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5日星期四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民主

标题是标题党的通行证。非如此不足以气死或吓跑那些闻风而来的访问者和订阅者,让这里恢复成本来面目,即我和若干朋友分享智识的边角碎料之地。

其实这是针对王绍光的《民主四讲》来的。在长达两百多页对西方思想大家如何警惕民主的回顾和当代西方国家如何不民主的血泪控诉之后,最后一节“对民主制度的反思”中,以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形象出现的王先生抖出了这么一个包袱:

本书的全部论述基于一个简单的信念,真正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所谓“真正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而不是被阉割、经过无害化处理的民主。

王先生之前还写过一篇文章,叫《警惕对民主的修饰》,主旨类似。上面后一句是对的。民主即“人民统治”。更多“真正的民主”自然意味着一定的政治单位内由人民参与决定的事务更多更广。假如全国人民人手一个小红本儿,大家又一致拥护吃饭前或走夜路被检查的时候需背诵小本里几句话才行这一英明政策,这就很民主嘛。或者群众们看国家主席夫人戴着项链光彩照人地出国访问不爽,可以给她剃阴阳头,让她挂着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低着头站在台上由大家骂几个小时,这也没什么不民主嘛。又或者,在农村,别人家积累了多少年的土地,也可以民主地抢来分掉,民主地在他们家小姐的绣床上打个滚,民主地给老人家戴上高帽子游街后痛殴至死;在城市可以民主地抄家,民主地砸烂各处的古董,民主地拿自行车链条抽人,民主地逼人跳楼,最后民主地免费坐火车去首都广场上集体向领袖请功。

所以他的前一句是错的,民主就是要被修饰,就是要被阉割,就是要经过无害化处理。真的懒得再啰嗦那些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伯林的消极和积极自由,朱学勤的英美和大陆政治思想之分,宪政、法治,普通法精神,独立、消极、权威的司法体系,以及更技术性的代议制、内阁制、联邦制、文官体系、司法审查……五四暴动发生不久梁漱溟就有所反思,这都快一个世纪了,《民主新论》译成中文然后再版也都好几年了,王绍光怎么还在这传销无限制的民主呢?

也许是受国内叶公好龙的民主控们刺激所致。前言一开头就跟俞可平较上了劲。后面的话越看越像是冲着以南方报系某些时评人为代表的平媒评论猿之流。这些人是该骂。他们装作看不到,美国国父们的理想和他们缔造的宪法已经被罗斯福、林登·约翰逊和奥巴马等人扭曲篡改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他们也不愿承认,所得税、贸易保护、中央银行、金融管制、社会福利、强制医保、凯恩斯主义财政、国债制度……乃至FDA、教育部等等,给美国人的自由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而这些无一不由宪法中未出现的“民主”所带来。但是,再一次地,对这些头脑简单者的批评,只能证明王绍光上面后一句话的应景、正确,推不出前一句。书中唯一有价值的,是第二讲中的实证综述。BTW,其中又有巴罗,这回是他对民主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这也不是我第一次看到政治学者引用他的这一研究。看来他是最受政治学者们重视的经济学家之一了。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让政府快快变小。王绍光鼓吹的“真正的民主”,和他据此提出的四条建议——

  1. 用抽签替代选举
  2. 加强商议
  3. 利用现代电子技术,提高民众政治参与的广度
  4. 超越政治民主

——中的1、3、4条,都很可能只会让小政府梦想变得更加遥远。所以不得不反对,旗帜鲜明地反对。我们的一大时代病就是想当然地把太多诸如民工欠薪、食品卫生之类的私法事务转化为公共问题,寄望于立法和行政机关,which恰好对应于时评猿们鹦鹉学舌一般总在念叨着的“制度”、“问责”二词。既然在权力深深嵌入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中国,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寻求改变现状都会遭遇权力,都必须与虎谋皮,从而非常容易碰壁,那么我们不如试着更多地转向司法渠道,至少至少,更多地在公开讨论中提及在司法框架下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一个司法权力掌握了最后最高话语权的社会,才谈得上成熟。我们需要往这一方向努力,而非把扩大政府权力当作灵丹妙药。不要听信秦晖先生的“民主问责”说。我们不为政府卸责,政府永远都有借口不放权甚至扩权。换句话说,你要问我反对(真正的)民主的同时,须支持什么,我会说是法治。但你若问我法治在中国有无希望,问我这个世界会好吗,想想各报时评版上遍地开花的问责控和政府工作报告里父爱主义臭味浓郁的“民生”字眼,我只能说,不知道,因为:

预言是预言帝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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