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3日星期一

共识慢慢有一些了

litz继续评论道

我觉得讨论的不是强弱区别,而是failed state。在全球看,还是有很多国家没有做到,我说的基本底线。当然像中国这样,都世界经济第2大国了,非把自己与阿富汗伊拉克比,感叹制度优越性,也算能耐。

我觉得斯大林和法西斯代表的极权国家,还是强国家中的例外情况。这早不是official can abuse的情况了,而是人民想交保付费,都不能换来安宁的问题。黑老大的行为动机,但凡还是如何多为自己搞钱,其实人民都还是可以忍受的。难以忍受的是那些有宗教情怀打算改天换地制造新世界的人。(法西斯,共产主义,原教旨恐怖主义,倒是有文化传统上的一脉相承。)这个黑老大是不是叫国家政府,其实也无所谓。只要能在局部地区实现对暴力的垄断都成。私人执法挺好的,但lawlessness就有问题了。垄断权老被挑战,造成生灵涂炭,这是最坏的情况。

分税制我觉得好处是削藩。让地方政府饿着,不得不依靠资本。但富了中央,养起了垄断企业,这些也是政治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倒是相当混蛋的说法,改成维持威权统治能力比较好。

我尤其同意,只要黑老大埋头专心搞钱,老百姓其实还能过得去。奥尔森也有类似的意思。比宪政民主黑的是坐稳了的黑老大;比它们都黑,而且黑得多的,是捞一笔就跑的黑老大(包括某些今天我抢你明天你抢我,坐吃山空的democracies)。

但古时削藩主要还是为了把对中央的军事威胁扼杀在襁褓里吧。到了上世纪末还有这个必要不成?真是怕反,那也是98年禁止军队经商、内部轮换之类才能解决的,跟分税制不相干吧。

让地方政府亲资本,当然比搞政治运动强。但黄亚生也说了,亲的还是自己人和洋人。民间资本靠边站。再加上金融抑制,让老百姓的钱基本上要么只能放到银行和股市里直接反哺国企,要么买房,间接把一大部分喂给了卖地的地方政府。(这两年房市里央企凶猛,所以房企拿到的另外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民间也留不住。)

真想让老百姓过的好一点,还是要分权。财政,包括福利什么的都应该尽量下到地方上。中央要保证的,是遏制地方保护主义,保障人、物的流通,以促进地方竞争,像美国立国时的愿景那样。(中国在这一点上做得差强人意。)还有就是协调铁路公路建设,河流相关的水坝、环保什么的。但是美国宪法那个跨州贸易的条款,经过FDR, LBJ之流的扭曲和联邦高院的为虎作伥,已经被滥用得不行。中国这边,老百姓有大一统情结,和对中央的盲目信任,更糟糕。在这一基础上,分税制大大加强中央,是很可怕的。而如果权力更迭机制的变迁使得有些人捞一笔就跑的心态越来越盛行,那就更可怕了。

6 条评论:

  1. 我搬小板凳围观,你们继续。:)

    btw,你这博客之前有个好像叫random ranting的人留言,那个不是我,不知道谁注册个跟我博客差不多的名字-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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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哈,我的观点没有原创的,就是从奥尔森那里来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分税制改革,税权方面,主要是把税基稳定的增值税,全部让中央拿去了。但地方也有了多劳多得的自主税权。政治分权也是同时发生了的。我的理解这是变成了财政联邦制度。增值税变成国税,我觉得也不是造成中央独大的主要原因。我们的财政光想着怎么汲取是混蛋的地方。

    我说的削藩,属于用词不当,中国又不是阿富汗不需要抑制地方军阀。我想表达的是把地方政府经济上饿着,逼迫他们创收。实业家直接面对的,主要还是县级政府。这一层的官员,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和局限条件,貌似比较重要。当然改革的人一定没有想到,这个对促进地方间竞争有好处,属于歪打正着。

    当时中央也是穷疯了,旧的分肥办法,鼓励地方骗中央。增值税是容易收的税,企业不好做手脚,税基稳定。而地方没了稳定税基顿时就很困难了,收支平衡都不容易。地方被逼创造了大量行政费用创收。因为资本是流动的,地方要用各种费用拔羊毛,资本就跑了。地方没办法,才有了亲商的,卖地财政和经济开发区模式。当然,农民是很惨的,与土地绑在一起成了固定要素跑不掉。农村税费问题快成了革命火种,激起了很多抗税斗争。

    你对弊政的批评,我完全同意。不过我觉得至少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还是亲民间资本的。民间资本也很快就变成自己人了(见Dickson red capitalist 红顶商人 )我觉得规模以上工业的民企老板和同等规模的国企,政治影响力没有什么区别。政治待遇的差别在中央的还是地方的,而不是所有制形式。当然可能没有中央的民间企业这么一说。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通过向制造业的上游集中,享受下游充分竞争的好处。

    当然张老师的研究,也主要是对中国局部地区有效。毕竟值得工业资本流动的地区范围有限。需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的地区,是改革带来的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受害者。税制改革让地方政府偏好规模以上工业,也是很大的资本错配。官商勾结,无利长远宪政的建立,只有利于威权的巩固。

    其实你上一篇推荐的俄罗斯的文章,里面那个shleifer的一本书对我启发很大。他有一个Grabbing hand 模型,基本说的意思是政治制度改革需要考虑当权者的激励机制和局限条件。所谓好政策被执行坏了,是制度设计有问题,没有考虑政策执行者的激励机制。我的看法是,改革恐怕也要有赎买机制,不然还是推行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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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实中央领导罩的民间企业也是可以有的。请领导家属过来做个高管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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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他暂时没想出什么说法,仅对commerce clause持保留意见,在这点上两党的贡献一样大或者一样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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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就分权说说我的看法。

    作为一个一般原则来讲中央和地方、集权和分权,我觉得非常困难,毕竟分权搞得好的国家基本上是发达国家(这个认识有待于确认。)

    就中国现实,即便中央政府有自己的利益,我认为分权也是唯一的选择。中国的中央不可谓不强,但也一直为中央地方关系头疼,个人看法就是大一统造成中央作了很多该由地方做的事情,而这种机制造成的地方政府策略性行为是无解的,所以只有这一条路。结果可能是乐观的,但过程难说,代价可能非常沉重。

    从民众福利来讲,分权的优势不用多说了,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信息,回应性也更好。

    地方政府应不应该承担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任务?比较中国各地政府,能够看到有些地方做的似乎比另一些地方好,但这是建立在政府过多掌握应该本应该由私人掌握的资源基础上的。如果我们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可动用的资源,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的竞争非常有可能以牺牲当地居民的福利为代价,最终的结果是负和。

    另外,在中国讨论分权问题,通常是在中央-省的层面上,针对美国式的local government,无论是税收还是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其实甚少涉及。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否则一些文献很难理解,尤其是Tiebout所引发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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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自我批评一下,貌似没有搞明白,分税制改革倒底改了什么地方。这些改动是否让原来没有积极性的地方政府,因此有动力从事经营性活动,搞开发区去了。光让地方政府稳定收入减少,似乎不足以把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地方去。

    也许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动力,是GDP升官的政治刺激决定的,与税收结构无关?GDP的数据,必须靠本地的工业活动来产生。政府喜欢规模以上工业,也大概是因为这样类型的企业,依靠规模效应,有利于快速刷GDP数据。

    张老师说开发区是公司行为,不过或许更有可能这是以补贴换取GDP数据,实现政治目标的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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