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7日星期三

真心

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里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事后的处理,或者说缺乏处理,而是那位因为丧女求告无门,遂带着HBO的人拍摄采访的母亲,在同村人中遭遇的质问(参考了一份字幕,个别字句可能略有出入):

村民甲:共产党万岁!感谢中国!中国人有自尊心。中国人要克服一切困难……
村民乙:你看我们党和政府、胡锦涛主席啊……(停顿)……虚假的报道……把我们中国人的形象都说没了……
丧女母亲:没有,我们没说这些……我们都说共产党好……
村民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相信我们中国人能克服困难!
村民乙:让他们报道我们中国人还是很团结、很和谐的……
村民丙:中国好得很,我是一个三级A残废,我可以把证件给你看。政府对我好得很,我一个月还拿钱……
丧女母亲:人家也没说什么……人家哪儿在说中国政府不好?我们哪儿在说政府不好?都说中国政府好,共产党好……

当时并没有任何干部在场。我以小人之心度一下君子之腹,如果他们对当局是敢怒而不敢言,怕上了镜头秋后算帐,大可躲进家里不凑这个热闹。既然如此,最可能的情况就是,他们主动发表的上述言论,的确是出于真心而非恐惧。如果你注意甲、丙这两个男人的神态,估计会更加确信这一点。而这些,也都与我个人的所见所闻相契合。

今日佳句101027

来自Matt Ridley

It takes unusual courage for a regulator to stand up and say "something must not be done," lest "something" makes the problem worse.

他谈论的是这篇综述,摘要如下:

Thus far psychological input has been used in economics mainly to highlight the cognitive imperfections of market participants. However, cognitive psychology offers many findings that may be instrumental in emphasizing the limit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 survey psychological literature and propose some concepts that may be relevant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rnold Kling引用了第七页上的这句: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economy, overconfidence takes the form of the contention of regulators that they fully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they face and are able to design optimal solutions for them.

2010年10月26日星期二

自相矛盾

昨天垒完那点东西后一直觉得哪里不对头,今天缓过来一点劲,因为想起来米塞斯的一个说法,社会主义之所以不可欲,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理想不动人,更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者品性卑劣,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为手段,根本无法实现其理想。不是技术上无法完美,只能不断逼近理想——否则就值得追求了——而是因为它是really and truly and literally impossible, once and forever

所以最荒谬可笑的,不是错误的政策,而是自相矛盾的政策。限制稀土出口和追求经常项目顺差就矛盾。稀土当然稀缺,但别的就不稀缺么?凡有价者,皆稀缺。用中国稀缺的耕地种出棉花,用中国稀缺的煤炭发电,再加上中国稀缺的资本和劳动力,生产出稀缺的纺织品,就和稀土不同,大量出口,逻辑何在?耕地红线和追求顺差也相互矛盾。在亚当斯密的时代,顺差至少可以带来真金白银。而现在的外汇储备,虽说是洋人欠我们的债,但其实也只是银行电脑系统里的若干字节。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像民族主义分子经常做的梦一样,一旦开战或有其它激烈冲突,洋人可以立即停止偿付,我们手里连纸币时代能剩下的废纸都没有。敢积累这么多白条,肯定是不担心开战——那粮食自给、耕地红线什么的岂不是自扇耳光了。

所以Default说的“以前的部落间常是敌对关系甚至有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人类有不信任部落外人(更别说现代意义上的其他国家)的倾向”,并不必然导致支持贸易保护主义。道理恐怕刚好相反,如果我们暂时站到集体主义、民族主义之类更“本能”的立场上,那么故事应该是:正因为洋人不可信任,所以不能把那么多商品交出去而不换得等值的货物,只拿回一堆白条;正确的做法是把东西从洋人手里骗来,给他们打白条才对。

所以对贸易保护主义,我还是愿意相信那个平淡无奇的解释:再培训、换工作对美国制造业蓝领之类的人来说,暂时的代价太大,也许其中有些人会就此永久失业,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政客们得罪不起他们。选民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如果大范围存在的话,恕我愚昧,我还是认为是被忽悠出来的。本能本可以将我们推往相反的方向,只是荒谬的经济逻辑占了上风。

2010年10月25日星期一

理性无知

以下是某处的回帖,有所增改。

选民对凯恩斯主义和贸易保护之类政策的支持是rational ignorance所致。这个现象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最早提到过。(更新的说法是rational irrationality。)在分工日益精细的社会里,大多数人缺乏仔细考察政策背后经济逻辑的时间和能力,所以对经济问题只会作简单化的理解:政府增加开支拉动GDP,以及贸易保护,可以创造就业,下面没了。Period, end of story. 这些政策的间接影响他们没耐心了解,哪怕伤害的是他们自己。

贫富差距问题与此类似。教科书里解释收入差距的合理性,或者租的含义时,往往会用乔丹的例子,中国人写专栏喜欢用的当然是姚明。为什么不拿金融家们举例?绝大多数人都明白,他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乔丹和姚明那样,首先体格就一目了然。但金融家就没有那么明显。只是满世界飞来飞去,开开会,打打电话,就赚上几千万美元,看起来很容易。很多人都觉得这种事谁都能干,自己也有当领导当老板的潜力,所以书店里管理类的书那么好卖。也所以,他们觉得不应该给那些似乎比他们自己没多做什么事情的家伙几千万。教科书为了增强说服力,也就不好意思拿这些人举例子了。虽然这类高薪和乔丹姚明没有本质区别,但没那么直观和容易理解,所以金融家屡屡做替罪羊。

Default说,“利益受损者(消费者)中的大多数究竟是反对保护主义,但只是因为奥尔森说的那个原因而不能组织起来反对利益集团;还是其实大多数人根本就是本能的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我认为是后者,而且这个现象中外皆然。”对此,他说,进化心理学的解释是:

  1. 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上算是个新概念,以前基本都是零和游戏 (zero-sum game),即一个人得到的就是另一人失去的。贸易会对双方都有益这种事在人类进化史上太新了,所以并没有被“植入”我们的本能。
  2. 人类习惯于生活在小集体(一说是150人的上限),而要信任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甚至与之交易,对人类来说也是个新概念。同时,以前的部落间常是敌对关系甚至有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人类有不信任部落外人(更别说现代意义上的其他国家)的倾向。

果如此,奥尔森的观点在这里其实也不是完全无用武之地。也许正是因为人类有这样的本能,所以人数少但更精锐的利益集团能够轻易地用错谬的经济逻辑忽悠住大多数选民,使贸易保护之类伤害大多数人的政策得以通过。而这并非不能改变,《自由选择》当年的轰动和当下稍逊一筹的茶党都是例证。

当然,主动支持和浑然不觉还是不一样的,更不等同于有心反抗无力回天。大多数选民是否真的会认为贸易保护对自己有利,我保留自己的怀疑。

2010年10月24日星期日

李登辉与台湾的军队国家化

读杨照在东早书评上叙述的,由李登辉启动的台湾军队国家化历程,又想起他废省时与民进党的合作,不胜唏嘘。李登辉真真地是个天才的政治家,野心和手腕一个不缺。更重要的是,他能把个人的政治前途和整个国家的民主转型近乎完美地融合,稳定住了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军队,也保留住了司法体系的独立地位。放眼整个亚洲,这样的领导人都不多。如果有人称他伟大,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但那都是台湾人民之幸。至于中国,咳,再发litz老师在上篇文章的最新评论:

与十年前相比,维权为主的公民运动更积极了。积极分子相互联系多了,联动的频率提高了。反对派的影响扩大了。在国安的英明打压下,这些人还有成为一个团体的趋势。这些人占人口的比例当然微不足道。但既然大多数人都是打酱油,都是机会主义者,多与少也是相对而言。至少有了一个潜在的选项。至于能不能竞争过法西斯,这个谁知道呢。我只是觉得,目前的民粹以没头脑和不高兴居多,并没有提出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似乎唯一成气候的是乌有之乡那帮人。但我对他们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更怀疑。感觉他们太背负文革的历史包袱,与时代完全脱节。他信这样的民粹,我觉得反而很有市场潜力,奇怪没有人开发啊。

2010年10月22日星期五

Fuck me

《读品》上张定浩的《文学与政治——近距离看林达》:

(林达)懂得铺陈、延宕、悬置,甚至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他懂得把一点点似乎不相干的细节慢慢攒成引信,将读者引向他预伏好的高潮。

有这么巧的事情?还“高潮”?要不我把博客名从“延宕与悬置”改成“淫荡与咸湿”好了。

另:不知为何我自己不能在这里添加评论了,所以不能直接回复litz老师在《意淫》后面的评论,放在这里:

认同自由民主价值的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不是发生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第三波的转型国家,公民社会基础好的不多。

政治变革与大多数人的政治愿望无关。组织起来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反对派,才是威权的挑战。比较几年前,我倒是觉得反对派的组织性在加强。刘被判刑也是因为组织。反对党的出现,会给党内野心家华丽转身的动机。

群众运动的主力,未来仍然会是大学生年轻人。这些人是做法西斯的冲锋队,红卫兵,还是广场民主斗士,68运动反威权小资,我觉得是个开放的问题。对中产阶级第二代的政治倾向还是有信心的。韩寒在这部分人中的影响,还是不可小视的。

怎么说呢,对中国未来做判断,军队是绕不过去的。但军队又是最大的黑箱,从某些方面看比政治局这个箱还黑。大家当然也听说过一些来自军队的传闻,但归根结底都是传闻,远不如文官政府里某些官员的发言、出席会议及(主要是地方官员的)政策主张那样多少看得见一点。所以也都只是猜,瞎猜。

我真没觉得反对派的组织性在加强,但也只是觉得,也许我知道的不够多。至于中产阶级第二代,我看根本就不要指望。韩寒的粉丝才多少啊,就算把看他博客的全算上,像和菜头说的有一百万,也还不到武汉一个市在校大学生的数目,跟民族主义分子没法比。当然了,我这不算猜也是蒙,随便说说,不必当真。

至多能寄希望于党内出现野心家,把宗派公开化,搞分裂。但如果先冒出来的是军内的野心家呢?

亨廷顿的《第三波》读得太早,不记得什么了。不过后两波中出现的回潮,还是记得一二的。虽然理性上对文化决定论不感冒,但看看身边人,无非两种意识形态,一是成王败寇型的虚无主义,二就还是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中宣部成功忽悠,一开口跟“任仲平”差不多的——总之都对现政权服帖得很——这么没理想的国家怎么民主转型啊,就算出现个卡里斯玛的开明人物,硬给转了型了,以后难道不会反复?我承认想不通。最好最好的情况,恐怕就是变成现在的俄罗斯。可中国没那么多石油,到时候能不能稳定下来过上俄罗斯前几年那样的好日子,还难说呢……咳,反正都是瞎猜,再扯下去就接近戴锦华之流的喷子水平了,就到这里吧。

2010年10月18日星期一

曼昆还是很清醒的

所以他会在博客上推荐昨天纽时上谈论经济学哲学的文章(不是他本人所写)。他自己也 提醒大家模型和现实的区别。纽时这篇其实略有些乱。还是Russ Roberts半年前在WSJ上写得更透。大段摘录:

There were Nobel Laureates who thought the original stimulus package should have been twice as big. And there are those who blame it for keeping unemployment high. Some economists warn of hyperinflation while others tell us not to worry. It makes you wonder why people call it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After all, most sciences make progress. Nobody in medicine wants to bring back lead goblets. Sir Isaac Newton understood a lot about gravity. But Albert Einstein taught us more. But in economics, theories that were once discredited surge back into favor.

I once thought econometrics—the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s to economic questions—would settle these disputes and the truth would out. Econometrics is often used to measure the independent impact of one variable holding the rest of the relevant factors constant. But I've come to believe there are too many factors we don't have data on, too many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variables we don't understand and can't model or identify. I've started asking economists if they can name a study that applied sophisticated econometrics to a controversial policy issue where the study was so well done that one side's proponents had to admit they were wrong. I don't know of any.

Facts and evidence still matter. And economists have learned some things that have stood the test of time and that we almost all agree on—the gener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oney supply and inflation, for example. But the arsenal of the modern econometrician is vastly overrated as a diviner of truth.

The defenders of modern macroeconomics argue that if we just study the economy long enough, we'll soon be able to model it accurately and design better policy. Soon. That reminds me of the permanent sign in the bar: Free Beer Tomorrow. We should face the evidence that we are no better today at predicting tomorrow than we were yesterday. Eighty years after the Great Depression we still argue about what caused it and why it ended. If economics is a science, it is more like biology than physics. Biologists try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s in a complex system. That's hard enough. But they can't tell you what will happen with any precision to the population of a particular species of frog if rainfall goes up this year in a particular rain forest. They might not even be able to count the number of frogs right now with any exactness.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should expect less of economists. Economics is a powerful tool, a lens for organizing one's thinking about the complexity of the world around us. That should be enough. We should be honest about what we know, what we don't know and what we may never know. Admitting that publicly is the first step toward respectability.

最好通读全文。这篇评论,和下面这张图,都是对哈耶克这句话的极好诠释:The curious task of economics is to demonstrate to men how little they really know about what they imagine they can design.

点击看大图

今日佳句101018

amos老师在《意淫》一文下留了评论,内容是台大的张佑宗等学者2007年发表于Journal of DemocracyAuthoritarian Nostalgia in Asia一文中的一句话,虽调查的是日本、韩国、台湾、蒙古、菲律宾和泰国,与中国关系不大,但值得单独放在这里:

East Asian' attachment to democracy appears context-dependent. The more abstract the context, the stronger is the normative commitment; the more concrete the context, the weaker the commitment.

此文的合作者就包括刘瑜提到的朱云汉。BTW,Google过朱的名字的人应该都能从前两个结果看到,他是乌有之乡力捧的人。这当然不能说明他不是严肃的学者,也不能就此推断出刘瑜引用的他的调查结果如何。但显然,我们必须对刘瑜的说法多留个心眼了。

2010年10月17日星期日

意淫

刘瑜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与记者有如下对话:

  • 记者:在你的判断中,中国人目前在观念变化这一步,走了多远?
  • 刘瑜:这一点Inglehart、杜克大学的史天健老师、台湾的朱云汉老师等人其实都做过定量研究,他们做了很规范的民意调查和分析,也跟踪了有些年头。基本上结论大同小异,就是随着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人们对民主的支持和理解、政治宽容度等都在向普世价值靠近,虽然还有差距。

于是顺手Google了史天健,看到《凤凰周刊》上对他的一个访谈。第一小节标题是“80%多的中国人认为民主比专制好”,倒还挺符合刘瑜的“普世价值”。但第二小节就是“中国老百姓要的民主是民本主义”,明显有问题。再一细看,史天健说他们在中国调查的结果是,“向往民主”和“支持独裁”两组问题的相关系数非常小。接着:

  • 玛雅:这又是怎么回事?中国老百姓向往民主,但是并不反对独裁?这个似乎说不通。
  • 史天健:……在中国有孔孟的民本思想。很多研究者都说,民本思想有民主的因素。但是实际上,民本与民主有两个重要的区别:第一,民本把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定义为君臣关系;第二,政府的合法性主要在于其政策的优劣,怎么得到的权力并不是非常重要。对政策的是非标准,也不在于是否符合程序,而在于其本质,也就是所谓的实质民主。(另一个问题的结果是)将近55%的人认为,民主是政府在作决策的时候,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征求和听取人民的意见,政府应该为人民服务。这后一种理解,如果按照西方民主理论,或者程序民主的理论,不能叫民主,这叫无害的威权,benevolent dictator。

显然刘瑜的引用不甚准确,如果不算刚好引用反了的话。那还有什么值得乐观的?

我一直有个没有统计数据支撑的印象,中国的所谓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也好,南方报系也好,甚至韩寒,在网上似乎能呼风唤雨,其实现实中影响力都弱得可怜。我的样本当然很小,但我在网下认识的30岁以上的人,从家庭主妇到白领到企业主到官员,确实没有谁有看南方报系或其它自由派的媒体的习惯。相反,大多数家庭每晚七点还是会雷打不动地看新闻联播。而和他们交谈的经历也表明,大多数人其实距乌有之乡的立场并不远,不少人还会在质疑面前主动地为政府辩护。(另外,企业主的民族主义情绪更甚于普通人,这与一些人的猜想可能相反。)史天健的这个调查算是部分佐证了我的感觉。

所以我从来就对自由派媒体“公民意识已经觉醒”之类的意淫嗤之以鼻。或者说,“觉醒”的所谓“公民意识”根本就不是自由派意淫的那样。比如,可以看看广大人民群众对房产税的渴望,以及对该税种的程序合法性(经全国人大审议了吗)和法理问题(城市土地系国有、跟土地出让金是否重复)的忽略。还可以列举老百姓对国企控制资源、电信等所谓“战略”行业,甚至金融等服务性行业的赞同;对损害自己利益的汇率和货币政策的支持;对以“民生”为招牌,但任内房价飙升,导致相当多人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胡温莫名其妙的拥护;以及早就不新鲜的,对美日的敌视和对台湾的觊觎。再说大一点,现在的中国,远不是像豆瓣九点上反映的那样,是南方报系、自由派知识分子、港台小清新、Twitter和iPhone的天下,而是属于新闻联播、《读者》《故事会》、《月亮之上》、各种网址导航站和山寨机的。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他们爱装超越、冒充神,以显得自己高明的论敌,都别太把自己当真。和菜头看得清楚说得明白,大家都只是历史的前列腺罢了。

装作为人民服务

Investopedia这么解释美国1946年起施行,开始正式让政府担负起主动促进经济活动之功能的Employment Act

An act of legislation enac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that charged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intaining a high employment level of labor and price stability. These two goals are in direct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because as full employment is achieved consistently over time, demand-pull inflation will result.

这一法案的荒谬,主要还不在于自我矛盾。欧克肖特曾说,“在政治活动中,人们是在无边无际、深不可测的海洋上航行。既无避风港,也找不到可供抛锚的海床;既无起点,也无规定的目的地,唯一的事情就是永远在海上漂浮。”因而在一个人们持有不同目的的多元化社会中,“法律不关心不同利益的价值,不关心满足实质需要,不关心促进繁荣,不关心普遍认为的好处或机会的平等或不同分配,不关心仲裁对利益或满足的竞争性要求,或不关心促进公认为是公善的事务的条件。”国家唯一需要提供的是正义,即“解决多种多样的信仰和活动产生的某些冲突;维护和平,不是通过禁止从偏爱中产生的选择和多样性,不是通过强加实质的统一,而是通过一视同仁地将程序的一般规则实施于所有国民。”如果我们同意他所说的,那么,就完全不必争论何种经济政策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如哈耶克所说,缺乏这样的总体性知识(虽然社会工程师们会自以为有知识),更是因为,追求诸如某一就业水平或经济增长速度之类的目标,根本就是错的,必然会因之而无法实现普遍、平等的法治。这正是几十年来美国,以及很多其它国家的混乱之缘由。政客们装作为人民服务,奔忙于国内国外,开会、通电话、考察、演讲、批示……显得日理万机,不但空耗了纳税人的财富,也无时无刻不在践踏正义。这就是为什么政客们享受到的尊敬和褒扬,尤其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吹捧,那么地让人恶心。

2010年10月14日星期四

自以为有知识

正如本月《读书》杂志上的一篇《韦伯之后的学术与政治》所说,“在今天的美国,失去了联邦政府的巨额资金支持,科学家们要想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经济学研究亦然。这很可能也是经济学家们半个多世纪来愈来愈多地将自己的学科用数学打扮得形似自然科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大概是为提高门槛而提高门槛。)经济学家们拿了纳税人那么多钱,自然也要回答,为什么经济学在金融危机前后似乎都派不上什么用场。这两年至少有三位学者先后在众议院科技委员会提供了证词,包括索洛塔勒布David Colander,都值得一看。

如果美国国会真想反思经济学研究,可以找人梳理检查,或者要求经济学家们自查他们几十年来在自己的研究中作出的预测是否与后来的现实相符。当然,首当其冲的必是宏观经济学。什么金融学、发展经济学之类平日里同样名利兼收的也可以拉进来过过火。真是科学,不会怕这种火炼。考虑到这些子学科里两方甚至多方永不停歇的争论,这么一查,至少能涮下去一半吧。这个工作量其实也不是特别大。DeLong and Lang (1992)检查几大牛刊上数年间文章的统计问题时,区区两个人一下子就查了几百篇。而比对当年的预测和后来的现实,显然比这还要轻松得多。国会真想动手,不会有任何技术困难。雇上几百个经济系的本科生,给同样多的时间,几万篇文献(捡要紧的)根本不在话下。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主张经济学假设可以不真实,只要预测结果对头就行。几十年来经济学里的各类函数之不真实(不可能真实,因为不存在)众所周知,如果预测再不靠谱,这群三流数学家干脆就散了吧,为纳税人和大学捐赠者省点钱。Alas,我不是美国纳税人,也不是捐赠者,没有上听证会提建议的资格。

又:拿到最新一期以MIT为主题的《三联生活周刊》,不禁感慨,那里的绝大多数学科的研究成果都在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只有一个自以为有知识的除外,其中相当多的人所做的无非是在学报上制造谬识,在真实世界里制造混乱。你懂的。

2010年10月12日星期二

刚去世的这个Maurice Allais挺有趣

之前没怎么听说过他,看了点网上有关他的信息,很逗。身为法国人,却成了朝圣山学社的创始成员;学术生涯里从物理过渡到经济学,搞的当然是数理的东西(法国人嘛),但是,据Alex Tabarrok介绍,此人是a big proponent of the gold standard and Austrian business cycle theory, even citing Mises and Rothbard in some of his work,再但是,他又favored immigration restrictions and protectionism,这算哪一出啊。

网易说Peter Diamond是宏观经济学家,fender很不满。但人家早年确实跟在萨缪尔森后面发展了世代交叠模型,算是搞宏观的了。(Google了一下,最早提出世代交叠模型的竟然不是萨缪尔森,正是上面这位Allais。)不过网易三年前对Allais的介绍有一处还真错了,说他“1970年获鼓励工业国有化协会金质奖章”。虽然他支持保护主义,也不至于堕落至此吧。上诺奖官网看了下,这个奖章叫Gold Med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Industry for his whole work。网易译得确实太离谱了。

2010年10月9日星期六

不太有条理地随便说几句

刘晓波得奖后,冉云飞之类的入门级右派们自然一片欢腾。但豆瓣上好些以最高的标准来看头脑也并不单纯,对“民主”、“自由”之类的概念及概念背后的历史和现实有着深刻反思和体认的人们,也为刘晓波获奖而喜悦,并与其他人分享着自己的喜悦。这就有点意思了。

参与或围观过网上论战的朋友应该都能体会到,无论对一件事有怎样的看法,或对同类事件持何种立场,都有某种智识资源可供利用,能够借以编织一套说辞来正当化自己的立场,并反对异己。而每种学说都必然有自己的premise,如果有人从一开始就不承认你的premise,说你独断,那是没什么办法解决分歧的。又如果某种主张的理据本来就失之浅陋,不招那些从智者派到后现代都了然于胸的高人待见,那似乎是一定的了。

刘晓波恰好就是这么一位,学理粗糙,逻辑简单。从他这二十多年几无长进的文章,以及他最后留给我们的零八宪章来看,其粗糙和简单可以说是无可救药的。那么,豆瓣上这一部分心思缜密的未来××学家们,为什么会如此支持刘晓波获奖?

格雷厄姆·格林在《文静的美国人》里借主人公的越南助手之口说,“迟早,一个人不得不拥护一边。假如他要继续做人的话。”于是,虚无厌世,一直在战争中作壁上观的主人公,为了避免更多平民在恐怖爆炸中伤亡,最终选择了参与暗杀那位制造恐怖事件的美国人。

而对于以学术为业的人们,用沃格林的话说,韦伯式的所谓“价值中立”也站不住脚:

在韦伯的语境中,变得清楚的是,如果社会科学想成为一门科学,就不得不保持价值中立。对韦伯来说,那就意味着,社会学家不得不探索社会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它用来选择这些材料的价值观是前提,不被进行科学处理;因此,价值判断不得不排除在科学之外。这就给他留下了困难,即,运用于科学的材料选择的前提,以及一种责任伦理的前提,皆不得不呆在阴影中。……如果说,韦伯从来没有沦落为某类相对主义或无政府主义,那也是因为,即使没有进行这样的分析,他还是一个有着坚定伦理品格的人,并且,他事实上是个神秘主义者。因此,他知道什么是对的,而无需知道对的理由。当然喽,就科学而言,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立场,因为学生们终究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应该以确然的方式行动的理由;而一旦理由不予考虑,情感就很容易把你带入各色意识形态的和理想主义的冒险,而在那样的冒险中,目的变得比手段更激动人心。

所以你看,虽然罗斯福的新政加剧了大萧条,加强了中央权力,一定程度上侵犯了财产权,干扰了司法,埋下了不少祸根,但我们若回到1941年,当德日站在文明世界门口的时候,恐怕还是会和罗斯福站在一起。一个可能更有争议,也因此更能体现这种意义的例子是,胡适1948年底飞离北平,选择了蒋介石。

而刘晓波还远没有上面二位总统那般不堪。他的粗糙简单,并不等于错得离谱。相反,他大体正确。无论是他的愿景,还是他希望实现其愿景的路径,都没有大规模压迫,甚至血流成河的计划,这与20世纪的诸多社会实验迥然不同。他本人也言行合一,置完全可得的安逸生活于不顾,多年来生活在距体制最远处,坚持非暴力的不合作,并数度入狱。因为所有这些,他的人格值得高度尊重。当然,或许会有不逊于他的人选。但他显然比此前的一些获奖者更有资格得到承认,比如戈尔和奥巴马之流。诺贝尔和平奖也不是学术奖,没有理由用学术的标准去衡量刘晓波。否则,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同样需要质疑。

如果有人不屑于评论刘晓波,他/她大可不表任何态。但恶心的是,有些人非要谈,但又摆出一个超越的姿态来谈,字里行间满是一股子“我怎么才能显得比别人更高明一点”的臭味。我们是人,不是神。最高的真理在神的手中,不在世间。不管信不信神,都不应自以为神,装超越——也就是说,僭越。对吧。

最后,我要充分利用博客位于墙外的优势,谨以此文祝贺刘晓波先生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