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0日星期一

接着来

一周没来,来了就发现除了litz以外又有两位老师留了评论。我一个业余读书人,借Paul Romer的话随口发点牢骚,引出这么多有价值的评论,压力很大。但现在至少可以说,虽然这个博客的文章质量在中文博客圈排不上号,但平均下来的评论质量应该是最高的之一了。先把上一篇的评论整理一下。

litz说:

哈,我的观点没有原创的,就是从奥尔森那里来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分税制改革,税权方面,主要是把税基稳定的增值税,全部让中央拿去了。但地方也有了多劳多得的自主税权。政治分权也是同时发生了的。我的理解这是变成了财政联邦制度。增值税变成国税,我觉得也不是造成中央独大的主要原因。我们的财政光想着怎么汲取是混蛋的地方。

我说的削藩,属于用词不当,中国又不是阿富汗不需要抑制地方军阀。我想表达的是把地方政府经济上饿着,逼迫他们创收。实业家直接面对的,主要还是县级政府。这一层的官员,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和局限条件,貌似比较重要。当然改革的人一定没有想到,这个对促进地方间竞争有好处,属于歪打正着。

当时中央也是穷疯了,旧的分肥办法,鼓励地方骗中央。增值税是容易收的税,企业不好做手脚,税基稳定。而地方没了稳定税基顿时就很困难了,收支平衡都不容易。地方被逼创造了大量行政费用创收。因为资本是流动的,地方要用各种费用拔羊毛,资本就跑了。地方没办法,才有了亲商的,卖地财政和经济开发区模式。当然,农民是很惨的,与土地绑在一起成了固定要素跑不掉。农村税费问题快成了革命火种,激起了很多抗税斗争。

你对弊政的批评,我完全同意。不过我觉得至少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还是亲民间资本的。民间资本也很快就变成自己人了(见Dickson red capitalist 红顶商人 )我觉得规模以上工业的民企老板和同等规模的国企,政治影响力没有什么区别。政治待遇的差别在中央的还是地方的,而不是所有制形式。当然可能没有中央的民间企业这么一说。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通过向制造业的上游集中,享受下游充分竞争的好处。(其实中央领导罩的民间企业也是可以有的。请领导家属过来做个高管就好了。)

当然张老师的研究,也主要是对中国局部地区有效。毕竟值得工业资本流动的地区范围有限。需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的地区,是改革带来的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受害者。税制改革让地方政府偏好规模以上工业,也是很大的资本错配。官商勾结,无利长远宪政的建立,只有利于威权的巩固。

其实你上一篇推荐的俄罗斯的文章,里面那个Shleifer的一本书对我启发很大。他有一个Grabbing hand 模型,基本说的意思是政治制度改革需要考虑当权者的激励机制和局限条件。所谓好政策被执行坏了,是制度设计有问题,没有考虑政策执行者的激励机制。我的看法是,改革恐怕也要有赎买机制,不然还是推行不下去。

过了一天他又加了几段:

自我批评一下,貌似没有搞明白,分税制改革倒底改了什么地方。这些改动是否让原来没有积极性的地方政府,因此有动力从事经营性活动,搞开发区去了。光让地方政府稳定收入减少,似乎不足以把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地方去。

也许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动力,是GDP升官的政治刺激决定的,与税收结构无关?GDP的数据,必须靠本地的工业活动来产生。政府喜欢规模以上工业,也大概是因为这样类型的企业,依靠规模效应,有利于快速刷GDP数据。

张老师说开发区是公司行为,不过或许更有可能这是以补贴换取GDP数据,实现政治目标的政治行为?

Victor留了句:

其他暂时没想出什么说法,仅对commerce clause持保留意见,在这点上两党的贡献一样大或者一样糟~~

一位叫Bo Jiang的老师说:

就分权说说我的看法。

作为一个一般原则来讲中央和地方、集权和分权,我觉得非常困难,毕竟分权搞得好的国家基本上是发达国家(这个认识有待于确认。)

就中国现实,即便中央政府有自己的利益,我认为分权也是唯一的选择。中国的中央不可谓不强,但也一直为中央地方关系头疼,个人看法就是大一统造成中央作了很多该由地方做的事情,而这种机制造成的地方政府策略性行为是无解的,所以只有这一条路。结果可能是乐观的,但过程难说,代价可能非常沉重。

从民众福利来讲,分权的优势不用多说了,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信息,回应性也更好。

地方政府应不应该承担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任务?比较中国各地政府,能够看到有些地方做的似乎比另一些地方好,但这是建立在政府过多掌握应该本应该由私人掌握的资源基础上的。如果我们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可动用的资源,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的竞争非常有可能以牺牲当地居民的福利为代价,最终的结果是负和。

另外,在中国讨论分权问题,通常是在中央-省的层面上,针对美国式的local government,无论是税收还是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其实甚少涉及。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否则一些文献很难理解,尤其是Tiebout所引发的文献。

分税制这个事情太大,很多问题超出我的能力。尽可能地抛几块砖。

litz确实记错了。其实很容易查到,增值税的央地分成比例是75%比25%,张五常整本书就是围绕着这个来的嘛。也可以查到,增值税现在占中央财政收入1/3强。另外,自02年起中央又把原先地方独享的企业、个人所得税抢了60%上去。现在企业所得税几乎和第二大税种关税一样多。这汲取能力,没话说了。至于省以下的分税,似乎比较乱,所以就像Bo Jiang老师说的那样,少有人谈及。老张也没说清楚吧。

不过还是同意litz说的,老张确实有把他跑了几个开发区跑出来的特殊经验盲目普遍化的问题。像基础设施建设还有房地产就没见他怎么谈。还有找中央要项目要钱,要回来之后许诺的地方配套资金偷工减料,靠银行贷款填漏洞,近乎空手套白狼之类的事情,他更看不到。他说的这个增值税+土地的分成模式,我也很怀疑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有多大。09年中央财政国内增值税收入1.4万亿,除以3,地方政府拿到的还不到五千亿,跟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比起来,不算什么吧。还是跑部钱进更给力。可以这么讲,地方亲资本,更亲权力。

很多人都说分税制让地方政府穷疯了只能靠土地出让金之类的预算外收入为生,我有疑问。94年前地方上的预算外收入也不是盖的。当时都是一边减税,一边多收费多提成(毕竟至少名义上所有权都是地方政府的嘛)。90年代初预算外收入都快赶上预算内的了。所以“小金库”这个说法一度很热。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这个词到90年代中期才慢慢消失。说这些的意思是,预算外收入这个问题,恐怕不是因为没钱才弄出来的。缺少财政民主化之类的制约,地方政府永远都有在正经收入之外继续搞钱的动机,无论是饱是饥。不过钱颖一认为预算外收入是好事,激励嘛。

开发区也是80年代就兴起了的。在某处看到个数据,93年全国各类开发区就有三千多个。里面税收优惠什么的,当时都有。所以这应该不算分税制的功劳。

说来说去,无非是怀疑分税制的正面作用。该有的,80年代就有了。94年税改,是把之前变来变去的五六种收入分享安排统一改成税收分享,界定清楚了中央和省的税收权限。地方也不再有原先(有限)的税收自主权,后来的费改税是进一步的规范。游戏规则越来越明晰是好事。但税改本身,是不折不扣的集权。94年后地方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例变化不大,但是预算内收入的一大块一下子归了中央。这就给了中央用转移支付等手段加强对地方控制的机会。央企利益集团也成形了。坏就坏在这些上面。经济之外的自由,自然也缩水了。

其实我比较倾向于litz后来说的,对地方政府官员最大的激励不是财政收入,而是靠GDP升官。这个大家都在说。周黎安等学者也有研究。但我觉得这类研究统计来回归去,还不如找本内参看看,当然能问到接近中组部的人就更好了。社会稳定什么的肯定也是考察指标之一。但大体上的权重如何,是个问题。求内幕啊。

有些人说90年代后中央对地方的人事权控制也加强了,干部交流就是一例。我确实也听说地方上有些属于块块,原可自己任命的职务,现在也和条条一样,要经过中央统一组织招收、培训了。其它方面不知怎样。果如此,无疑更是鼓励了官员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而不是植根地方深耕细作。就像上次说的,捞一笔就跑。

GDP其实有它的毛病。这倒不是说要用Sen或者Stiglitz弄的那些指数来代替GDP,也不只是质疑中国的统计数据真实性,而是说,GDP作为反映经济活动的指标,在中国这么一个国有经济比例大地位高的经济体里,要拉上去其实不难,但是拉上去了,未必是有质量的;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的时候,未必不健康(好像已经有很多人说过这种话了)。像90年代中后期,经济结构的扭曲没现在那么厉害,国企在改革,乡镇企业也在转制,还没有之前要命的通胀,看起来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但这段时间恰恰是三十年里,除90年前后几年之外,GDP增速最低的时候。第四代上台后,大手笔很多,比如公路,包括高速公路,总里程增速突然飙升,最近四五年翻了一番,算是基础设施建设里标志性的,貌似花了三万亿吧。就是这些固定资产投资,帮助GDP增速站上两位数的台阶。一些投行分析师说高速公路修得对,没浪费。考虑到高速公路很多都是地方的高速公路公司自己来搞,通行费油水很大,搞好了对招商引资也有吸引力,也许问题确实没那么严重,顶多是借四万亿的东风,早修了几年。但是这几年铁路、电力、煤炭、钢铁上面的投资,是不是mal-investment,问号很大。尤其是钢铁,因为四万亿接近尾声,铁矿石又涨价,上半年多惨啊,顺便把焦炭也给拉下水了。还有今年最受关注的地方融资平台,应该算是典型的软预算约束吧,投资饥渴。像这样追加资本和劳动力堆出来的GDP,高了又如何?我一直强调金融抑制,就是想说,老百姓的钱都喂了这些地方,自己没得到什么好处。我记得罗斯巴德还是谁,构建过一个指标,好像是在国民收入里扣除政府开支,来衡量私人真正享受到的收入,结果美国的这个指标自60年代起都是下降的。要是把中国放进去算算,02年以来即便不会下降,也肯定没有面儿上的GDP那么光鲜了吧。

喷太多了,估计长得都没人看了,下回再说。

3 条评论:

  1. hayekist同学自称业余读书人,让目前尚处于专业读书人状态的我压力很大。这个系列讨论,抛砖的活基本归我。BO Jiang就是fender同学,评论是专业对口。我对分税制的业余发言,属于对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想当然,这个需要自我检讨。

    不过对地方政府搞开发区的行为动机的讨论还是很有意思的。为了学习,我继续抛砖。

    我自己也有疑惑,比如为了吸引投资,貌似土地转让是很低费用的,政府还提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地方政府是封建领主,这样搞下来,靠税收能收回投资么?或许因为银行贷款的软约束,地方投资拉动型增长,可以一直玩下去。

    但张老师似乎认为,地方政府搞工业化,带动了地价的上涨,作为地主的政府是不会亏的。补贴工业,可以促进城市化,扶持房地产,增加政府卖地受益。张老师似乎也相信,农业社会要想富,需要工业化优先的产业政策。地租提高了嘛。服务业不被重视,估计也是因为其对促进地租增长的贡献不大。

    Rodrik的“先工思想”和张老师有异曲同工之处。据他调查,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优化经济结构的必由之路。经济史上,现在的发达国家,当年貌似这样搞过的也不少。

    张老师似乎在解释成功的微观机制。政府在小的区域里,积极创造适合工业资本落脚的环境,充分享受区域经济带来的红利(规模效应,细化分工,学习效应)。只要让区域互相竞争,(我再补充一个融入世界市场),接受看不见的手的指挥,政府在微观的积极干预会有良好效果的。张老师就觉得,苏州政府规划出来的工业园区,就比南方自发行成的factory town要漂亮。

    我觉得政府的手肯定是会伸出来的,在激励机制不错的情况下,让这个手搞搞地区规划,或许也是可以有的。工业化嘛,计划经济也可以搞得不错的。至于以后会出现的投资依赖问题,制度扭曲问题。。。发展中国家嘛,吃饭要紧,能够掉进middle income陷阱,也算是福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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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嗯,Bo Jiang老师就是fender,来不及把gmail帐号改过来,握手!留言的另外几位老师都是牛博上的朋友,通过他们的链接链过来的,发现我的博客被延宕与悬置老师收藏了,很荣幸。前一个跟贴有错字,不能改,只能删了重来。

    我同意,现在确实应该全面检讨中国这种分税制体制。

    关于分税制和小金库,记忆当中费改税是和分税制一起搞的,时间上拿不准了,所以预算外收入并不是分税制逼出来的。依我看,分税制的正面作用是正规化了地方预算,副作用是加强了中央的权力,当然如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能力相差很远的时候(至少中央政府这么认为),这可以作为一个过渡,随之而来的地方官员追求短期行为,这个我是再痛恨不过的了,这种行为把整个哈尔滨给彻底毁了,一座曾经很美的城市没了。

    至于开发区,应该是在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扩大自身权力一种做法,因此集权体制是根子。

    关于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和地方竞争的效果,得看政府是善是恶。竞争会约束“恶”政府(最大化财政收入,布坎南的利维坦假设)为所欲为,但对于“善” 政府(最大化居民福利,Oats开创的路线),地方竞争可能导致地方税率过低,进而公共产品提供过低。中国比较适合恶政府的假设,善恶是我的区分,文献里倒没有这么说。

    还有活要干,更多的话找机会再说,确实感受到第一手资料不足,我也求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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