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0日星期一

接着来

一周没来,来了就发现除了litz以外又有两位老师留了评论。我一个业余读书人,借Paul Romer的话随口发点牢骚,引出这么多有价值的评论,压力很大。但现在至少可以说,虽然这个博客的文章质量在中文博客圈排不上号,但平均下来的评论质量应该是最高的之一了。先把上一篇的评论整理一下。

litz说:

哈,我的观点没有原创的,就是从奥尔森那里来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分税制改革,税权方面,主要是把税基稳定的增值税,全部让中央拿去了。但地方也有了多劳多得的自主税权。政治分权也是同时发生了的。我的理解这是变成了财政联邦制度。增值税变成国税,我觉得也不是造成中央独大的主要原因。我们的财政光想着怎么汲取是混蛋的地方。

我说的削藩,属于用词不当,中国又不是阿富汗不需要抑制地方军阀。我想表达的是把地方政府经济上饿着,逼迫他们创收。实业家直接面对的,主要还是县级政府。这一层的官员,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和局限条件,貌似比较重要。当然改革的人一定没有想到,这个对促进地方间竞争有好处,属于歪打正着。

当时中央也是穷疯了,旧的分肥办法,鼓励地方骗中央。增值税是容易收的税,企业不好做手脚,税基稳定。而地方没了稳定税基顿时就很困难了,收支平衡都不容易。地方被逼创造了大量行政费用创收。因为资本是流动的,地方要用各种费用拔羊毛,资本就跑了。地方没办法,才有了亲商的,卖地财政和经济开发区模式。当然,农民是很惨的,与土地绑在一起成了固定要素跑不掉。农村税费问题快成了革命火种,激起了很多抗税斗争。

你对弊政的批评,我完全同意。不过我觉得至少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还是亲民间资本的。民间资本也很快就变成自己人了(见Dickson red capitalist 红顶商人 )我觉得规模以上工业的民企老板和同等规模的国企,政治影响力没有什么区别。政治待遇的差别在中央的还是地方的,而不是所有制形式。当然可能没有中央的民间企业这么一说。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通过向制造业的上游集中,享受下游充分竞争的好处。(其实中央领导罩的民间企业也是可以有的。请领导家属过来做个高管就好了。)

当然张老师的研究,也主要是对中国局部地区有效。毕竟值得工业资本流动的地区范围有限。需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的地区,是改革带来的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受害者。税制改革让地方政府偏好规模以上工业,也是很大的资本错配。官商勾结,无利长远宪政的建立,只有利于威权的巩固。

其实你上一篇推荐的俄罗斯的文章,里面那个Shleifer的一本书对我启发很大。他有一个Grabbing hand 模型,基本说的意思是政治制度改革需要考虑当权者的激励机制和局限条件。所谓好政策被执行坏了,是制度设计有问题,没有考虑政策执行者的激励机制。我的看法是,改革恐怕也要有赎买机制,不然还是推行不下去。

过了一天他又加了几段:

自我批评一下,貌似没有搞明白,分税制改革倒底改了什么地方。这些改动是否让原来没有积极性的地方政府,因此有动力从事经营性活动,搞开发区去了。光让地方政府稳定收入减少,似乎不足以把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地方去。

也许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动力,是GDP升官的政治刺激决定的,与税收结构无关?GDP的数据,必须靠本地的工业活动来产生。政府喜欢规模以上工业,也大概是因为这样类型的企业,依靠规模效应,有利于快速刷GDP数据。

张老师说开发区是公司行为,不过或许更有可能这是以补贴换取GDP数据,实现政治目标的政治行为?

Victor留了句:

其他暂时没想出什么说法,仅对commerce clause持保留意见,在这点上两党的贡献一样大或者一样糟~~

一位叫Bo Jiang的老师说:

就分权说说我的看法。

作为一个一般原则来讲中央和地方、集权和分权,我觉得非常困难,毕竟分权搞得好的国家基本上是发达国家(这个认识有待于确认。)

就中国现实,即便中央政府有自己的利益,我认为分权也是唯一的选择。中国的中央不可谓不强,但也一直为中央地方关系头疼,个人看法就是大一统造成中央作了很多该由地方做的事情,而这种机制造成的地方政府策略性行为是无解的,所以只有这一条路。结果可能是乐观的,但过程难说,代价可能非常沉重。

从民众福利来讲,分权的优势不用多说了,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信息,回应性也更好。

地方政府应不应该承担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任务?比较中国各地政府,能够看到有些地方做的似乎比另一些地方好,但这是建立在政府过多掌握应该本应该由私人掌握的资源基础上的。如果我们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可动用的资源,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的竞争非常有可能以牺牲当地居民的福利为代价,最终的结果是负和。

另外,在中国讨论分权问题,通常是在中央-省的层面上,针对美国式的local government,无论是税收还是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其实甚少涉及。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否则一些文献很难理解,尤其是Tiebout所引发的文献。

分税制这个事情太大,很多问题超出我的能力。尽可能地抛几块砖。

litz确实记错了。其实很容易查到,增值税的央地分成比例是75%比25%,张五常整本书就是围绕着这个来的嘛。也可以查到,增值税现在占中央财政收入1/3强。另外,自02年起中央又把原先地方独享的企业、个人所得税抢了60%上去。现在企业所得税几乎和第二大税种关税一样多。这汲取能力,没话说了。至于省以下的分税,似乎比较乱,所以就像Bo Jiang老师说的那样,少有人谈及。老张也没说清楚吧。

不过还是同意litz说的,老张确实有把他跑了几个开发区跑出来的特殊经验盲目普遍化的问题。像基础设施建设还有房地产就没见他怎么谈。还有找中央要项目要钱,要回来之后许诺的地方配套资金偷工减料,靠银行贷款填漏洞,近乎空手套白狼之类的事情,他更看不到。他说的这个增值税+土地的分成模式,我也很怀疑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有多大。09年中央财政国内增值税收入1.4万亿,除以3,地方政府拿到的还不到五千亿,跟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比起来,不算什么吧。还是跑部钱进更给力。可以这么讲,地方亲资本,更亲权力。

很多人都说分税制让地方政府穷疯了只能靠土地出让金之类的预算外收入为生,我有疑问。94年前地方上的预算外收入也不是盖的。当时都是一边减税,一边多收费多提成(毕竟至少名义上所有权都是地方政府的嘛)。90年代初预算外收入都快赶上预算内的了。所以“小金库”这个说法一度很热。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这个词到90年代中期才慢慢消失。说这些的意思是,预算外收入这个问题,恐怕不是因为没钱才弄出来的。缺少财政民主化之类的制约,地方政府永远都有在正经收入之外继续搞钱的动机,无论是饱是饥。不过钱颖一认为预算外收入是好事,激励嘛。

开发区也是80年代就兴起了的。在某处看到个数据,93年全国各类开发区就有三千多个。里面税收优惠什么的,当时都有。所以这应该不算分税制的功劳。

说来说去,无非是怀疑分税制的正面作用。该有的,80年代就有了。94年税改,是把之前变来变去的五六种收入分享安排统一改成税收分享,界定清楚了中央和省的税收权限。地方也不再有原先(有限)的税收自主权,后来的费改税是进一步的规范。游戏规则越来越明晰是好事。但税改本身,是不折不扣的集权。94年后地方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例变化不大,但是预算内收入的一大块一下子归了中央。这就给了中央用转移支付等手段加强对地方控制的机会。央企利益集团也成形了。坏就坏在这些上面。经济之外的自由,自然也缩水了。

其实我比较倾向于litz后来说的,对地方政府官员最大的激励不是财政收入,而是靠GDP升官。这个大家都在说。周黎安等学者也有研究。但我觉得这类研究统计来回归去,还不如找本内参看看,当然能问到接近中组部的人就更好了。社会稳定什么的肯定也是考察指标之一。但大体上的权重如何,是个问题。求内幕啊。

有些人说90年代后中央对地方的人事权控制也加强了,干部交流就是一例。我确实也听说地方上有些属于块块,原可自己任命的职务,现在也和条条一样,要经过中央统一组织招收、培训了。其它方面不知怎样。果如此,无疑更是鼓励了官员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而不是植根地方深耕细作。就像上次说的,捞一笔就跑。

GDP其实有它的毛病。这倒不是说要用Sen或者Stiglitz弄的那些指数来代替GDP,也不只是质疑中国的统计数据真实性,而是说,GDP作为反映经济活动的指标,在中国这么一个国有经济比例大地位高的经济体里,要拉上去其实不难,但是拉上去了,未必是有质量的;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的时候,未必不健康(好像已经有很多人说过这种话了)。像90年代中后期,经济结构的扭曲没现在那么厉害,国企在改革,乡镇企业也在转制,还没有之前要命的通胀,看起来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但这段时间恰恰是三十年里,除90年前后几年之外,GDP增速最低的时候。第四代上台后,大手笔很多,比如公路,包括高速公路,总里程增速突然飙升,最近四五年翻了一番,算是基础设施建设里标志性的,貌似花了三万亿吧。就是这些固定资产投资,帮助GDP增速站上两位数的台阶。一些投行分析师说高速公路修得对,没浪费。考虑到高速公路很多都是地方的高速公路公司自己来搞,通行费油水很大,搞好了对招商引资也有吸引力,也许问题确实没那么严重,顶多是借四万亿的东风,早修了几年。但是这几年铁路、电力、煤炭、钢铁上面的投资,是不是mal-investment,问号很大。尤其是钢铁,因为四万亿接近尾声,铁矿石又涨价,上半年多惨啊,顺便把焦炭也给拉下水了。还有今年最受关注的地方融资平台,应该算是典型的软预算约束吧,投资饥渴。像这样追加资本和劳动力堆出来的GDP,高了又如何?我一直强调金融抑制,就是想说,老百姓的钱都喂了这些地方,自己没得到什么好处。我记得罗斯巴德还是谁,构建过一个指标,好像是在国民收入里扣除政府开支,来衡量私人真正享受到的收入,结果美国的这个指标自60年代起都是下降的。要是把中国放进去算算,02年以来即便不会下降,也肯定没有面儿上的GDP那么光鲜了吧。

喷太多了,估计长得都没人看了,下回再说。

2010年9月13日星期一

共识慢慢有一些了

litz继续评论道

我觉得讨论的不是强弱区别,而是failed state。在全球看,还是有很多国家没有做到,我说的基本底线。当然像中国这样,都世界经济第2大国了,非把自己与阿富汗伊拉克比,感叹制度优越性,也算能耐。

我觉得斯大林和法西斯代表的极权国家,还是强国家中的例外情况。这早不是official can abuse的情况了,而是人民想交保付费,都不能换来安宁的问题。黑老大的行为动机,但凡还是如何多为自己搞钱,其实人民都还是可以忍受的。难以忍受的是那些有宗教情怀打算改天换地制造新世界的人。(法西斯,共产主义,原教旨恐怖主义,倒是有文化传统上的一脉相承。)这个黑老大是不是叫国家政府,其实也无所谓。只要能在局部地区实现对暴力的垄断都成。私人执法挺好的,但lawlessness就有问题了。垄断权老被挑战,造成生灵涂炭,这是最坏的情况。

分税制我觉得好处是削藩。让地方政府饿着,不得不依靠资本。但富了中央,养起了垄断企业,这些也是政治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倒是相当混蛋的说法,改成维持威权统治能力比较好。

我尤其同意,只要黑老大埋头专心搞钱,老百姓其实还能过得去。奥尔森也有类似的意思。比宪政民主黑的是坐稳了的黑老大;比它们都黑,而且黑得多的,是捞一笔就跑的黑老大(包括某些今天我抢你明天你抢我,坐吃山空的democracies)。

但古时削藩主要还是为了把对中央的军事威胁扼杀在襁褓里吧。到了上世纪末还有这个必要不成?真是怕反,那也是98年禁止军队经商、内部轮换之类才能解决的,跟分税制不相干吧。

让地方政府亲资本,当然比搞政治运动强。但黄亚生也说了,亲的还是自己人和洋人。民间资本靠边站。再加上金融抑制,让老百姓的钱基本上要么只能放到银行和股市里直接反哺国企,要么买房,间接把一大部分喂给了卖地的地方政府。(这两年房市里央企凶猛,所以房企拿到的另外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民间也留不住。)

真想让老百姓过的好一点,还是要分权。财政,包括福利什么的都应该尽量下到地方上。中央要保证的,是遏制地方保护主义,保障人、物的流通,以促进地方竞争,像美国立国时的愿景那样。(中国在这一点上做得差强人意。)还有就是协调铁路公路建设,河流相关的水坝、环保什么的。但是美国宪法那个跨州贸易的条款,经过FDR, LBJ之流的扭曲和联邦高院的为虎作伥,已经被滥用得不行。中国这边,老百姓有大一统情结,和对中央的盲目信任,更糟糕。在这一基础上,分税制大大加强中央,是很可怕的。而如果权力更迭机制的变迁使得有些人捞一笔就跑的心态越来越盛行,那就更可怕了。

2010年9月12日星期日

弱国家

litz在我对Paul Romer的引用下面留了个评论

我倒是觉得Paul Romer的说法欠妥当。毕竟多数情况下,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是值得庆幸的。一个黑老大,比互相火拼的一群好。

政权存在的基础,是其提供公共产品,让人民满意。比如law and order,基本的供水供电。弱国家,没有能力提供这些基本服务,其他黑老大就可能抢生意,挑战国家的权威。

不过王绍光的建议,应该是说给阿富汗人民听的。中国语境下,毕竟还没有中央控制不住军权的问题。

税制改革有益之处,不在于中央扩张,而在于逼迫地方政府变成公司。这个问题上,张老师还是说得很到位的。当然我觉得钱颖一更有原创权。因为地方政府权力被削弱了,不得不依靠资本,才有了中国的发展。这个与王绍光的逻辑完全是相反的。

回几点:

  1. 分税制改革有益,得看是对谁。我本来的意思可是恰好相反。这十几年财政收入增长比居民和企业收入快那么多,其它方面又多是只见倒退不见进步,不是党的人,怎么会觉得有益啊;
  2. 提供law and order和基本的供水供电、交通设施,这样的国家已经很弱了,距诺奇克的minimal state我看也就差两三步嘛。不管怎么说,也不会给驻京办和earmarks留太多空间,更不至于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
  3. “没有能力提供这些基本服务”的,也未必就比一个专断强力的国家更暗无天日。如果让我选择是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是在Hay and Shleifer (1998)描述的那个部分靠私人执法的俄罗斯生活,我想我至少不会眼都不眨地就选择前者,还觉得“庆幸”;
  4. 更极端的例子当然是索马里,连弱国家都没了。它在某些方面肯定是被人吹过了头。但是它就在那里,活生生地,挑战着被现状的暴政奴役了的头脑里的习见。它未必具有可参照实施的普遍意义,但不妨作为一个benchmark留待观察。

2010年9月10日星期五

The Great Fitzgerald

“爵士时代的挽歌”之类的说法,对The Great Gatsby是个蹩脚的评价。且不说这部小说出版时,距大萧条还有四年多的时间,这个故事的背景,也完全可以放在1900年代、50年代、80、90年代,以及刚刚过去这个十年的中期。唯一可以勉强与爵士时代挂上钩的,或许只有Fitzgerald华丽而精准的文字,尽管这对母语非英语的普通读者来说构成了不小的阅读障碍。很难想象现今这个流行像电影Funny Games这样装作漫不经心,甚至略带喜剧感地讲述残忍故事,产品设计唯简约是从的冷峻时代,The Great Gatsby这类用词考究工整的小说会像当年那样大卖。

其实Gatsby从一开始就清楚Daisy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才会在刚认识Daisy时

...let her believe that he was a person from much the same stratum as herself...

而两人多年后重逢的那个下午,即使在围观极具喜剧和狂热色彩的欢笑泪水时,Nick也发觉了Gatsby幻梦的裂痕:

There must have been moments even that afternoon whe Daisy tumbled short of his dreams—not through her own fault, but because of the colossal vitality of his illusion. It had gone beyond her, beyond everything. He had thrown himself into it with a creative passion, adding to it all the time, decking it out with every bright feather that drifted his way. No amount of fire or freshness can challenge what a man will store up in his ghostly heart.

这一段不禁让人悲从中来。每个心灵尚未粗糙硬化的少年都曾怀有这样的幻梦。这几乎是年轻时不可避免的一场疯病。但Gatsby的梦寄托错了对象,又在想象中再造了对方。相较之下,真相实在有些丑陋。Nick在最后偶遇Tom时也悟透了:

They were careless people, Tom and Daisy—they smashed up things and creatures and then retreated back into their money or their vast carelessness, or whatever it was that kept them together, and let other people clean up the mess they had made... I felt suddenly as though I were talking to a child.

Daisy只是careless,只是爱钱,爱虚荣,爱漂亮衣服,和我们这个时代看到驴牌包包就走不动路的平庸女人没有区别。Tom也是,就像电影The Italian Job里的Edward Norton,被人骂搞了那么多钱,就知道买个大房子,在里面看那台大屁股电视。Daisy和Tom物以类聚,所以才始终没有分开。严格说来,Daisy在车祸之外是无辜的。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被Gatsby神化不是她的过错。那些做梦的少年人,后来要么被现实踢醒,把梦收起来藏好,不轻易示人;要么干脆把它丢掉,像猪似的跌进泥淖打滚而自得其乐。但Gatsby却西西弗斯一般地执意追梦,即便如Nick一再见证的,他已明知Daisy是个多么庸俗的女人:

“She’s got an indiscreet voice,” I remarked. “It’s full of——” I hesitated.

“Her voice is full of money,” he said suddenly.

That was it. I’d never understood before. It was full of money—that was the inexhaustible charm that rose and fell in it, the jingle of it, the cymbals’ song of it... high in a white palace the king’s daughter, the golden girl...

Fitzgerald最后一部长篇,中文译名《夜色温柔》,原题Tender is the night,根据维基百科,出自济兹的一首诗。六十余年后,这句诗成为Blur的13整张专辑中的第一句歌词。听这首悠长缱绻的Tender,尤其是那句Tender is the touch, of someone that you love too much, 应该可以想象出Gatsby心中温柔的爱恋,也能多少有些理解他为何一直知晓真相,却还如此。于是,怀着这种爱恋,他终于飞蛾扑火。

那么到底为何?部分是因为他的穷苦出身造就的心态。有钱人家的孩子其实也可以不那么careless,可以正直、阳光、自信、负责,顺风顺水地在人生大道上飞奔。可在阴暗污秽而又卑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穷孩子们心里小小的,但又强烈敏感的自卑、自尊、自负,前者恐怕永远无法体会。关于二者的不同,Fitzgerald在另一个短篇The Rich Boy里干脆直抒胸臆:

Let me tell you about the very rich.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you and me. They possess and enjoy early, and it does something to them, makes them soft where we are hard, and cynical where we are trustful, in a way that, unless you were born rich,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我们不妨再继续引用一些,虽然接下来的未必不是Fitzgerald自己的偏见:

They think, deep in their hearts, that they are better than we are because we had to discover the compensations and refuges of life for ourselves. Even when they enter deep into our world or sink below us, they still think that they are better than we are. They are different.

因为匮乏,穷孩子们倾向于珍视第一次偶然遇见的美好事物,甚至将其作为毕生的梦想、生活的中心,哪怕富人们根本不在乎或早已厌倦。既然是终身大梦,而灵魂又别无支柱,他们也就可能像Gatsby这样,在明显褪色的真相面前欺骗自己,拼命守护那盏唯一的小绿灯,直到自己彻底被击碎。

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The Great Gatsby著名的结尾并非简单强调对梦不顾一切的追逐——真是那样,就太烂俗了。Fitzgerald稍前一点提示说,Gatsby的梦其实已经在他身后。毕竟,这个梦是在他少年时所种下,是他从没能甩开的青春。因为梦想不在前方,所以结尾这句话里,一切都是反的,我们是逆水行舟,方向是朝后,驶往过去:

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

但我们读者不必回到过去。我们可以隔着八十多年的时光,和Nick一起向Gatsby致敬,向进入上层圈子后郁郁不得志,但能将此化为经典作品的小说作者、穷孩子、梦想家,了不起的Fitzgerald,致敬。

2010年9月9日星期四

今日佳句100909

Paul Romer说

Living with the lawlessness of a weak state might be better than living under a strong state that officials can abuse.

王绍光很是为自己在九十年代初的自由大潮中敢于提出强政府而自豪。逻辑上,强政府并不必然成为大政府。但事实上这很难避免。我们都看得到,在他参与建言的税制改革之后,中国的中央政府膨胀得多快,而民间的商业、社会力量又如何重新被边缘化,以至于出现了黄亚生和朱学勤等观察家所说的,两场截然不同的改革。至于另一个不无相关的事实,即持续高增长,Perkins等多位中国经济研究者的共识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甚微,资本和劳动力简单的加大投入才是维续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必有高增长的说法,也只是换了个角度来看问题,并不矛盾。总之,九十年代以降的所谓“中国奇迹”里面,没什么新鲜到可以激动人心的东西。而王绍光对弱政府导致社会动荡的担心,其实跟中国普通人未经严肃思考的怕“乱”的恐惧感没太大区别,算不上什么洞见。

一不小心发挥多了,打住吧。

2010年9月7日星期二

张五常终于又写了篇能看的东西

新文章没到一半,看到他批“均衡”,立刻想起他的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后面他自己果然提到。网上有些搞宣传的,一谈到价格管制,就说会使得市场无法出清,形成“过剩”或“短缺”。下面呢?下面没了。老张这篇发在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上的文章就没拿“不均衡”糊弄人,而是推断出存在价格管制时,不同约束条件下可能出现的若干种合约安排——用他的话讲,都是可以验证的假说。确实很精彩,老张还是牛屄过的,至少在学报上。

老张说供给和需求曲线并非真实存在,当然也对得不能再对。如他所言,我们能观察到的只有价格和成交量的时间序列数据。供需剪刀,是最简单的经济学模型了。和其它更复杂的模型一样,它是且仅是模型,是脱离真实经济现象就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是我们用以理解世界的思维工具,不是世界本身。所以当你下次看到某位经济学家“证明了”什么的时候,应该要反应过来,那多半是位放在数学界连三流都排不上,甚至可能当年就是因为数学或物理读不下去才跳到经济学界的人物,又弄出了个长到一行刚刚勉强挤得下的Bellman或别的什么方程,然后自己爽歪歪地找到了近似解,而这一切都与真实世界没太大关系。至于供需曲线,好几十年前就有人用工具变量估计需求曲线,后来听说还有人用非参数方法去估计某个厂家的供给曲线。真是脑袋被马桶盖夹坏了。这个问题上,凯恩斯也想得透,反对用计量方法为模型中的变量赋予具体数值,不过没什么人听。

后半篇就不行了。老张不跟文献不读书,刚好错过卢卡斯革命,仅仅因为听说教科书上尚有残留,就对IS-LM曲线大批特批。很欢乐,但是批也要批对。比如,可以说IS曲线的利率是长期利率,LM里是短期,不是一回事,不能瞎交叉,等等。可那个储蓄和投资“永远相等”,所以IS曲线“不能成立”的说法,雷啊。他也知道“宏观多了个货币”,那就该明白,因为有了货币,货币又由央行玩弄,就可以有mal-investment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