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30日星期四

科斯百岁

昨天“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最后全体会议的主持人是巫和懋。在第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期间接受经济学教育科研网采访时,他针对如何建模,提供了这样的建议:“要生活在自己模型中间,想象你自己就是模型中的那个agent,一定要进入那个世界,想象agent会怎么想”。他可能不知道,科斯恰好就嘲笑过这样的做法

I’ll tell you a tale about an English economist, Ely Devons. I was at a conference and he said, “Let’s consider what an economist would do if he wanted to study horses.” He said, “What would he do? He’d go to his study and think, ‘What would I do if I were a horse?’ And he’d come up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he’d maximize his utility.” That wouldn’t take us very far if we were interested in horses, but we aren’t really interested in horses at all. What Devons said was, I think, part of the problem, but not the whole of it. I think it’s not really the most important objection – the lack of realism.

他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里也表达过类似的不满:

Holmstrom and Tirole, writing on The Theory of the Firm in the recently published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conclude at the end of their article of 63 pages that "the evidence/theory ratio... is currently very low in this field". Peltzman has written a scathing review of the Handbook in which he points out how much of the discussion in it is theory without any empirical basis. What is studied is a system which lives in the minds of economists but not on earth. I have called the result "blackboard economics"...An inspired theoretician might do as well without such empirical work, but my own feeling is that the inspiration is most likely to come through the stimulus provided by the patterns, puzzles and anomalies revealed by the systematic gathering of data, particularly when the prime need is to break our existing habits of thought.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要协助一些学校建立合同数据库。显然,他认为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编出几个阶段的博弈模型,不太可能比浏览研究现实中的合约更能产生有效的知识。毕竟他的The Nature of the Firm就是三十年代初靠奖学金在美国实业界跑了一年,归纳思考,而不是闭门造车的成果。用The Economist杂志的话说就是:

He abandoned his textbooks and asked businessmen why they did what they did. He has long chided his fellow economists for scrawling hieroglyphics on blackboards rather than looking at what it actually takes to run a business.

不妨把这叫作“接地气”。

其实,科斯玩模型也可以玩得很漂亮。其集中体现就是1972年的Durability and Monopoly。和他众所周知的那两篇文章一样,这篇破除教科书里垄断定价迷思的重要论文也引发了一系列后续文献,被诸多名家频频引用。(只是不知为何,在中文世界里未见太多讨论。)

如果要爬梳出科斯学术生涯的一条主线,诺贝尔奖颁奖词里的一句话是最恰当的:

Professor Coase, by your refusal to take anything for granted, and your skepticism toward conventional wisdom, you have succeeded in explaining the principles behind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这即是说,他最擅长的就是戳穿主流学界编造的各类神话。(张五常也经常说,科斯喜欢在文献里追脚注,追到前人露馅为止。)早年还在英国时,科斯就与人合作,调查发现“蛛网理论”不符现实

许多经济学者相信,生产者在决定产出时,是假定目前的价格与成本在未来会维 持在同样的水准。有人提出证明,假如生产者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运作,将会导致价格与产量的波动(这就是卡尔多提出的“蛛网理论”)。一般认为蛛网理论的典型例子,是英国养猪产业的循环周期。我们作了一项统计研究凋查,结果一如我们所猜想,英国的养猪业者并没有假设目前的价格会在未来维持不变。当价格高得异常时,他们预期价格会下跌;而当价格低得离谱时,他们预期未来价格会上扬。……当年我深感兴趣的,是要具体量测经济学者通常仅以理论性的方法来处理的概念。

萨缪尔森这张著名照片,背后黑板上画的就是蛛网模型。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拍脑袋想出来的灯塔作为公共品的例子,就是被科斯考证否定了的。

即使到了九十多岁的高龄,科斯也没有停下来。2000年他就和其他学者一起,对Oliver Williamson赖以成名的holdup导致纵向一体化理论建基其上的经典案例“通用并购费希尔”提出了质疑。谁叫并购完成后没几年,年轻的科斯正好到美国考察纵向一体化,接触了相关资料,让这个神话撞到枪口上了呢?

科斯1964-1982年任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的编辑,将这一作风也注入了该刊。比如Fisher Body那篇文章所在的2000年第一期,前几篇文章就集中炮火揭露这一公案,包括另外两位学者的The Fable of Fisher Body本博之前也介绍过一篇The Fable of the Keys。张五常的The Fable of the Bees同样发在上面。几乎要成为一个“神话”系列。

我最近才悟出,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真正说的是什么。他是要让我们从教科书上庇古式的“外部性”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去看问题,从而在一个有效的司法体系下消解掉“外部性”这个概念,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不可能的)计算扭转到“权利”的界定及其后果上。科斯还有几段让我印象很深的话,我在别处也引过,里面有对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和贝克尔“理性”概念的委婉批评。最后那一句,所有“折磨”过数据,试图从中“发现”什么的人看了,应该都会笑而不语。就用它们来结束吧,这篇为老爷子祝寿的闲谈已经够啰嗦的了。哦对,科斯夫人也还健在,真好。大家一起生日快乐吧。

(《企业的性质》)从提出方法论开始:我们在经济学中所做的假设应该是现实主义的。大多数读者会忽略这些开场白(普特曼在重印我的文章时把它们删掉了),而另一些人则将这段话视为青年人易犯的错误加以原谅。和众多的现代经济学家一样,他们相信我们应该在预言准确性的基础上选择我们的理论,假设是否显示是毫不相干的。我在30年代不相信这一套,现在我仍然不信。我在1981年发表的沃伦·纳特演讲中认为,经济学家不会、不可能,而且即使可能也不应该在预言准确性的基础上选择他们的理论。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我提到1932年出版的罗宾逊夫人写的一本长期被人遗忘的小册子《作为一门严肃学科的经济学》,她论证,而且人们很难不同意她的论点:如果我们一定要有什么经济理论的话,那么它的假设必须是易于处理的。不过随后罗宾逊夫人似乎又论证说,如果我们能把握的仅有的设想是不现实的,那么除了采用这种假设,别无选择。这个说法流传下来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当经济学家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现实世界中出现的问题时,就创造一个他们能够把握的假想世界。这绝不是我在30年代想要遵循的程式,这也说明为什么我试图在工厂和机关而不是在我无礼地谑称为“废话”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去寻找企业存在的理由。在阐释我的文章的论述时,必须记住,我的目的是揭示一个“现实主义的假设”。因此我不理会罗宾逊夫人的主要论述,而是一心抓住她的一句话,要求我的企业概念“既是现实的,又是易于处理的”。
——《<企业的性质>含义》(1988年)
我们说过,当代制度经济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正统经济学的理论,并且我不认为他们这样做不对。但是我对这种做法的一个方面持有不合常规的观点,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作这样的假设,即人是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在我看来,这个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入歧途。我已经说过,在当代制度经济学中,我们应该从现实的组织体制出发。同样,让我们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对诸如‘如果能够省力地获得某种东西,那么对这种东西的需求将会增大’或者‘如果价格提高了,那么供给就会增加’这样的命题提出质疑。但是,追求的是什么东西的最大化?我的一些同事引用巴特曼的一句话,说疯人实际上也在进行计算。这句话是对的,而且我认为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仅此而已。我认为我们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疯人也是有理智的。
——《关于新制度经济学》(1984年)
In my youth it was said that what was too silly to be said may be sung. In modern economics it may be put into mathematics.
-A remark on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If you torture the data long enough, it will confess.

2010年12月29日星期三

中信出版社的编辑们是卵痛还是蛋疼?

看到郭凯对自己博客结集封面等问题的不满,赞同一下。国内书业哪,实在太山寨。大到中信出版社这样的,也烂得可以。《货币战争》之后大推《货币战争××篇》和其它阴谋论也就算了,严肃读物总该负点责吧?结果,嘿,两三年前的经济史名作A Farewell to Alms,中文版书名惨遭篡改,成了《应该读点经济史》。丫们还能整出个“一本书读懂……”的系列,八杆子打不着的书都往里塞,有原名为Wealth and Democracy的《一本书读懂美国财富史》、原名为The Origin of Financial Crises的《一本书读懂经济危机周期》(再说了,经济危机就是经济危机,经济周期就是经济周期,“经济危机周期”是什么玩意儿?),和原名为Investment Banking Explained的《一本书读懂投资银行》。最离谱的,是Fischer Black所著,与《逃不开的经济周期》一书没有任何关系的Business Cycles and Equilibrium,竟然改成了《逃不开的经济周期2》。要2到什么程度,才能下此毒手啊。这编辑,应该喝点敌敌畏吧。

P.S. Fischer Black这本书被糟蹋成这样,都不想认真读了。随手翻了翻,意外得知他是蒯因的学生。

2010年12月24日星期五

今日佳句

被错误地安在凯恩斯头上的一句话

It is better to be vaguely right than exactly wrong.

我想我可以代表亚洲,或者全世界人民,把这句话送给做宏观、发展、金融的经济学家们。

2010年12月22日星期三

Project Syndicate中文全文RSS

有两位朋友订阅了Project Syndicate,可惜不输出全文(官方订阅列表里的long version其实也不是全文)。这个网站自己的中译不错,我就做了个中文的全文种子,提供给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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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要英文的,再跟我说一声。

附送更多是新闻内容的华尔街日报Real Time Economics博客全文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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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The Economist的全文种子因为页面代码一个小变动,输出成了空白。抱歉。周五晚上我已调整好。

2010年12月9日星期四

老顽童张五常

我喜欢张五常。确实,1983年的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之后,他就没什么学术贡献了。(1998年的演讲The Transaction Costs Paradigm还能见到他早年积累的功力,不过已经没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如今成天价卖弄他跟芝大那几个大牛的交情,让人看到吐。有时还会信口乱讲,犯相当低级的错误。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疯魔不成活。在泥沙俱下的主流经济学面前,这个老顽童的“童”言无忌还是能剥掉不少数学帝的新衣,让大家看到,虽然老张自己这二三十年已经很不堪了(身边围着一群只会天天喊“需求曲线向下”的家伙,能进步吗),学术圈里还是有大把的人远远比他更不堪。曾见过两个留美搞宏观的,在各自的博客上,就不给链接了吧,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说经济学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很多时候结果不靠谱也是正常的。我看了,心说,当年的占星术士估计也是这么想的。没错,看老张总在那唠叨经济学要有可被验证推翻的东西,不能无从观察,谁都会觉得烦。但仔细一想,有多少人达到这最起码的标准了?不只是说结论,中间推断过程也要现实呀。看过一个不加反思地追随美国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学者一篇契约理论的文章,5页长篇大论的数学推导后,得出一个自己都觉得“直观”和“显然”的结论:“它的经济含义是相当直观的。既然物质资产赋予代理人更大的谈判力,当然是拥有产权越多投资激励就越强……显然,市场对代理人1的能力的判断概率越低,1的投资激励就越弱。”那前面5页纸是在搞笑么?再说,真实世界里哪个agent是像他用的博弈论那样行事的?他能举哪怕一个他在现实中见过的例子出来么?这样的学者和张五常相比,到底谁问题更大,读者自己可以判断。

扯远了。今天是要整理老张几个特别有意思的段子,放在这里。读者可能觉得没什么,我倒是看一次笑一次。自取其辱的,有马教徒,也有老张尊敬的斯蒂格勒。这都不重要,关键是,坐在书斋里拍脑袋,自以为有知识的学者,容易在真实世界里闹笑话。懂计量也架不住他脑残,见外贸那个例子,若是老张当时能补一句,说每个人都是一个国家的话,外贸甚至会大过GDP,那就更精彩,更让那人下不来台了。前面的霍太林问题,老张自然不知道后人推出的三人和更多人博弈的结果。不过这无伤大雅,反正那都是与现实中人无关的数学游戏。

老张说阿尔钦

当年,斯坦福大学有三位极“左”的马克思理论者,都是名家。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主意,邀请了这三位马氏信徒与阿尔钦及两位学者,在加州海岸的一个小市镇,一连数天举行辩论会。我没有机会在场当听众,引以为憾。据说阿氏在那次辩论中一反常态,措辞锋利,弄得不欢而散。报道有云:阿尔钦在会上不放过对方的任何术语,要求他们解释每一术语的含义,节节进迫,对手实在答不出来,所以就拍案而起了。

何谓价格分歧?

二十世纪的价格分歧理论专家斯蒂格勒,有一次授课时说:“同样物品,以不同之价出售一定要把市场分开。我们不可能在地球上见到一店之内有价格分歧这回事。”坐在后排的一个学生举手回应:“就在校园隔邻的电影院,说明学生门票一元二角半,非学生二元,是同一电影,座位不分类别,先到先坐。”斯大师无言以对,面红耳热,在讲台上行来行去,行了良久,突然停下来,大声说:“今天晚上我会把那电影院烧掉!”斯大师要烧掉的店子实在太多了。在整个亚洲,所有需要讨价还价的店子,在同一店子内,同样物品,不同的顾客通常付不同之价。

博弈理论的争议

Hotelling paradox,也是有名的博弈游戏。这个怪论说,一条很长的路,住宅在两旁平均分布。要开一家超级市场,为了节省顾客的交通费用,当然要开在长路的中间点。要是开两家,为了节省顾客的交通费用,理应一家开在路一端的四分之一,另一家开在另一端的四分之一。但为了抢生意,一家往中移,另一家也往中移,结果是两家都开在长路的中间,增加了顾客的交通费用。这个两家在长路中间的结论有问题姑且不谈,但若是有三家,同样推理,他们会转来转去,转个不停,搬呀搬的,生意不做也罢。这是博弈游戏了。但我们就是没有见过永远不停地搬迁的行为。

美国对华反补贴法影响不大

二十多年前,当我回港工作后不久,一家国际极具名望的大机构搞一个经济研讨会,坚持我参加。可能要表演一下给我看吧,他们的经济研究师发表主题报告,说是花了巨资研究所得,内容说一个国家愈小,对外贸易的比率愈大,愈重要。蠢到死,我禁不住笑出声来,说:如果整个地球只有一个国家,对外贸易是零。会议于是草草了事。

微观不足是宏观失败的原因

二十年前,一位美国教授到香港大学作学术报告,分析美国的宏观经济。不同的变量七个,曲线于是六条。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加上当时盛行的“理性预期”分析。变量的转变,通过理性预期的逻辑,该教授把曲线移来移去,“解释”得层次井然。问题是,他的模型是基于美元在国际上有强势,到港大讲话时美元转为弱势三个月了。此转也,使整篇文章的变量各散东西,很尴尬。可救吗?不困难,改变一下理性预期,多加一些曲线,重头砌过,又再会是层次井然的。

Assorted Links

  1. Bryan Caplan对奥地利经济学的批评及各路回应
  2. Donald Boudreaux论经济学的限度,通俗易懂的文章,可以一读。这又让我想起哈耶克的诺贝尔演讲“假装有知识”,值得一读再读
  3. 我友锅巴论“国有资产”私有化、秦晖的错谬和中国新传统的创造,我深以为然
  4. 应奇:康德、西季维克与两种自由——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纠谬
  5. 共和党的十大思考者
  6. 哈耶克和滚石主唱Mick Jagger互为粉丝,后者是LSE出身
  7. 这期三联生活周刊介绍了《哈利·波特的哲学世界》。事实上,明年还有个相同主题的学术会议

The Verse《双城记》

黄勃很像窦唯。粗粗看去长相差不多,有时听着声音也像。两人还都会笛子。最关键的是都与主流摇滚乐疏离,做出来的东西松弛自然。当然这两年自顾自玩民族音乐什么的开始多了。但在《双城记》发行的2004年,中国新音乐界最常见的还是端着架子拿着劲,嗜好宏大叙事的主儿,尽管他们都自称是在“玩”音乐。其代表人物当然就是崔健。黄勃没有这样绷着的毛病,也许是因为信基督,不以自己为大。不能说The Verse他们是最先放松下来的人。事实上,这张唱片录制于02年,在此之前,《左小祖咒在地安门》中的左氏,或者说吴氏,就已经抛弃了NO乐队时期的标志性噪音及嚎叫,用跑调的男低音和规整的弦乐这对奇异组合玩起了(假装)深沉。不过,左小祖咒绵里藏针,处处有锋芒。他自己放松了,听者松不得。听The Verse,大可不必如此心机重重。

既然是The Verse,就没法和Funk这个词分开。但《双城记》里Funk的东西其实不多,真正算得上的也就是《春天》和《来》。而《春天》里关伟的吉他变化繁复,节奏跳脱,确实漂亮。另一处能体现关伟吉他老到功力的,是和弦走向有点怪的《恋爱》,一首清新但绝不小清新的小品。专辑里的其它曲子也是风格手法各异,有Bossa Nova的《下午》,也有Drum N' Bass节奏打底的《我要娱乐你》。对此,黄勃说,“我们理解的Funk,它超越了节奏,更上升为一种精神状态,而摇滚与否其实是一个更外在的问题。”至于最摇滚的《我要娱乐你》,从吉他出来的第一个动机,到最后录音师郭劲刚念的那句“Are you experienced”,到处都是Jimi Hendrix的影子。就是软件编的节奏略有些喧宾夺主。好在到了末世主题的《疯鸟》的第一个版本里,编的就比较熨帖了。《疯鸟》第二个版本是专辑终曲,和欧美许多略带宗教色彩的专辑一样,用管风琴音色的键盘加唱诗班式的女声来结束,中规中矩。

《双城记》录音过程很仓促,但因为首首精品,制作也极为出彩,拿到了中国录音协会最佳摇滚专辑奖。这是过去十年中国新音乐界(也许实验音乐除外)一张重要的,然而没有获得足够重视的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