck的欣赏:

Glenn Beck is a kind of libertarian, and he has made a fair amount of money. But he rejects the private life that libertarians seem to recommend. He goes public with his distrust of everything public and thus requires libertarians to march behind patriotism, religion, and honor—all things not in your immediate self-interest. Though not an educated man, he seems quick-witted: When he discovered that in choosing the date of his rally he had stumbled upon the anniversary of Martin Luther King’s great speech, he quickly adopted the coincidence as if he had intended all along to celebrate King for restoring honor to blacks in America.

2011年5月22日星期日

Mental Accounting

莫志宏发文质疑经济学里“沉没成本”概念的运用。她说经济学家们容易“将那些针对当事人的概念同这些概念在具体的经验场景中的实指对象混淆”,有点道理。分不清模型和现实的人很多。如有位经济学家否定刘瑜学术工作的方法论时就说她“达不到更深层的理性选择的行为研究,对事件的各方动机与冲突分析不足”。然而政治参与者(及其他各种主体)的“理性”,只是个编模型混饭吃用的假设,至多可以说他们仿佛(as if)在理性地行动。他们实际上理性与否,动机为何,除了他们自己和心理医生,谁能知道?不过莫老师把这个毛病推广到“整个经济学界”,就误伤了好人。Richard Thaler提出mental accounting有三十年了吧,关于人们实际上如何看待沉没成本的实验已经很多了。

其实mental accounting这个理论里还包含很多其它内容。在此之前,弗里德曼为了反驳凯恩斯主义而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说猜测,人们会根据人生中的全部收入平滑自己各期的消费,不会使其因为当期收入的波动而出现明显差异。两个自然的推论是,退休前后的消费变化不会太大,而是否参与养老金计划也不会对当期总的储蓄有太大影响。但事实是,人们退休后立即而明显地减少了消费,另外参与退休金计划者并没有“理性”地减少自己其它方面的储蓄以保证当期消费大致不变。事实上,Thaler与合作者还利用人们的另一“非理性”特点,即status quo bias,设计了以Save More Tomorrow为名的,在自愿基础上通过设置默认选项来促进员工增加养老金的实验,运行良好。这也让他和Cass Sunstein有自信提出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主张。这样的个人账户,和Ptolemy兄批评的中国所谓“个人账户”当然完全不同。我同意Ptolemy兄的分析,强制征收并且主要投资于国债最后财政兜底的养老金,看清了说白了,翻来覆去其实也就是强迫我们买国债养政府,最后还钱的时候再收税搞点再分配。并且,真替老百姓的退休生活着想,就不会出现储蓄负利率和严格限制居民投资渠道这样的事了嘛。

2011年5月17日星期二

感慨

看了罗小贱兄推荐的这个帖子,草草说几点。

  1. 前些年施特劳斯害了不少人,张口闭口“城邦”、“哲人”。这两年,好像轮到齐泽克和陆兴华扩张地盘了,带出一群漂亮话一套一套,而话里要么空乏要么暴戾的徒子徒孙。我们这一代最聪明的头脑似乎不幸也在其中。知识分子追求与众不同和赶时髦的欲望,真的不能低估。
  2. 虽然漂亮话接二连三,引用语繁花似锦,但是正像帖子里有人说的,可以从中看出他们小时候所受红色教育潜移默化打下的底子。当然,我也不是第一次提这个看法了。也当然,在某些人看来,当时的教育并没有错。不过我想,话总是可以说得明白一些,时髦的词少用一点,酸不溜秋的文人腔少摆一点,让大家尽快透过包装看到底色,再看有没有聊下去的必要,于人于己都方便。
  3. 这个帖子愈发让我赞同这个说法:一个民族的落后不在于民众的落后,而是因为精英的落后。知识分子总是想求新,然而是两码事。知识分子也喜欢追逐“深刻”,自然,“深刻”正确,也不是一回事。若是有知识分子看到这里,怕是又要反驳落后、对、正确这些词背后的“霸权”了吧,呵。没办法,什么是改不了吃什么的。
  4. 上面的“深刻”加了引号,因为大多数情况下那都只是看上去深刻而已。阿克顿勋爵妇孺皆知的“权力易于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腐败”这样的话,才是真的深刻,正确而深刻,但不招那些一直往前狂奔,昨天谈施特劳斯今天读阿甘本的知识分子们待见,因为此言虽是真理,但好像不够酷,说的人也很多,显不出知识分子借以凌驾于大众之上的高明和超越来。
  5. 知识分子们似乎不愿接受,世上有“不得不”的时候。虽然,单就帖子而言,吴亮为美国投在日本的两颗原子弹辩护,未免逾越了“不得不”的界限,但自称读书很少的陈村说的话都没错。读书真的未必让人更明事理,真的。

2011年5月15日星期日

今日佳句

张维迎日前的演讲里有价值的一句话是:

现有对市场的判断都是从所谓的市场理论中推出的,而不是出自市场本身,这无疑是有很大问题的。
当然,“都”字有问题,但这不是重点。关键是,不能仅仅用模型之类完全没有经验内容的分析命题,去对经验问题下判断。比如,被称为公共品的东西有没有供给,单去看模型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只有Ostrom夫妇那样的经验工作才能提供真正的答案:何时何地社区中的人们在这一问题上合作成功,何时何地公共品又无人提供。模型的作用,是事后给观察到的事实提供一个解释,而不应该成为眼里满是钉子的人手里的锤子,让无辜的世界被他硬往里套,甚至本末倒置地被用来否定和改造经验世界。既然我们看到维基百科从内容到运作资金都是网民自愿奉献的,若再有人用模型“证明”这类公共品会无人提供,就太搞笑了。之前说过,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与所谓“事实不能证伪理论”的中国特色奥地利学派是一丘之貉,没必要互相咬来咬去。

所以下次有人傲慢地要求别人讨论公共品问题前先看模型而非现实中人们如何行动,否则“一概无视”的,我们也可以无视他了,哪怕他自己就在网上免费提供知识——这种标准的公共品。

2011年5月6日星期五

语言问题

本期The Economist的读者来信,头一个话题就是中国。信件这么开头:

SIR – Your criticisms of China in the Ai Weiwei case were unwarranted, show a disrespect for our judicial sovereignty and are an attempt to interfere with our internal affairs (“China’s crackdown”, April 16th). Mr Ai, an artist, has made his comments before, through Twitter and interviews given to Western journalists, and he has travelled abroad to hold exhibitions. These activities were not restricted. Mr Ai is now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suspected economic crimes. The case is not a human-rights matter nor is it about freedom of speech, but rather it is a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rule of law should be upheld.

China is ruled by law, not by man; it is not a case of rule by a few. Over the past 30 years of reform China has achieved a great deal, not just in becoming the second-largest economy and improving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its people, but also in terms of much greater freedoms...

看到这里,五毛的尾巴已经呼之欲出。五毛标志性的语言特征是,在别人谈论政治犯的时候,把“伟大成就”什么的扯进来。当然,必须要有的就是我后来加上黑体的,模糊不清的“中国”。这个词在这里指什么?首先肯定是中国内地这个经济体,那就应该不包括中国政府(虽然国企要算进去),因为政府是不生产的。可五毛马上又说这个“中国”提高了“它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单从语法来看,似乎“中国”最好的解释是中国政府,但所谓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我们自己创造经济价值来提高的,如果要说跟政府有什么关系,那多半也是负面的——交税减少可支配收入。(当然,基础设施有助于经济增长,但好像基建投资也是要么出自税收要么出自借债吧。)有些入门级的道理,诸如人民≠国家≠政府,浅得多说两遍大家都嫌烦,可我们亲爱的五毛们总是奋然不顾,代表着“中国”大肆浑水摸鱼,这是什么样的精神?

直接去看这封信的署名,登时释然了:Dai Qingli, Chinese Embassy, London。所以下面出现更官样的文字,一点也不让人奇怪: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building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and multiparty consultation and co-operation under the Communist Party now play a greater role.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within the party has been strengthened and lifelong tenure of leadership positions has been abolished.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Chinese citizens are protected by law. Chinese citizens enjoy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migration, free choice of employment and freedom to study overseas. They can express their views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China has 450m internet users and the number of religious believers exceeds 100m.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a country follows depends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at country and should be decided by its people. China’s development has worked well and will continue despite many challenges. The attempt to create instability in China will not be support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很新华社,很人民日报社论吧。话说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这都哪年的事了,这位女士想表达的微言大义是不是说,邓公身后再无政改?哎呀,这么一看,我突然觉得前面那句“China is ruled by law, not by man; it is not a case of rule by a few”很像是讽刺。难道,她写这封信真的是故意黑主子的?

语言被毒害,这还算不上最恶劣的例子,如果你看过下面这种东西的话:

形而上学问题本来就是要解决先在之所以在的问题,解决在之为在的内在理由也就是基本秩序问题,如果你在哲学的开端就已经预设了这种在,那么实际上就是一种循环式的论证,并且最终必然和世界存在变化这个朴素的事实相矛盾。……为了避免遇到之前所述的问题,黑格尔哲学的开端就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开端,而仅仅是一种决心或者一种承诺,即开始哲学沉思的承诺。进而通过有意识地恢复辩证法,将整个基本秩序通过辩证法提炼出来,将一个简单的决心逐渐丰富到整个世界。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人们不再是静态地对世界进行“分析”,而是同样动态地进行一种“推演”,将动态世界中各个部分的联系动态地加以说明,进而将各个部分的说明纳入到整个体系的某个环节之中。这样通过辩证逻辑进行构造的结果就完成了对基本秩序的刻画。

论证必然有其逻辑起点。如果假装没有,那就肯定要在中间暗渡陈仓,偷偷引进未曾言明的前提。而“先在”、“在”、“基本秩序”这样的词,可以给出解释吗?“将一个简单的决心逐渐丰富到整个世界”这样的句子,如果在经验中没有对应的事实,那么很简单,维特根斯坦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就说过,这是无意义的,一点也没有。

黑格尔试图将基本秩序问题转换成理性能力不断自我实现的过程,是理性造就了整个基本秩序。因此黑格尔哲学如同一场理性所进行的回忆,从开始的空洞到最后将整个世界的基本秩序全部回忆起来,将自己充实起来。但是理性是什么?如果说黑格尔对基本秩序的解析说明我们的理性是能够认识和把握基本秩序,并有能力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那么对基本秩序的最后说明就是要对理性进行说明。黑格尔体系在这里恰恰终止了,当然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开始。黑格尔辩证法的第一个环节的“是”,意味着理性的自我觉醒,这个觉醒并非是必然的或者直接的,理性本身并非直接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而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点在《精神现象学》中有很深入但也很神秘的描述。马克思要解决理性本身的问题,就需要回答这个自我觉醒何以成为可能。换句话说,西方意义上的独立人格何以成为可能。

“理性”这样的词,当然可以用,但不意味着可以模糊、随意、故作神秘、前后不一致地使用。有人会说,语言本身就是模糊的。但这不是我们故意更加模糊地使用语言的理由。蒯因引用过前人一个著名的比喻,我们乘坐语言这条大船漂在海上,只能用船上原有的材料不停地去修补这条本就不完美,也永远不会完美的船,用语言去解释和修正语言本身。然而我们至少不应孩子气地随便破坏它,或者让其背负不可承受之重负后又责怪它。“理性本身并非直接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而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谁的“理性”?马克思的?黑格尔的?如果不是任何一个具体个人的,那么,参照后面的“独立人格”云云,比较接近的意思应是历史中逐渐演变的群体信念或者说意识形态,但这与“理性”何干?另外,要谈及“时间”、“动态”,我们就必须进入真实的历史,去讨论神圣罗马帝国或文艺复兴,讨论诺曼征服与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如果不能落实到真实的历史事实,那么号称“历史”也不能让自己真的“历史”起来。例如,上面的说的这种“自我觉醒”了的“理性”,究竟存在于历史上哪些人的大脑中?说清楚了吗?能说得清楚吗?只穿了“新衣”的皇帝,自己不觉得冷吗?

写出这类句子的人大可自以为神地指斥提问者是“庸人”,但这些问题是绕不过去的。维特根斯坦让我们明白了,哲学问题的产生大多是因为想要冲破语言的界限,表达语言所无力表达的,最终误用语言所致。所以,上面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只是关于语言的误会。言者可能是在装屄,也可能只是并不自知;他可能傲慢,也可能在(同样无意义的)“绝对精神”下谦卑。但不管怎样也掩饰不了一个事实:那些看似唬人的神秘词藻后面,其实空无一物,和“马兰花开二十一”一样没有意义。

我曾经也迷恋过这种东西,并且一路追到了罗兰·巴特和德勒兹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所以能够理解后来人浸淫在那些不知所谓的大块文章中飘飘欲仙的感觉,但醒来之后发觉凿凿言辞下面的虚空,真的是一身冷汗。这两年越来越觉得,马克思主义(及其衍生物)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不是外生,而是内生的。换言之,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而是因为国人中相当多的人从来就没能学会清晰而有逻辑地思考,在“气”、“阴阳”之类无意义的大词包围中长大,见到同样和稀泥捣浆糊搅浑水的“矛盾”、“运动”、“××在历史中展开”才格外亲切。当然,白马非马的诡辩可以以辩证法的面目重新登场,也就不奇怪著名院士可以打通科学与佛学,不奇怪股评家和股民中没多少基本面投资者,大部分是技术分析派,甚至有人研究《易经》来炒股。从一个方向来看,百年前中国大多数人不识字,百年后他们的后代基本已不再是文盲,有的还成了科学家和学院知识分子,但很大程度上还是继承了祖先稀里糊涂的思维习惯;另一个方向看过去,古老的东西要在当代继续出没,时髦的外衣总还是要穿一件,今天的大忽悠若是不脱掉中山装换上阿玛尼扮作咨询公司和投行人士,恐怕没法进一步拓展市场。

扯远了,回到语言问题,回到维特根斯坦吧,即便他早期的逻辑原子论是走向了另一种形而上学(D. F. Pears语),将其过滤掉之后剩下的也是好东西:我们不能非逻辑地思考,而能思考的都可以说出来,并且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以沉默待之。社会是人类心智的意向性产物。拒绝对语言的误用和滥用是我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必要前提。无论立场如何,清晰而有逻辑地思考和言说,是一种美德。

2011年4月30日星期六

凯恩斯 vs 哈耶克 第二回合

海外同胞可以去Youtube观看。开头凯恩斯说的The Return of the Master是此次危机降临时他一本相当应景的传记书名。后面当然也有哈耶克的作品名出现。拳台上凯恩斯的教练是马尔萨斯,哈耶克那边是米塞斯和萨伊。(BTW,不要误解萨伊定律。)伯南克被演得很狰狞。听证会结束后第一个上来挺哈耶克的那位,原型是曼昆么?

第一回合在这里

2011年4月29日星期五

中国特色

按:此文系中午闲时草就。道理很浅,本想模仿一把陈嘉映清淡澄明的文风,未遂。

我们已经见到太多次这样的论辩了:一派说应当如何如何,因为这是普世价值,另一派就说对方太天真,不考虑国情;另一种情况是,一边说,现在的制度下出了什么什么事,所以不应怎样怎样,另一边就说,你看人家美国也是这样的,你不是老说美国好吗,连美国都搞了,我们还不该继续搞吗?

两种情况下的后者,是已经被很多人指出过的,时而“中国国情”时而“与国际接轨”的辩证法。从自由不自由、有多少自由这个方面去考察,这种逻辑有可能倾向于在中国造成一种特别不利于自由的局面。也就是说,在各种不同的问题上,中国人享有的自由都有一个上限,那就是美国(或欧洲)人能享受到的自由。美国人被管得多的事情上,当然中国人至少也是要被管到这个程度的;至于美国人不怎么被管的那些事情,与中国人关系不大,因为国情不同,不能生搬硬套嘛。

我见过有人看到美国政府干预市场了,立即欣喜若狂。其实这与他有多大关系呢?即便有影响,通过各种渠道传导过来,是利是弊也未必一时就能盘算清吧。自然,他高兴是因为美国在经济管制问题上更像中国了,似乎这样一来,中国的经济国家主义的正当性又增加了一些,从而政权的正当性也增加了一点。

刚刚看到的一个例子是有人为清华的“又红又专”辩护。在断言“没有任何一项20世纪的科学技术,不是肇端于国家行为的军工”,以此说明“又红又专的必要性”之后,作者写道:

而接下来的逻辑的问题就会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如美国就没有它们的又红又专大车间呢?仅以美国为例,首先,航天航空国防领域的实验室机构(e.g. NASA)不可能不握在zf手里,再天天哭着喊着民主的国家也一样。再者,清华工科生梦寐以求的MIT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zf重点扶持中茁壮成长的。

这里出现了两个词,“逻辑”和“民主”。逻辑地看,写这一段话恐怕只能被理解为:因为美国是这么做的,所以中国这么做也是对的。还有更好的理解吗?好像看不出来。不然作者为什么会说,他突然谈及美国是顺理成章的“逻辑”呢?如果这一理解没错,那么显然作者是认为,政府控制科学的问题上要向美国看齐,但民主问题上不必。当然这种论调我们见得很多,但对此作出解释的作者很少,如果不是没有的话。

由此出发,再往前多走几步,就是面对别人的批评,自己都不好意思说没犯错的时候,也一定要把对方也拉下水,说“你与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昆德拉有句狠话,大意是:你们把所有人都说成是刽子手,这样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在幼儿园和小学里我们也都见过,某个小朋友(也许就是我们自己)被老师发现犯了个什么错,第一反应不是“老师下次我会记住的”,而是“××也做了,不信你问×××”。一篇谈药家鑫的文章里也说,“他们站起来往往开头的第一个字不是‘我’就是‘他’,‘我’就是我没说,‘他’就是他先说的。”(当然,这要更恶劣一些,因为还敢说自己没干。)这样的小朋友长大以后入朝从官,面对批评当然首先不会一条一条说自己哪里没做错哪里真错了,而是直接骂回去:“你丫也不干净!”(虽然,其引用的资料大都是对方国家媒体的公开报道,甚至还有政府文件,而己方有些被别人批评的事情是不愿见光的。)

上面说的似乎大都是保皇党。其实,拿“普世价值”说事的自由派,未必没有问题,而且未必和对方不是一个问题。民主不民主,人权不人权这些问题上,是个人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立场,貌似公正地各打五十大板其实最无聊,但这些事情不是这里要说的重点。要问的是个逻辑问题:一些自由派和保皇党拿美国说事,是不是都隐含着“美国这么做了所以我们这么做也对”的预设?这个道理,我想我不大可能比陈嘉映说得更好(显然,下面“民主”可以替换成很多别的词):

我们本来关心的,是中国是否应当施行民主制,……但随着思考和争论的推进,我们就可能来到有没有普适价值这种问题上。我的看法是,中国当前除了民主制,别无合理的选择。然而,我看不出这跟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有多大关系。……即使大多数国家不认为民主可欲,照样可以论证民主对我们是好的,否则第一个民主政体怎么为自己提供辩护呢?在我看,论证中国是否应该并可能施行民主,用不着管民主普适不普适,若能表明民主制对我们是好的,那还不够吗?

对呀,中国完全可以有“特色”,为什么不能有呢?中国与美国某方面一样或不一样,这个当然都可以有,一样了算是巧合或者所见略同,不一样那也再正常不过。但中国特色,也完全可以是比美国或欧洲人更自由,更少来自权力的钳制,为什么不可以呢?

纽约的出租车有牌照限制,而且好几十年了,数量只有微不足道的增加。这个我们该学吗?我们已经学了,也取回了和他们差不多的糟糕结果:市民打车不方便,同时凝结了垄断收益的牌照价格是车价的十几倍,司机上交的份儿钱又过高,钱都让公司和政府赚了。我们的专家们为《劳动合同法》严格的解雇条款辩护时说,德国就是这样的,我们立法时就对他们有所借鉴。于是该法正式颁布实施后我们的失业率马上开始追赶德国,出现农民工回乡潮。而在欧洲频现主权债务危机,美国联邦财政受医疗支出拖累,长期前景也开始显得黯淡的时候,我们又要向他们学习,信心满满地开始建设全国统筹的强制性“福利”体系了。

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了,原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分派别地陷入了以他者为圭臬,视他人所行为真理的误区中。那么,他者对我们还能有什么意义?以日本地震后大多数情况下民众自发形成的良好秩序为例。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日本是个什么“发达”或“先进”国家,就去学习他们的文明习惯。美国也是个“发达”或“先进”国家,我们要不要去学习卡特琳娜飓风之后他们的混乱乃至抢劫等犯罪行为呢?我们如果要有秩序,要排队,不争不抢,那只能是出于我们自己想要秩序而不要混乱。只要不是和洋人一起排队,他们在自己地盘上规不规矩对我们来说就没有太大意义。但有一种情况例外:我们原本不知道事情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现在我们从别人那里知道了,我们多了一种选择。这时,他者怎样,对我们就是有重要意义的。用刘擎的话说就是:

我们可以将启蒙理解为由于“出走”而获得的“视野转变”。这种转变是由于看见了“别样的生活”所激发的反思意识,而并不需要任何“发现真理”的假定。

并且,常说的“中国特色”也未必是铁板一块。首先从时间上来说,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就和现在有明显不同,那为什么政治体制就不能同样有明显的变化呢?而在空间上,恐怕大多数的所谓“特色”,不在nation这个层次上,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说文化,太多了,随便举个例,东北人不会像广东人那样上午九点开始“喝”早茶。说经济,挨在一起的浙江、江苏、上海,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说法,三地分别是私营、集体、国有经济主导,各有特色(当然现在没什么集体成份了);即便是同一省内,苏南苏北也不同吧。那么,为什么还要“上下统一思想”和体制?另外还可以问,需要“坚持”的“特色”,还算不算“特色”呢?

退一万步来讲,即便真是要“坚持”整齐划一的所谓“中国特色”,至少也该做到逻辑自洽。总不好在花钱搞万国来朝的时候说现在的体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轮到公车改革或者官员财产公示之类事情的时候又说“凡事都要有一个过程”,不能“盲目追求社会公正”吧。

2011年4月18日星期一

今日佳句

卡托的Daniel Griswold写道

A nearly universal consensus prevails that the goal of U.S. trade policy should be to promote exports over imports, and that rising imports and trade deficits are bad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The consensus creed is based on a misunderstanding of how U.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s calculated. Imports are not a "subtraction" from GDP. They are merely removed from the final calculation of GDP because they are not a part of domestic production.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看到,许多类似的愚蠢政策皆是由表述的混乱所引起。混乱未必等于错。Y=C+I+G+NX就是个无辜的会计恒等式。但它也模糊甚至掩盖了经济活动的本质,让人误以为,抬高后两项,就能拉动Y,继而可以解决就业问题,至于为什么生产、生产什么,仿佛都不重要。

关于这类表述问题,我个人最喜欢的例子是这样的:和熟人、朋友一起在路边或在电视上看到各种面子工程及其它各种瞎投资,而他们又毫不觉得不妥地感叹“现在国家有钱了,有实力搞这些东西了”时,我可能会说,所谓“国家有钱了”,更准确地讲,是政府收的税更多了,原本应是我们口袋里可支配收入中的一部分,现在要更多地由官员们根据其喜好来花了。而这还没有算上金融抑制之下我们因为负利率补贴给国企的钱;也没有算上同样因为金融抑制,缺乏投资渠道,民间被迫大量投资房产带来的高房价中,政府划走的卖地收入——更不用说土地本来就不该是政府的,无论是50年代被集体化的农村土地还是更莫名其妙地被抢走的城市土地。

2011年4月16日星期六

权威主义人格

有些说法,好像是没有足够多科学的证据,也不知是出于政治正确没有学者去弄,还是数据做出来的结果不显著或不稳健。但不是外宾也不是知识分子的一看,多半都会一拍大腿叫道:“我肏,没错,就是这德行,天天见,一模一样的!”比如这个“权威主义人格”,既然是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分子搞出来的概念,自然有问题。但百度百科的这个词条里列的几条此类人格的特征,很难不让人联想起自己从小到大生活中的无数见闻来:

  1. 顽固地固守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对此加以夸张并轻视、拒斥持有其他价值观念的人;
  2. 顺从个体所归属群体的道德权威,以权威和地位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认同于强有力的他人;
  3. 仇视所在群体以外的人;
  4. 对于所遇到的任何事情喜欢采取简单的判断;
  5. 不信任他人,总怀疑别人要进行某种阴谋。

可别联想过度,说我是崇洋媚外、搞反向种族歧视的意识形态分子哟,连人民网上登载的党刊文章都说了: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完善的宗法族制的社会构造和国家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思想等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普遍的权威主义人格和依附性人格。

该文两位作者采集的实验数据经SPSS处理后表明(见摘要):

公务员与非公务员之间在权威人格方面有显著性差异;公务员权威人格与其任现级别工作年限长短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公务员权威人格与其职务高低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公务员权威人格与其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资源有一定关系。

既然整得有模有样有科学,看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相信党那么一回的。

2011年4月6日星期三

阿罗不可能定理

坊间对阿罗不可能定理有不少误解,似乎大多是因为将其与孔多塞投票悖论相混淆所致。由此容易出现两种跑偏了的讨论。一是认为一人一票简单多数决(因孔多塞悖论即是基于这一规则)不合理,应考虑如何设计改进投票规则,以防荒谬的结果出现。二是在根本上否定民主之有效,据此主张把决策权留给市场才更符合理性。事实上,阿罗对这两类误读并非没有预料。在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中这一定理的证明之后,他马上写道:

Theorem 2 (即不可能定理,正式名称是一般可能性定理) shows that, if no prior assumptions are made about the nature of individual orderings, there is no method of voting which will remove the paradox of voting discussed in Chapter I, Section 1, neither plurality voting nor any scheme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no matter how complicated. Similarly, the market mechanism does not create a rational social choice.

上述两种解读之所以成为误读,是因为阿罗定理虽蕴含了孔多塞悖论,但其实远远不止于此。阿罗的社会福利函数是纯粹抽象的,没有预设任何具体的赋值和计算方法,因而涵盖了由个体排序生成社会选择的一切可能的过程或规则。定理证否的不只是一人一票制下选项数超过2时简单多数决的理性,甚至也不只关乎投票,而是消解掉了所有力图从个体价值观得出理性(rational)或者说合意(satisfactory)的社会状态之尝试获得成功的可能性。阿罗的伟大之处也就在此。

但这里“理性”的含义需要厘清。在着手证明之前,阿罗首先给出了两条公理,即偏序关系的连通性和传递性,要求个人和社会对选项的排序都应满足这两条公理。此即理性。其中公理II更为关键。

如前所述,阿罗的备选社会状态远超出选举或立法范畴。他区分了仅关乎个人消费的口味(tastes)和书名中就包含了的价值观(values)。与后者相关的事项自然能够无所不包,既可以是要不要在某处兴建核电站,也可以是允不允许在私密环境中换妻,还可以是随便哪个人该把头发染成什么颜色之类的问题。

接下来,阿罗给出了社会福利函数应满足的5个条件:

  1. 社会选择是完备的,即对应于任一种全体个人的排序,都能产生一社会排序,且至少有三种社会状态可供选择。
  2. 某备选状态在所有个人排序中位置提高或不变时,其在社会排序中的位置应有同向的调整,即提高或不变,总之不应下降。这实际上是个较弱形式的帕累托原则。
  3. 社会对任意两种备选状态的排序不受其它无关备选状态变化的影响。这一条尤为重要。
  4. 社会对任意两种备选状态的排序都不是强加的,或者说,不能完全不受所有个人排序影响。
  5. 社会对任意两种备选状态的排序不是独裁的,即不能是不受除某一人之外所有其他个人排序影响的。

严格地说,阿罗并未证明存在n个个人和任意有限多种备选社会状态时的不可能定理,只是在条件1的限定下,不失一般性地证明了n个个人和3种选项时的情况(定理2)。在作为全书精华的第5章中,出于方便,他先定义了决定性集合(decisive set),并得到了5个小结论,然后用它们构造了一种会出现独裁者的情况,因此证明前述5个条件会导致矛盾。注意,若选项仅有2个,那么可以证明简单多数决完全符合除条件1(要求有至少三种选项)之外的各项条件,满足理性合意的社会福利函数的要求(定理1)。

或许会有朋友觉得,阿罗定义的“价值观”管得太宽,每个人关心自己就好了。但阿罗随后在第6章中指出,即便我们接受个人主义的假设,即每个人都只在乎自己所能得到的物品而对他人所得抱无所谓的态度,那么在有两种以上商品的世界里,理性的社会福利函数依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人主义假设并未对个人的排序加以实质性约束。此为书中的定理3。

上面讲过,所谓社会选择的“理性”,是指社会对诸选项的排序需满足连通性和传递性,尤其是后者。阿罗不可能定理是说,如果社会福利函数满足了这两条公理和那5个条件中的前3个,就无法同时也满足后2个条件,即只能是强加的或独裁的。

阿罗在证明之后对定理的阐释中认为,倘若想理性地拒绝强加或独裁,效用的人际比较没有意义这一前提也必须坚持。能够放松的只有条件1,也就是说,对个人的排序可以预先作出限制。当然他也承认,“理性”的假设很有争议。布坎南就认为社会不应有什么“理性”可言。(阿罗回应说这只是语词之争。)因而后来很多人希望放松假设,允许社会选择有一定的“非理性”,以得到更积极的结果。但好像有些人是在加强而不是放松假设,比如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人际效用比较等具体算法。这没有将阿罗的工作推广至更一般的情形,反倒是特殊化了。

最后说点题外话。阿罗的整个证明过程十分精彩,特别是结论1和最后定理的构造性证明,但所用的符号有时着实会起误导作用。例如,x和y是特定的备选状态或者说变量的取值,而x'和y'是变量,但x"和y"又是特定备选状态的符号,不得不说有点乱。另外,在定理2最后的证明中,他将构造出来的某个决定性集合记为V1,而V1包含了V'和V2,除此之外的社会成员被归入V3。怎么看都觉得,V'和V1的记号该交换一下才好。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目前有三个中译本。走向未来丛书中的版本由陈志武和崔之元这两位后来出了名的学者翻译,却出现了足以影响阅读的错误。如第99页结论1中的“对一给定的互不相同的x与y及所有的i,都有xPi'y,从而也有xRiy”,按照原文应为“给定一对互不相同的x与y,对所有符合xRiy的i,都有xPi'y”,因果完全颠倒了。所以读者若想阅读中文版,不要因为译者的大名或这一版本容易下载就选择它,完全可以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诺奖得主自选集系列中的版本和最新的2010年译本中二选一。

2011年4月3日星期日

张五常与薛兆丰

老张在一篇文章的评论区托博客管理员代为声明:

  1. 薛兆丰从来都不是张五常教授的学生,现在也不是他的朋友。
  2. 张五常教授说,薛兆丰是不懂经济学的。

回过头来再看老张2002年给薛兆丰第一本书作的序,其实大有门道。序很短,仅六小段。前两段,1/3有余的内容,完全与薛无关。第三段,没有褒奖,只说薛文“长短适宜,文字上需要下的编辑工作不多”,所以对出版社而言是“成本较低的选择”。第四段,直言薛“有时咬文嚼字,不够潇洒”,后面接了一句不冷不热,刻薄点说就是阴阳怪气的话:“整体来说他的文章可读。”不知薛兆丰当时看了心里怎么想。换个人,估计要哭出来。第五段说薛斩钉截铁的文字“反映一个事实:兆丰是个有思想的人”。这算夸人吗?未必。同样的话用到马克思或毛泽东身上好像也挺合适。第六段劈头来了一句“兆丰不是什么经济学家”,然后不提他本人认为薛水平如何,只说阿尔钦告诉他,“这个青年懂经济”。

看看,从头到尾有一句真正的好话么?老张真够狡猾的。原来,翻脸的伏笔早就埋下来啦。

2011年3月22日星期二

Assorted Links

  1. Warp, Weft, and Way,有关中国哲学的一个英文群体博客,白彤东是作者之一
  2. 亚洲书评,来自香港
  3. 范立波的法律理论博客
  4. 爱智论坛上的爱好者重译哲学经典
  5. The Top 100 Liberal Arts Professor Blogs
  6. The NEP-DGE Blog,一个讨论可怕的动态一般均衡理论最新进展的博客,具体情况见其置顶文
  7. 变性经济学家Deirdre McCloskey的著作列表,看书名就知道,多为批判当代经济学方法论之作,虽然她/他是以经济史研究而闻名
  8. 新浪微博RSS订阅Feed生成服务

2011年3月13日星期日

高储蓄率与顺差

Solidot上的一个帖子提到了大牛魏尚进的一项研究,说是性别失衡引发男孩家庭对女孩的争夺,由此而生的高储蓄率导致了贸易失衡。其实类似的对中国高储蓄率的研究之前也有很多报道,分歧无非在于其原因到底是社保不健全、人口年龄结构,还是别的。有些人口年龄结构论者就据此坚决反对人民币升值。我一直以来的疑惑是,如果储蓄转化为本国投资的渠道足够顺畅,高储蓄高投资与贸易平衡完全可以并存。所以高储蓄率要形成顺差还需要投资相对储蓄来说不足这个条件。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回报率,难道说到需要靠投资于美国来为将来的老龄人口提供保障?中国的铁公基投资铺张得让人担心,并不代表别处不缺资本。从民间很多地方至少2%的利率来看,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应该不低。如此看来,中国大规模投资于美国,很难说不是一种扭曲。而这当然还是与汇率脱不了干系。高储蓄率如何形成,倒是次要的了。

2011年3月11日星期五

补充一点笑料

可能会有人觉得上文只是一个看热闹的门外汉的个人偏见。那么他不妨看看做微观计量的学者是怎么调侃某些宏观经济学家的,比如兰小欢大帝敬仰的计量经济学家Arthur Goldberger:“有篇顶尖学报发表了一篇宏观经济学论文,我去数这个论文中所有的图和数字,好家伙,那总数比他的数据样本都大。”

应该需要学过一点统计才能理解笑点在哪里。不过没学过也没关系,可以看看MIT毕业的宏观经济学家Arnold Kling的说法,虽然他不像我的上篇文章那样没有节制:

In macroeconomics, there are more factors to be controlled for than there are observations. There are negative degrees of freedom, which should cause your statistical software to give you an error message.

Instead, the modeler limits the way that factors enter the model. For example, the modeler probably will not control for changes in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the labor force over time. That is not because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ver time does not matter. It is because the modeler does not want to put in so many factors that the computer spits out an error message.

There are thousands of ways to specify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which is the equation that predicts consumer spending. Should durable goods spending be separated from spending on nondurable goods and services? Should previous periods' income be used in addition to current income, and with what weight? Should a measure of anticipated future income be used? How should wealth enter the equation? Is there a way to account for the role of credit market conditions? How do tax considerations enter? Are there different propensities to consume out of wage income and out of transfer payments? How do consumers respond to changes in oil prices? How do they form expectations for oil prices in the future? What factors that are trending over time, such as population changes and shifts in the mix of consumption, need to be controlled for? Which time periods are affected by special factors, such as the recent snowstorms along the east coast?

If you have about 80 quarters of data to work with, and you have thousands of factors to control for, there is no conceivable way for the model's specification to reflect the data. Instead, the specification depends on the opinion of the modeler.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statistical techniques are scientifically valid are not satisfied with macroeconomic data. There is no reason to take model results as reflecting anything other than the opinion of the modeler.

What if the models performed well in out-of-sample forecasts? If that were the case, then I would have to concede that there might be some scientific validity to the models. However, that has never been the case. When I was a model jockey, the models were forever being tweaked with what were called "add factors" or "constant adjustments" in order to keep them on track with the most recent data. Formal studies of out-of-sample forecasts, by Stephen McNees of the Boston Fed and others, showed dismal performance. Even today, the models that are telling us how many jobs the stimulus saved are the same models that predicted that unemployment today would be close to 7 percent with the stimulus, when in reality it is 9.7 percent. So out-of-sample performance fails to boost one's confidence in the scientific status of these models.

Macroeconometric models satisfy a deep need to create the illusion that government can exercise precise control over output and employment. As long as people are determined to believe that such control is possible, the models will have a constituency. For better or worse.

巫术

豆瓣上有位友邻分享了一篇介绍所谓“金融物理学”的文章。第一句话是:“因为成功地预测了2008年7月原油泡沫和沪指2009年7月泡沫的爆破时点,金融物理学渐渐走入了大众的视野。”两幅图后,进一步说明:“2009年7月的时候,香港的林行止先生曾著文介绍过金融物理学家们的即将到时间的对沪指的预测,其后被证实预测正确。”

这个预测当时似乎还挺轰动,所以很容易就能找到相关的报道。这位Didier Sornette的团队(不幸其中还有几位中国人)在7月上旬上证综指位于3100点附近时,预测A股的泡沫“将在7月17日和27日之间破裂。”不过历史数据表明,17日到27日共7个交易日,指数仅一天收阴线,27日收盘3435点,比16日收盘高出约260点。把时间延长一些,上证综指整个下半年的最低点是9月底,2640点左右,比金融物理学家们预测“中国股市崩溃”时所站的3100点仅仅低了大约15%。后来大盘如何反弹,以及中国股市现在的点位,大家都知道了。得知这就是“成功”和“正确”的预测,我突然有种想代表亚洲宣布自己也是个股神的冲动。

诸位还可以去欣赏一下经济学家Mark Thoma如何嘲笑这位号称用复杂性方法研究金融系统的Didier Sornette先生。Thoma说:Economists know all about complexity theory. There's a reason (many actually) we don't use it.

哈耶克在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里用过一个球赛的比喻,来说明为什么对经济这样的复杂系统只能作模式预测(pattern prediction),而精确量化的预测恰恰是不科学的:

A simple example will show the nature of this difficulty. Consider some ball game played by a few people of approximately equal skill. If we knew a few particular facts in addition to our general knowledge of the a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players, such as their state of attention, their perceptions and the state of their hearts, lungs, muscles, etc. at each moment of the game, we could probably predict the outcome. Indeed, if we were familiar both with the game and the teams we should probably have a fairly shrewd idea on what the outcome will depend. But we shall of course not be able to ascertain those facts and in consequence the result of the game will be outside the range of the scientifically predictable, however well we may know what effects particular events would have on the result of the game.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we can make no predictions at all about the course of such a game. If we know the rules of the different games we shall, in watching one, very soon know which game is being played and what kinds of actions we can expect and what kind not. But our capacity to predict will be confined to such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ents to be expected and not include the capacity of predicting particular individual events.
想想贝克汉姆2001年世界杯预选赛最后阶段对希腊踢进的那个任意球。据说有体育经济学家估计出这个球对英国经济的贡献是一个多亿英镑。(对不起,这是凭记忆所写,找不到权威的出处。但相近的数字也出现在德国世界杯上。)我很想被科普一下,号称研究复杂系统的准“经济学家”们如何能预测到英国人意外所得的这一亿多GDP。这需要在贝氏起脚时知道他右腿的精确摆动速度,踝关节的精确角度,足球和草皮的接触面情况,鞋面和球体碰撞摩擦时的各种参数等。由此得出球的起始速度向量和旋转的角动量,再根据当天的气压、空气湿度、风速等计算其飞行路径……哦,如果是在此之前就要能预测到比分会暂时僵持在2:2,还需要复杂系统学家们像哈耶克说的那样能判断出二十多个有自由意志(至少看上去很像是有自由意志)的灵长类生物在此前每一秒钟里身体主要器官(没准儿还要精确到细胞)的运行状况,否则无法从得知足球会两次(合规地)跨过一个队的门线,并且同样两次跨过另一个队的门线。现场几万名观众制造的声音当然对球员亦有影响,也需要作为影响因素添加进去——如果我们只把考虑的范围限定在球场内的话。

等到以同样的精度把全世界而不只是一个体育场覆盖在内的时候,在科学界混不下去于是改行干经济的复杂系统学家们就可以宣布他们的成功啦。

原谅以上这位只是依稀记得大学里两学期物理课还学过什么的家伙的胡言乱语吧,显然我的用意不针对科学,所以谢绝鄙视。不过说真的我一直想不明白,既然物理学或者说数学里的三体问题已经那么复杂了,那么考虑到比质点复杂不知多少倍的人,考虑到个体数目远远超过三个的金融或宏观经济问题,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的什么混沌、非线性、系统方法,研究者们哪来那么充分的自信,可以给出量化的预测?看看那位Didier Sornette按上面预测A股的标准对美国股市(主要是标普500)同样“成功”和“正确”的一系列预测,我都快觉得谢国忠是先知了。其实,稍稍一想就能得出结论,在所有学科中,社会科学家们研究的是最复杂的现象。尤其是宏观经济学家,自诩其研究能把我们生活中从牙签到商品房在内所有产品的总价值一网打尽。物理学家一次实验里才有几个粒子?发射月球探测卫星也不过要考虑太阳地球月球等几个屈指可数且有固定轨道的物体。可我们每个人要靠多少个神经元多少个细胞来行动?全世界60亿人又有多少个神经元多少个细胞?谁能收集到它们的全部状态信息,并据此做出科学的预测?我想你未必都知道自己明天精确到分的出门时间。而你早几分钟还是晚几分钟出门,来得及坐公共汽车还是不得不打车的差别,不知又会对整个经济造成怎样的蝴蝶效应。

对研究复杂性问题的圣塔菲研究所的Agent Based Modeling方法,刘晋华老师是这么解释的:

圣塔菲研究院的模型展示的是,基于对个体相当简单的假定,但是由于个体之间的交互影响(interaction),往往会导致模型出现异常复杂的动态过程。我觉得圣塔菲里说的“复杂”指的是这个“复杂”。而这个复杂——interaction往往不被主流经济学承认,因为他们的假设大多基于同质代表性个体——representative agent,但是又是十分重要和有意义的研究内容。当然了,我看到的是他们研究的积极内容,对于一些人尝试利用圣塔菲的那个SWARM去预测现实市场的经济行为,我同样觉得是非常荒谬的。圣塔菲的意义在于(当然是我觉得),即使对个体如此简单的假定,整体往往能够演化出非常非常复杂的结果。而现实社会真实个体往往更为复杂,那么社会真正的复杂性不知道要“复杂”到哪里去了。而主流经济学往往还在执著于同质的个体性假设,对系统复杂性的过度简化,往往也是其结论不够稳健的原因之一。
我的理解,这类模型是用来说明世界之复杂的隐喻。所以我还是对其有多大用处保留怀疑。我们真的需要这些模型来告诉我们世界有多复杂吗?难道我们不是每天都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看到自己和他人没什么严格规律的行为,并观察到社会涌现出的各种复杂现象的么?而且这些模型所在的电脑本来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在逻辑上,部分绝无可能完全表达或预测整体。《推理的迷宫》里“预测与无穷倒退”那一节就讲到过这个问题,计算机甚至无法自我预测。(可以参见此书的一篇读书笔记。)对宏观经济来说,这样的模型既然不可能穷尽世界之万一,只是个隐喻,继续做出更多来又有什么意义呢?有识者可以教我。

当然,作为普通公众,对科学的这些好奇或者疑问不会阻止我们对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作出判断,即无视世界真正的复杂性,用表面上形似科学的方法来预测股市,纯属巫术,与科学没有关系。即便这些人打着“××物理学”或“复杂性科学”的旗号,也与靠易经炒股的大仙们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2011年3月10日星期四

今日佳句

Arnold Kling writes,

Liberals view special interests as exogenous to the policy process. You have to overcome special interests to create good policy. Libertarians see special interests as endogenous. Policy is what creates them.
and,
Most important, liberals will always say that we need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food policy, energy policy, education policy, health policy, etc. When they observe that a particular policy serves only special interests, they may appear to side with libertarians by supporting a rollback of the offending program. However, while the libertarian will put forth the notions that public policy is often self-defeating and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policy to be immaculately removed from special interests, the liberal is never going to concede those points.

2011年3月7日星期一

Inside Job

同意Tyler Cowen对这部纪录片评价,去监管化着实算不上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一般人若要了解金融业的政治经济问题,Russ Roberts对债权人政治影响力在金融体系中作用的分析还是可以的。)除此之外还有几点很有意思:

  1. IMF终于在文艺作品中咸鱼翻身,卡恩和两位前首席经济学家都以正面形象出现。
  2. 没像其它左派那样放过奥巴马。
  3. 完全没提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
  4. 沈联涛对金融业薪酬的评价很恰当,靠纳税人兜底拿高薪的,还真别把自己当神了。
  5. 那位接受采访的中国农民工能直接说英语,惊艳。
  6. 除了在IMF干过那两位,经济学家们集体悲剧:米什金很无奈,但风度也很从容,Google他的名字,他对此的回应已冲到搜索结果前五位,不妨一看;Glenn Hubbard恼羞成怒;John Campbell躺着也中枪,脸都红了;Lawrence Summers没接受采访,但给人印象最不堪,与此前其他很多人对他的看法还挺一致的。
  7. 摄影不错,和陈英雄拍的挪威的森林一样可以当风光片看。

再续一段裹脚布

出乎意料,We are all Austrians now一文上了豆瓣九点文化频道,我意识到也许有必要把道理说得再显白通俗一些,以免产生误导,虽然这可能会让早就明白了的读者觉得又臭又长。

有人引用萨缪尔森说过的两句话批评奥地利学派:“想到过去在经济学中对演绎和先验的论证作用的夸大地宣扬——被弗兰克·奈特、被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夸大地宣扬——我对我的学科的声誉感到不寒而栗。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抛掉了这些东西。”Google之可得,这转引自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有意思的是,萨缪尔森本人影响最大的那些论文——除去与索洛合作的关于Phillips曲线的那篇——都是逻辑(数学)推导的产物,不是实证研究。而众所周知,数学,简单点来说,建立在集合论和逻辑的基础上,本身没有经验内容。数学证明都是分析的(analytic)。当然,它也可以与经验内容相结合,将其作为推导的前提,如同在物理学中一样。如果中途没有暗暗增加新的经验事实,那么经过数学推导,所得结论中一切经验性的内容,其实都早已蕴含在前提里了,只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以萨缪尔森的公共品理论为例。如果我们接受了他对公共品——或者以他最早的用词,“集体消费品”——定义的性质,每个人对其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人的消费,或者后来更明确的归纳,即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再加上会出现免费搭车者,那么结论便很显然,此类产品必然会供给不足,根据定义便是如此。现实中有什么可以满足这些条件?萨氏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时没有明说,后来在教材里拍脑袋想出了灯塔的例子,不幸被科斯盯上,后来的事情不用再说一遍了。萨氏这种先验演绎的方法,恐怕很难说与所谓奥派有本质区别。

回到话头,即聂辉华博士“层层垄断加价推高农产品价格”的理论。他在博客里说,“居然有人说农产品涨价与中间商无关,认为中间商无法赚取超额利润。这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作为读者,我们自然期待在后面的正文中看到,他与合作者发现了中间商借垄断地位牟取暴利的证据。很遗憾,二位作者没有给出任何有关农产品中间商利润水平的统计数据,仅仅引用了一则新闻作为佐证。并且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这条新闻压根儿没提到垄断二字,甚至也没有痛诉中间商的暴利,反倒是充斥着“许多利润用来打点关系”、“管理费租金分一半利润”之类的小标题,以及流动小贩拿红塔山应付城管和保安的事情,这些明明都是在说明各种与权力有关的费用占据了差价中不小的部分,挤压了中间商的利润。事实上,根据文中的数字进行计算,根本得不出中间商赚取暴利的结论。如记者估算利润率最高(38%)的中间商刘先生,即便他说的“打点”之事都是子虚乌有,他当天也只有228元的利润。就算没有休息日,折合成月收入也只是七千元左右。注意,这是在北京,不是在贵州。

既然没有任何“垄断加价”的事实,这篇论文有意义的就只剩下了模型。模型中最重要的假设是零售商和批发商面临的需求函数,q = kp−ε。前面说过,分析,与综合相对,不能告诉我们新的事实。很多时候可以说,分析命题就是同义反复。所以,这篇论文有关中间商利润的论断,肯定就藏在了这条假设里。我们看到,这个函数确实已然表明了中间商具有可以垄断加价的强大市场力量(market power),后面的推导完全没有悬念,基本上就能缩写成一个同义反复的句子:因为中间商可以垄断加价,所以中间商可以垄断加价。于是作者就有义务澄清这一前提,告诉我们,他计算过现实中哪位有代表性中间商面临的需求是可以用这个指数函数来刻画的,哪怕只是与其足够近似。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这篇文章里根本就没有关于垄断中间商的经验事实,也没有对其面临的需求曲线的估计。聂辉华用来反驳“中间商无法赚取超额利润”的,仅仅是武断地假定,中间商可以赚取超额利润。他与萨缪尔森和斯蒂格利茨等模型大牛一样,走的是先验演绎的路子。只是他们的假设与奥地利学派不同,在很多情况下,因为具体,反倒莫名得紧。

同样,既然至少在1866~1897年的美国,确实出现了长达三十年的伴随着通货紧缩的经济增长,我们就只能去试着解释为什么通缩之下可以有增长,而不是言之凿凿地“证明”通缩会怎样摧毁经济。因为无论诉诸文字还是数学,逻辑推导所得结论一定蕴含于前提之中。结论大谬,说明前提有问题,要么根本就弄错了,要么考虑到的因素都没错,但漏掉了其它重要因素。社会事实太复杂,因素太多,人不是神,无法面面俱到。筛选出起主要作用的因素,忽略作用微小的因素,往往近乎艺术。但无论如何,如张五常所说,不应解释不存在的事实(如聂博士这篇),“证明”有悖于经验的事实(如“通缩有害论”)也没有意义。

单就演绎推理而言,从诸如“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之类极少的“公理”出发,能得到的有经验意义的结论是极少而抽象的,除非论者偷偷引入了新的经验事实。此类学说和斯蒂格利茨之流放在一起,就看你是要模糊的对,还是精确的错了。

2011年3月4日星期五

今日佳句

接着昨天的话题来。我特别喜欢德姆赛茨的一个说法,叫Nirvana fallacy

The view that now pervades much public policy economics implicitly presents the relevant choice as between an ideal norm and an existing 'imperfec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his nirvana approach differs considerably from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 approach in which the relevant choice is between alternative re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显然这不仅对活在模型世界里的斯蒂格利茨之流是个极好的讽刺,对那些不考虑政府官员自身的动机和效率问题就基于(哪怕毫无争议的)实证研究做出政策建议的人来说,也是个不应忽视的问题。

另外,为防误会,再啰嗦一下。即便是经验问题,我们也未必真的要去尝试。你从35米高处跳下,脚先着地落在水泥地上,是会高位截瘫还是直接摔死,也是个经验问题。但你用不着为了弄清楚就去试验一下。无疑,大多数情况下行政和立法机关对经济的干预都是如此,比如最低工资制。

We are all Austrians now

在豆瓣上说过一句这年头流行借鄙视小众里的流行事物来自我标榜,为这类货所利用的被批评对象包括南周南都、刘瑜、林达、张五常、薛兆丰、铅笔社等。奥地利学派这两年在中文网络上的一群小众里比较火,自然也要成为被鄙视对象,尽管鄙视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比他们的攻击目标还要蠢得多。一种常见的批评是:奥派认为“逻辑可靠的,事实是不可靠的”,事实不能证伪理论,所以理论永远是对的。这一批评之所以产生,首先确实要归咎于奥派在中国的某些宣传者对其方法论作了过分简单的理解。为此我也翻译过一位当代奥派学者的一篇小文章以正视听。粗略点说,对于经济这种复杂现象,理论永远是简单的,那么在一定程度上,绝对地区分对错没有意义,只有某时某地前提假设适用与否的问题。就像那篇小文中说的,这是个经验问题。

不过,有些情况下我们确实可以说,某个理论是错的。假如有人对我们说,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开个乳品店,每天进20箱特仑苏,然后以进价的八折,卖出去100箱,这样即便扣去税费房租,那也是暴利。你会怎么说?显然,这不是个经验问题,逻辑上就不成立。米塞斯证明社会主义计算之不可能,就类似于此——那是逻辑上的不可能。

另一方面,对这种(被歪曲来作为靶子的)方法论的攻击,其实也完全适用于若干主流经济学家。比如聂辉华最近与他人合作的一项关于农产品价格的研究。擅长法与经济学的Ptolemy兄和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博士刘晋华老师在我的GR分享下各自作了精彩的批评。我也班门弄斧地说了几句,总结一下,增加一点,差不多就是这些:

  1. 有学者认为,扣除各种成本和税费之后,中间商“其实没什么盈利”。其实,即使有些人利润比较高,那也是因为农产品运输销售的风险极大,很多菜卖不掉就要烂掉,有风险溢价在里面。即使是更适合保存,从而可以短期囤积炒作的蒜、姜等,也是有人赚有人亏。如果要对此进行讨论,不谈风险是没有意义的。很不幸,聂文恰是如此。
  2. 聂文假设中间两个环节都是完全垄断。现实中这几乎不可能。卖菜不像电信壁垒那么高,一要技术二要巨额资本。只要买个机动三轮,不怕辛苦,谁都能干,跟其它行业比起来,基本上零门槛,所以谈不上什么完全垄断,连寡头都难说。当然了,具体到某个村,也不排除有可能经常去收菜的就一位。但不能就这么认定完全垄断。既然没有壁垒,本村村民和其他菜贩可都虎视眈眈着呢,这位菜贩要是压价压得太离谱,没准儿哪天就有人跟他抢货源了。
  3. 现实中的流通环节也并非都如聂的模型那样分层。在我家小区旁边有比较大的超市,里面裹了保鲜膜的菜含有不菲的仓储成本,加上中间环节,肯定是比较贵的。但附近也有菜场,里面都是直接从农村进货的个体菜贩,菜都比超市新鲜,且价格比超市里低两三成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中间环节就只有一道。如果上午去得早,菜场外还会有亲自来卖菜的农民,不交摊位费,但会有城管来收一点“卫生费”,并且他们不到中午就要往家赶,急着卖,所以菜价比二道贩子还要便宜一点。这样中间环节干脆就没有了。买过菜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些。这能套上什么模型?至少不是“层层垄断”。另外,场内占着摊位的菜贩,时间越晚菜价也越贱,到晚上可能就超低价打包甩给饭店的采购人员了,如果仅仅统计一大早菜场里的菜价,那确实比较高,但按时间一拉平,可能菜贩们的利润真的也没那么丰厚。
  4. 最让人不满的,是这么一篇脱离现实硬套模型的文章,竟然就敢给出政策建议。理由仅仅是他们用数学“证明”了的一个命题:“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的非一体化与一体化相比,在非一体化下零售价格更高,销量更少,总利润也更低”。能勉强和现实挂上钩的,只不过是象征性地点缀了他们自己调查来的,沃尔玛、超市发和不知哪里的一家社区店少得可怜的几种价格。回过头来看,聂的那几句话着实讽刺:“最近,居然有人说农产品涨价与中间商无关,认为中间商无法赚取超额利润。这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敢情他拍脑袋编模型就不是原教旨主义了。

恐怕只能说,像这样的主流经济学东东,是一种典型的模型原教旨主义。靠编模型而不是实证工作出名的左派大牛斯蒂格利茨不也是嘛,编着编着模型就把它当现实了,根据他和Greenwald的模型,阿罗和德布鲁错了,市场不是帕累托有效的。我就奇了怪了,世界不会单单因为他们经济学家办公室里的小黑板上推导出什么就有啥变化吧。难道说,阿罗50年代的论文写出来了,市场就是帕累托最优的,动摇不得;等到斯蒂格利茨80年代的论文发表,市场就摇身一变,浑身都是漏洞,政府官员马上就有动机有信息有能力实施管制,出现帕累托改善了?本来市场就不保证提供任何人们想要的结果,所以它是不是有效的,要视何时何地何种标准而定,没有统一的答案。最要命的是,这是个经验命题啊,可数学模型是分析命题,没有任何经验内容。缺乏现实中两种情况的对照,用数学能“证明”什么呢?

科斯在1997年Reason杂志的访谈里说:

I don't reject any policy without considering what its results are. If someone says there's going to be regulation, I don't say that regulation will be bad. Let's see. What we discover is that most regulation does produce, or has produced in recent times, a worse result... When I was editor of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we published a whole series of studies of regulation and its effects. Almost all the studies--perhaps all the studies--suggested that the results of regulation had been bad, that the prices were higher, that the product was worse adapted to the needs of consumers,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I was not willing to accept the view that all regulation was bound to produce these results. Therefore, what was my explanation for the results we had? I argued that the most probable explanation was that the government now operates on such a massive scale that it had reached the stage of what economists call negative marginal returns. Anything additional it does, it messes up.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if we reduce the size of government considerably, we wouldn't find then that there were some activities it did well. Until we reduce the size of government, we won't know what they are.

这么一对比,斯蒂格利茨之类的主流经济学家跟某些中国特色的奥派有什么区别?简直可以套用弗里德曼的那句话了:We are all Austrians now. 哦对,我忘了,区别是有的:政府官员热爱良心爆棚的斯蒂格利茨们;对什么奥派,那从来都是避而远之。所以前者可以用他们的模型玩弄市场,折腾老百姓。政府保佑闭门造车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政府必叫他们得饭碗,阿了个门,善了个哉。

2011年2月27日星期日

Rand Paul at CPAC 2011

半个月前的事了。这是测试一下Blogger手动嵌入国内视频。看不到的国内观众可直接去土豆原址。Youtube地址在这里。与刚刚当选时相比,Rand Paul的演讲水平似乎提高了不少。11分钟左右,他挑起共和党内最敏感话题,说要审视军费开支,台下立刻有人放出最高音量欢呼。同时,当然,有相当多人沉默不语。必须承认,他与爱耍滑头不敢得罪人的典型政客,如奥巴马之流,有本质区别,甚至可以说远超里根。他一个人在参议院的确是成不了什么事,但人们至少可以嗅到久违的清新之风。

2011年2月19日星期六

好为国师

李华芳这句说得好:

经济学界怪现状,不讲产权,不讲市场,不讲自发秩序,而是神马温州钱云会案村有滩涂归国家,行政垄断企业应涨价,北京房地产市场要限购,不管这些人号称是奥派,芝加哥派,还是哈佛剑桥派。想说一句:都有一颗皇帝的心,都是一个太监的命。

近来在新浪微博上挺红的张永璟在后面作无知状:“看不懂您在说什么?只能表示围观...”他当然看不懂。看懂了当年还能对重庆钉子户事件写出如此为虎作伥的评论?要不是他自己在微博上提到,我还真不一定能注意到这篇在财产权问题还是“有没有”而不是“有多少”的地方大谈《不能只用唯财产权论审视钉子户》的奇文。法律我基本不懂,但逻辑感多少有一点,于是在豆瓣上转发,附言:“文中的Boomer诉大西洋水泥公司案跟重庆钉子户有何相似之处?其中谁是钉子户?还说什么‘基于阿罗定理,公共利益几乎是无法得到每个公民都一致同意的准确认定’,所以房地产开发就是公共利益了是吧?”。Ptolemy兄看到,给出了专业评判:

他就是胡诌。Broomer v. Atlantic Cement根本就不是一个财产权问题,与财产法无关,他是有关“公共滋扰”的侵权法案例。美国从来就没有开发商强拆那么一说。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也不是那么用的,根本就不是拿来为共产理论辩护的。

类似的还有又红又专的清华出身的一位。这里就不引用了。

我在豆瓣上弄了个名为“奇葩大赏”的帖子,长期更新。其中多半就是这类意淫自己当国家领导人的。“国民性”这东西说来是没有科学依据,但在这个国家你总能见到一个个不但好为人师,而且好为国师的奇葩,上到知识分子,下到的士司机,都一副指点江山的模样,非常芮成钢。(铅笔社的周克成也有这毛病。)这种人的一大特点是,开口就“中国……,美国……”,或者“中央……”,“国家……”,要不就是干脆没有主语,“要加强……”,仿佛全社会都听他的。不信可以从那个帖子里抽两条出来先睹为快:

  • Google自取其辱,中国应对措施让人赞叹。非常的坚定,不管你那谷歌小丑如何拉扯,毫不理睬。有主体性,这是政治的精髓。没有它,就会被人调动,就会被人玩。有了它,就是你带着他玩,他就是你的工具,他在你面前无所遁形。
  • 有人在考验网民的智商呢。反正任何中央出台的东西,都是有人要努力搅一下浑水,打击中央的政治信用。

或许还可以加上兰小欢笔下的于建嵘

你不让儿童行乞了,好,算你成功了,可下一步呢?他们的父母还是乞丐,这孩子也还是没饭吃,怎么办?新浪微博上某位意见领袖大袖一挥:“那民政低保和义务教育补贴就应跟上。”恕我愚昧,我认为还不如直接建议他们移民美国,好像还更靠谱些。是这年头相信党相信政府的人越来越多呢?还是其实新浪微博上的这些名人们其实都是会写汉字的外宾?

哪来那么多把自己当领导的?啊?!我不知道这些奇葩是不是坐在显示器前面的狗,但我猜,经常上网的人都是屁民。有哪怕一丁点儿权力的人都不用天天亲自上网折腾,呼吁这个提倡那个的。你再怎么对军国体系的扩张“热泪盈眶,心情不能平复”,也不是你掌权。你还得为此买单,而且你交出去的不只有钱,还有可能的自由。

甘阳刘小枫之流,读书读了那么多年,也是这种病根没去净的主儿,与嗜谈中东局势和红墙秘史的出租车司机没有本质区别。红墙里的人如果知道这个国家有这么多二抢着为他们而不是为老百姓着想和说话,大概会时不时偷笑一阵的吧。

2011年2月14日星期一

事关饭碗

fender老师在Buzz上说

在死磕Heckman等人为劳动力经济学手册写的教育投资回报率一章,170多页的“paper”综述了该文献40年的发展,包括理论假设的适用、现实的变化、测量方法的改进、使用不同数据的结果,以及最新考虑教育的心理成本、不确定性、以及cognative和incognitive能力差异等各种因素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引用文献超过了150篇。越看越不耐烦,不由得效仿起铅笔社各位仙长,文章往边上一丢,大喝一声:咄,巫术!……铅笔社……坚定地持有一个观点本没什么问题,砸我们饭碗可就过分了。

一位豆瓣学术名媛今天也写道

我问Patrick,为什么一定要说公民社会。他说,如果你没有一个关于公民社会的理论,社会学家就没办法解释公民权运动和新社会运动了。我说,那可以按照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方法来解释嘛,他们最有本事把所有事情都说成是个人眼里的“利益”。他回答我说,布洛维说社会学家就是研究公民社会的,如果没有公民社会,社会学家就没什么好研究的了。我心想我X,你这说的叫什么理由——因为社会学家需要饭碗,所以世界上一定有个东西叫作公民社会——可人家也完全可以说世界上根本就不需要社会学家这种生物的呀。

有意思吧。

2011年2月13日星期日

意识形态一种

李华芳此言不虚

政府一般是人们第一个会想到的求助对象……

倒不是说一有事儿就要把政府排斥在外,毕竟我们不是活在清洁、透明、无摩擦的观念世界里。如果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话,那就是宣传,是意识形态。但老实讲,政府永远是要强制征用纳税人的钱甚或其它资源(土地等)来办事的,其中难免有不公、浪费和腐败。能动员自愿力量解决的困难,恐怕还是尽量避免引入政府,将其留作最后的手段,先想着找邻里乡亲,找媒体,找宗教、慈善组织等为好。如果后面这些都不行,是为什么不行?是真的大家都没有良心,还是外在因素阻碍?都要问清楚。

以上是大白话,道理不能更浅,任何人都本可以想得到,但大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总是找政府,中西概莫能外。所以问题就来了,李华芳描述的这种心态——或者可以恰当地称为意识形态——是怎么来的?百多年来,政府何以膨胀并吞噬其它权威(教会、贵族等),最终成为凌驾于整个社会,统摄一切,有求必应(虽然明知大多数情况下做不到)的伪神?这一进程和同时期“民主”观念摆脱恶名大翻身,甚至压倒其它各种价值,被偶像化神圣化,又是什么关系?

2011年2月8日星期二

里根百年

里根信神,里根不是神。与他的经济口号相反,由于联邦开支并未有实质性缩减(占GDP比例仅从22.2%降至21.2%),他任内出现巨额赤字。此事广为人知,无须多言。并且用“国会不合作”的借口来为他辩护,很难站得住脚。而在贸易问题上,他完全可以被看作一位典型的保护主义者。好在,他对几大行业的去管制化算得上实至名归,也确实减了税率。

里根最伟大之处应该还是,如他最著名的绰号the Great Communicator所体现的,沟通。他参与扭转了整个时代的舆论气氛,戳破了自由之敌的道德面具,为自由赢回了名誉,让古老的智慧重返人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财产权有保障才有自由,也才谈得上道德。(咬牙切齿的左翼分子自然会说那是宣传,是意识形态。)里根之前,自由之友们面对左翼论敌的嚣张气焰,还需要小心翼翼地先让步,说Yes...But... 而里根不管这些,理直气壮地说No,就轮到对方先让步了。于是在里根之后,这些颠倒是非,以抢劫他人为正当的左棍们再自诩道德标兵,就变成了笑话。无论里根在民主体制下为了讨好利益集团,说到做到的多么少,对于一个靠纳税人交钱养活的政客,能说出“政府本身才是问题”这样的话已经很不容易,并且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 The most terrifying word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re: I’m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m here to help.
  • The nearest thing to eternal life we will ever see on this earth is a government program.
  • It has been said that politics is the second oldest profession. I have learned that it bears a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the first(指卖淫).
  • Government’s view of the economy could be summed up in a few short phrases: If it moves, tax it. If it keeps moving, regulate it. And if it stops moving, subsidize it.

这些来自最近两天有点热的一个帖子。不知道今天对Medicaid和Medicare不敢置一词的共和党人还能不能放出这等狠话。我还挺喜欢这句:The trouble with our liberal friends is not that they’re ignorant: It’s just that they know so much that isn’t so. 看到后在豆瓣上随便发挥了几句:

伪知识(pseudo-knowledge)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误国误民。给定作为复杂现象(参考哈耶克《复杂现象理论》、《知识的矫饰》——即诺奖演说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邓正来译作《知识的僭妄》——等文)的经济问题永远会有争论,给定政府可以很方便地利用左派经济学家(实为伪知识)的所谓“研究成果”来正当化自己危害社会的政策,无视右派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经济学家(无论左派右派)的世界,很可能会比现在美好得多。

当然同样的话适合社会学家(用枫林仙的话来说,社会学是集体主义和唯心主义残余最多的学科),至少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如此。

下面这段批评左翼“政治正确”意识形态的话跟中国没什么关系,但也不妨放在这里:

Our coins bear the words ‘In God We Trust.’ We take the oath of office asking his help in keeping that oath. And we proclaim that we are a Nation under God when we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But we can’t mention his name in a public school or even sing religious hymns that are non-denominational. Christmas can be celebrated in the school room with pine trees, tinsel and reindeers but there must be no mention of the Man whose birthday is being celebrated. One wonders how a teacher would answer if a student asked why it was called Christmas.

宗教重新渗入美国政治,遏止虚无主义的泛滥,显然也是里根的重要成就之一。

今日佳句

周其仁在其代表作《产权与制度变迁》的自序里写道:

也许因为头脑和心智被真实世界里有待解释和说明的现象充斥,我对在想像的约束条件下表现高超智力的学问一概没有兴趣。

经济观察报的一个采访里,这句话有个更直白的版本:

我们这一辈人,先深入了社会,有了很多观察和思考,然后才有机会接受科学训练。这样,很自然就格外关心真实世界里的问题,倾向于到书本知识以外的世界里求解。所以我对在想象的约束下表现高超智力的学问没有什么兴趣,虽然那差不多是美国当代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是经验科学,观察是基础的基础。对世事知道不多,观察很少,怎么可以成事?

中国很少有周其仁这样的经济学家,治学方式与被“美国当代经济学”殖民化了的国内主流学派大相径庭(他在UCLA拿的是历史学博士学位),却还能得到CCER与他接触过的很多学生的高度尊敬。甚至与他立场相反的崔之元,对他也绝不像对其他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那样不屑一顾(当然这里可能有同学之情在)。我读过他接替林毅夫行政职位前的大多数学术作品(这两年他对成都土地制度改革的激赏我存疑),欣赏他case study后再归纳抽象的研究进路,这其实比安坐办公室里跑回归要艰难得多。因了他对现实的把握,以及敏锐的学术直觉、判断力和解释力,他是我眼里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

2011年2月4日星期五

我们时代的公众媒体

没有数据,以下自然就是我的个人印象。我想我就不代表亚洲了吧。

  • 中国最主流的媒体是哪些?像左派和某些“超越派”说的那样,是南周和南都?有(宣传口径更严的)电视在,怎么也轮不到它们。央视显然是当仁不让的舆论老大。即便在平媒中间,南方报系也排不上号。论发行量,考虑到摊派订阅,可以完全忽略名列第二的人民日报,也可以给榜首参考消息狠狠地打个折,但不可能无视环球时报在市场上的领先地位。这是日报。至于非新闻类的南周,发行量还不到《读者》的1/3。
  • 所以,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人绝不是长平、笑蜀——我很怀疑知道他们的人能占多大比例——而是汪涵(别笑,真不好笑)和白岩松,时评版上的意见领袖们号召力比“感动中国”获奖者都差得远。也所以,几家最著名市民报纸的时评版加起来,也没法像焦点访谈或每周质量报告那样呼风唤雨,播出后几分钟内就有人开始紧急部署,现场办公。
  • 再所以,舆论界音量最高的声音不是据说被说烂了的什么“自由市场”、“公民社会”(这些概念大部分老百姓应该还没听说过),而是“宏观调控”、“加强监管”和“坚强领导”。在老百姓那里,关键词应该会换成“贪官该杀”之类——“法治”还是“法制”,不在乎,反正分不清。
  • 主流舆论公认,这个国家管事的人不是一群,只有一个:姓中名央,满怀善意,无私无畏,高瞻远瞩。问题是下面总有些人不听话,要么是监管不严的地方政府,要么是囤地捂盘的房地产商。世界上其它地方也有问题:有个国家叫“西方国家”,有个媒体叫“西方媒体”,有种制度叫“西式民主”。想具体一点?美国××、美国**……
  • 在文化领域,触动我敲下这篇无聊东西的春晚,是绝对的风向标。一首歌上了春晚,可以在街头和公交车里从年头播到年尾,比如王菲翻唱李健的《传奇》(这首在她的所有作品里,播放率估计快赶上红豆了)。连韩庚都愿意以同一方式赚取更多人气,毕竟他的知名度远逊于春晚常客宋祖英等宫廷歌手。电视上能在很多年里重播的节目,多半是春晚小品。别的,占领不了大多数人的文化记忆。我们父母这一辈人,似乎除了春晚和毕福剑的星光大道,一年到头就不看别的文艺类节目。靠了他们,李玉刚或阿宝的人气不输给其他任何一个内地明星。
  • 比较国产“大片”和引进片的票房,很难说中国电影市场已经被好莱坞占领。大部分人甚至没有看电影的习惯。电视剧才更受欢迎。不用说,电视剧市场上国产剧有压倒性优势。后面是港剧和韩剧。即便在网络观众群里,美剧也不能与前面几种相提并论。

既然敲出来了,我肯定不认为这些印象全然只是我的一孔之见。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和我的观感迥然不同。至于哪种看法更具代表性,什么才是这个国家的主流,各位自可判断,如果觉得这篇写着玩的东西值得动半秒钟脑子做个判断的话。不管怎样,大过年的,可千万别太认真,不然影响了心情可划不来。给大家拜年。

2011年1月31日星期一

今日佳句

还是来自《控制国家》。因为中文版算不上佳译,后面附上原文:

政治权力可以通过抽象的概念得到限制的观念就像传说中的不死鸟那样难以烧毁。 (The notion that a political power can be constrained by an abstraction is as difficult to destroy as the legendary Phoenix.)

这句后面还有:

在最近对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政治文献的一项研究中,David L. Smith (1994)断言他发现了“立宪保皇主义”的政治学说,他把这种学说解释成英国君主的权力是受到“法治”限制的主张。在我看来,他用来支持这种理论时援引的著作家们完全缺乏理解一种并非严格的等级制的政治秩序的想象力…… (In a recent study of the English political literature of the 1640s, David L. Smith (1994) claims to find that the political doctrine that then emerged was "constitutional royalism," which he construes as the contention that the power of the English monarch is limited by "the rule of law."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writers he cites in support of this theory simply lacked the imagination to conceive of any political order that was not strictly hierarchical...)

以上内容,都是下面这段话里的一个脚注。作为倾向于制度主义的学者,斯科特·戈登写这些话是为了批评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 1552-1634)等人的“古代宪法”学说,即议会政府和英国人自由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早于大宪章的时代:

早在1604年,在向国王请愿时,议会就轻率地蔑视都铎时期的君主的惯例,并直率地要求下院的实质性权利,这种权利被辩护成古已有之的东西。……爱德华·科克作为一名历史学权威的声望为英格兰的古代宪法的观念提供了受到议会党人无保留地欢迎的支持。现代历史学家们已经指出这种观念是完全缺乏经验基础的,但科克对这个观念的处理本身已经成了英国宪政历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根据他的观点,古代宪法是包含在英国的普通法之中的,而后者在当代英国依然保持活力并继续得到发展。这样,英格兰就可以被认为有一部体现在普通法院的判决之中的实在的宪法。随着国王的特权法院的摒弃和法官的安全保障的发展,法院开始成为英国政府中的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正如我多次强调的,如果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对君主对施加给他的约束的解释提出有效的挑战,国王要收到神意、自然法、为大众利益服务的职责的约束的观念都是没有价值的。在17世纪,不但议会被确定为一个有力的政治机构,法院作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一个保护性缓冲器在所有现代立宪政体中发挥的作用也已经被奠定了基础。 (As early as 1604, in an address to the king, Parliament blithely disregarded the practices of the Tudor monarchs and minced no words in claiming substantial rights for the commons, which it defended as ancient... Edward Coke's reputation as a historical authority provided the notion of England's ancient constitution with support that parliamentarians welcomed uncritically. Modern historians have pointed out that it is totally devoid of empirical foundations (see, e.g., Hulme, 1960; Skinner, 1965), but Coke's treatment of the idea became, in itself, an important fact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 In his view,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was contained in the English common law, which remained alive, and continued to develop, in contemporary England. Thus England was argued to have a tangible constitution, embodied in the judgments of the common law courts. With the abandonment of the royal prerogative cour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cure tenure for judges, the judiciary began to emerge as an independent center of power in English government. As I have frequently emphasized, the notion that the Crown is constrained by divine will, or by natural law, or by the obligation to serve the salus populi, is of no account if there is no institution that can effectively challenge the monarch's interpretation of such constraints.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ot only did Parliament become established as a powerful political institution; the foundation was also laid for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as a protective buffer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itizenry, a role that it plays in all modern constitutional polities.)

我想这些话很好地提示了我们,在观念之外,法治还需要什么条件。所以花了点时间把以上中文部分敲出来,与各位常提“法治”、“普通法”等观念的朋友们共享。当然,最好还是看英文。

2011年1月29日星期六

David Brooks vs Edmund Burke

从华尔街日报和The Weekly Standard到纽约时报,David Brooks明显愈发粉红。不幸的是,在纽时待了这么些年后,他依然没有停下左转的脚步。对比一下他两篇结构类似,均为在当前语境下比较两位前哲理念的专栏——一是2009年10月的边沁vs休谟,二是最新的汉密尔顿和伯克——可以看到一年多前还愿为民间鼓与呼的他,今天如何一边倒向政府,为腐败浪费和财政隐患张目,以至于把汉密尔顿描画成一个小丑,同时歪曲伯克。保守主义或“现实主义”不应是屈从于现状之暴政的借口。不应忘记,伯克强烈反对王权的扩张和权力对市场的操弄,并且是反抗英国苛税的美国独立革命的同情者。很难想像,伯克若来到现在的美国,会向奥巴马低头。他不可能认为,和平年代无谓的赤字,以及人民长期承担的巨额国债,有任何政治或经济上说得过去的理由存在。

正如Victor老师在前一篇文章下留的评论所说:

对于元非兄认为的美国过度民主,我倒觉得美国越来越专制了,尤其是总统这一块已经跃居另外两权之上,三权分立的制约也越来越难以驾驭一个energetic executive branch了。也许在美国的历史中,19世纪末的国会和上世纪中期的法院都曾经主宰过这个国家的命脉,但他们权力如潮水般有涨有落,只有白宫则是在两党的不懈努力下持续强大,乃至70年代水门事件后国会的一系列旨在约束白宫的立法最后都折戟沉沙,专职化的倾向已经日渐明显。 今天茶党虽然能给奥巴马一个shellacking,但是initiative还是在单一执政官的行政部门手上,延缓而不能扭转,这才是我对美国前景的悲观看法。

我的回应是:“‘美国越来越专制’,倒也可以这么说。但这是挟民意以专制,说到底还是民众对所谓民主政府索取得太多。民主不应如此。”

不过litz不同意我俩:

我觉得Victor对行政僭越的悲观有些过多了。无论怎么专职化,社会重大议题的方向还是掌握在民选政治家手中的。日常政治,技术官僚化一点,似乎也没什么坏处。纵然有不够民主的缺陷,却也做不出什么人神共愤的坏事。 元非对民主政治神圣化的警惕,我觉得也有过虑之嫌。现实中的民主国家,倒也没有哪个真把民主当神来供着,天天开政治大会过集体生活。放眼当今全球,无论民主威权,何种宗教信仰,个人对财富和私人生活的追求,前所未有的得到跨文化的肯定。消费主义如此根生,政治冷漠而不是民主狂热,或许是民主制度更大的威胁。 成熟民主国家,大多也都做到了权力去中心化。我觉得决定因素,在社会层面,而不在制度设计层面。权力不局限于政治机构内的直接决策者,而是扩散到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即使政治制度如中国,权力的多元化,也让政治去中心了一些。相反,社会力量不发达的地区,即使实现政治民选,也更可能是选举民主。 比较而言,美国可谓限制公共权力做得最好的国家了。欧洲国家就更不用说了。但欧洲也没有这么糟糕啊。 也看不出来有宪政被颠覆,走向奴役之路的迹象。相对运用暴力,伤害基本人权的黑老大而言,欧洲的问题就不算问题。

国家权力稳定增长的命题,我的看法是,国家管制的数量和范围是稳定增加。但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分工加强,社会生活更复杂造成的。 libertarian反对的福利社会的扩大,在我看来,也有progressive的价值。基础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的扩展,让社会中大多数个人更有尊严的生活。这些都促进个人对民主宪政共识的认同。 社会力量的壮大。公权力的拥有者的权威稳定下降。这些是宪政一旦确立,不易被颠覆的原因。

litz说得没错,“权力不局限于政治机构内的直接决策者,而是扩散到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这是广义上的power了,我完全赞同,支持“撑粤语”时也提过。美国也是依靠这一点,政经体制虽已近一团稀泥,尚能保证不出多少人道问题。但未来民主控们得势的中国呢?

我也知道litz说的,西方有些人有消费主义和政治冷漠的毛病。但这是因为,他们已经被福利政府伺候得好好的了。失业照样可以悠闲一两年;到退休年龄还可以剥削年轻人,拿养老金。反正没几个政客敢动这些,投不投票,投谁的票,还有什么要紧?活脱脱一派“最后之人”的景象。但真要国家出现财政危机,不得不提高退休年龄,或者削减失业补助,或者提高学费,丫们马上就急了,该上街上街,该攻占哪攻占哪。这就是民主。我和几位朋友批评的民主神圣化偶像化,就是这一有困难就找政府,把民主政府当爹当妈的态度。大伙儿抬眼往上看,只看到政府,就都抢着找政府要奶喝的时候,民主就堕落了,成了统摄一切的万灵丹,成了偶像成了神。此种意识形态下,大政府愈滚愈臃肿,所谓独立的官僚体系也就好不到哪里去。图洛克的《经济等级制、组织与生产的结构》里讲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译者在译文中不惜用了“雷人”一词:里根政府任命的一位官员赴任后发现机关里有个人基本不上班,天天在家喝酒,于是一怒之下把这人炒了,没成想这人去了某委员会告状,声称是因为政治原因被辞退,要求官复原职,还伸手要律师费,最后得逞。

这就是奥巴马和David Brooks想要捍卫,中国的民主控们想要得到的民主政府。和伯克一样,没法不警惕。

2011年1月28日星期五

民主

关于民主,一位朋友的马甲在一个帖子里贴了庞德《普通法的精神》中的一段话:

历史总是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17世纪,王权至上的观念被视为进步的表现。人们总把国王视为社会利益的保护神而希望授予其审判权,并幻想着国王能忠实而仁慈地行使这一生杀予夺的权力。故而他们对律师们创制用以约束王权的法律恨之入骨,视《大宪章》之类的法律为散发霉味的垃圾。在他们看来,国王的意志就是法律,法官仅仅作为国王的代表行使审判权,所以不论国王何时因何事而作出的决定,法院有义务不折不扣地遵守执行。18世纪,政治的重心从王权转移至议会,议会被视为最高权力者,它所制定的任何法律,法院都必须遵照执行。时至19世纪末,政治的重心又转入被选的多数派,他们被当作公共福利的救星,是多数派和为民请命的群体,应赋予他们审判权,以便忠实地执行这一权力为社会谋福利。因此,在他们眼中,律师们从18世纪民权宣言中发现的那些陈旧的先例和法律镣铐已经成为窒息和钳制人民主权的紧箍咒。他们甚至深信,法官只是代表人民行使审判权……普通法对待国王、议会和多数派一视同仁,它只在法律所确认的范围内遵从以上三者的意志,但他们要接受这样的警示:你们要根据上帝和法律来统治这个世界!……普通法院将拒绝执行超越这些限制的任何行为……这一态度在法理上称为法律至上原则……滥觞于封建君主与臣民的权利义务关系。从历史角度考察,早已蕴含于日耳曼法……遵循判例原则、法律至上原则、陪审团审判原则是盎格鲁-美利坚法系三大特色。

这位朋友自己接着说:

长子并非贤于幼子,多数并非优于少数,长子继承制、多数表决制仅为防弊而设,仅有工具价值,自身无神圣可言。崇拜集体理性与崇拜个人理性,同属权能哲学之僭妄,终必为人民权力而牺牲权利。“进化论理性主义”“发现法而非创造法”正为划定经验理性边界而设。人民绝对主权论与君主绝对主权论同样危害立宪政体,无限立法权或创制权即专制权力。宪法为既有天然权利之确认,而非人为发明权利、设计社会。置民主于立宪之上者,已步入偶像崇拜之路。爱民以德者,须知节制人民权力,正如节制一切权力。追求人民绝对权力,势必首先毁灭立宪政体,而人民权利随之俱尽。自希腊至于近世,民主派政治家以民主侵蚀宪政,司法屈从于立法,终至于群众政治直通领袖独裁,昭昭在人耳目。

忍不住推荐之,并班门弄斧地跟了几句:

在中国主张民主,若是为了抗衡僭主,分散权力,那么问题不大。但若将其偶像化神圣化,后患无穷。过度民主的美国即是前车之鉴,更不必说老欧洲。而在僭主既除,宪政已立的社会,民主不是善,不是美德,不是正义之源;它是工具,是治理技术,是不涉正义时的决策程序。在此之外,它只是用来护卫宪法,防范暴政重临的相互平衡的诸powers之一,不是什么应该至上的东西。《控制国家》,民主控们应该一读,再读,三读。自由只有在权力的夹缝中才能存续。分权(更准确地说是权力去中心化)的重要性,任何时候都不应低估。

重新翻了下《控制国家》,看到斯科特·戈登引用耶维内利(Bertrand de Jouvenel)一段关于“历史表明国家权力的分量稳定增长”这一论题的话:

民主学说的历史提供了知识体系通过社会风气得以传播的一个明显的例子。人们把它当作自由的基础,它却为暴政开辟了道路。它是为了充作抵御权力的屏障而创造出来的,却以为权力提供它曾经拥有的在社会领域中扩展自身的最适宜的土壤而告终。

于我心有戚戚焉。

2011年1月27日星期四

最低工资

上周在豆瓣上发了一条

薛兆丰删了一条微博,我来帮他备个份:
刚才读者告诉我,一本腰封上写着“有史以来最受追捧的经济学博客”的书批评我时写道:“最低工资也有增加就业的时候,如果一个地区的劳动力市场都完全被一两个企业垄断了。” 我反问:“这一两个企业奉旨包养全部居民吗?” 一个赞成最低工资的经济学者,必须犯一系列错误,才可能达到那个结论。
话是郭凯说的。模型能推出来。张五常推荐的Jack Hirshleifer的价格理论教材里就有。
然后就有人在后面回复,不着逻辑地装屄。也很快有人转发。其实我只是转述别人的看法,不代表赞同。毕竟,如果真实世界中的人们不但不是,而且完全不像模型中那样行动,模型就毫无价值,无论其结论是什么,也不管它反不反市场。该模型的简单文字版可见于天涯上的一个帖子。看出问题来了吗?现实中的厂商是否面临那样的成本曲线,像模型中那样进行边际上的权衡,倒还是第二步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这个模型完全忽略了劳动力和资本的替代关系。有什么理由认为,施行最低工资制后,不会有一些企业主升级设备,减少雇工?同样被忽略的,还有不同的合约安排。这些都是致命的疏失。当然,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在真实世界中找到和模型里一样,在最低工资制下根据那样的成本曲线进行决策,增加了用工的(垄断)企业?

这个问题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坐在办公室里折腾Stata软件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太难检验了。所以更常见的实证工作是更弱的版本,即在更大范围内估计最低工资制施行或提高标准前后,某地区某行业的就业是否有明显减少。本博之前提到过,David Card和Alan Krueger根据他们的若干研究,声称没有。至于中国,有人用上海的数据,甚至得到了最低工资增加就业的结果。所以尘埃落定了?反对最低工资制的都是意识形态分子?等一下,还真不一定。学过最基础的概率统计就知道,根据贝叶斯法则,这些人的结论,无论robustness check做得多充分,都未必成立。事实上根据同样的逻辑,完全可以做出另一个更骇人但不无道理的推断:大多数计量经济学,甚至生物、医学方面的统计研究,或许都是不可靠的

所以最低工资制的支持者还是挑几个大家都看得见摸得着的,符合他们理论预言的垄断企业出来吧。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几个就是几个,至少我是不会把这样的案例当作outliers剔除掉的。

2011年1月24日星期一

供给冲击

郭凯对供给冲击导致通胀是这么解释的:

通货膨胀的根源通常无非有两种,供给冲击或者是总需求过度。供给冲击的例子很多,农业歉收,国际油价暴涨还有自然灾害,这些都可能会引发一些产品的供应紧张,从而导致价格上涨。

litz对此表示怀疑

猪肉贵了,花在猪肉上的钱多了,在白菜上的就会少。白菜价格因为需求下降而降低。整体价格水平不会受影响。某一产品或服务的价格高了,并不必然说明有通胀。瓶颈需求导致通胀的说法,犯一样的毛病。货币主义者因此认为通胀完全是货币现象,与某一产品供求无关。比如,即使最低工资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但不会因此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胀。

都对。因为说的不是一个事儿。郭凯的三个例子,“农业歉收,国际油价暴涨还有自然灾害”,一和三显然不违背货币主义,因为产出减少了。国际油价输入通胀其实也不是没有可能。不只是短期指数见涨,还要考虑到在开放环境下,贸易条件恶化后存在国际收支再平衡问题,尤其是石油很难被替代。简单一点可以这么推断:贸易重新平衡后,进口同样多的石油,以真实值计需出口更多商品,国内商品供给减少导致通胀。当然我这是野路子,教材上一般不会这么写。

还可以再想简单一点。假设石油涨价是因为战争或政局动荡而产量减少,就像历史上真实发生的那样。再假定各国货币都没超发,流通速度不变,也都没有出现技术进步、人口增加等提高产出的因素……(这是废话了,上段都没写。)然后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考虑到在长期贸易会平衡,把全世界看成一个国家,该国包括石油和以石油为生产要素的产出减少,所以会出现普遍的通胀,包括石油净输入地区(即原先需要考虑的国家)。Q.E.D

其实litz后面也提到美联储印钞导致全球通胀。两种情况都是全球范围内相对多的货币追逐相对少的商品。没有本质不同。

2011年1月11日星期二

今日佳句

来自王阳明《传习录‧上卷》之《门人陆澄录》: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仿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既然我不是中国特色的施派,那就听王阳明老师的话,不解释。

Hat tip to 吴亮(他用来批汪晖的)

博丹《主权论》

主权论》是《共和国六书》的英译节选(之中译本)。博丹主权理论所基于的事实和逻辑,今天看来都有问题。而有意思的是,他虽推崇绝对主权,但同时也持以下这些似乎不为今人所重的看法:

  1. 君主要受自然法或神法的约束。
  2. 君主与臣民签订契约,不得违约。
  3. 博丹的主权主要是国内法而非国际法意义上的。所以他主张,本国人民虽无权推翻暴君,但外国君主可以。(他有所保留地认为,外国人民亦可。)

更多要点就不在这里一一整理了。

2011年1月6日星期四

今日佳句

不是不懂数学的Arnold Kling(MIT博士)

As you proceed deeper into economics courses, the mathematical difficulty increases at what seems to me a steeper rate than the extent of insight.

是谓边际报酬递减。其实很多情况下完全可以说,边际报酬早已为负了。如果你绝大部分时间都要用来学实分析、泛函甚至拓扑学之类的课程,你的价格理论能学得多扎实?还是说,根本就不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