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8日星期三

信息窄化?

魏武挥引用《网络共和国》,担心网络用户自我过滤信息。在我阅读《网络共和国》时,这本书就没能说服我,魏的文章也一样。我并不否认网络使我们能更便捷地获取自己偏好的信息。但这未必会比其它手段更易导致偏狭和激进。首先,BBS扮演着广场或市政厅的角色,其中从不会缺少争论,各种主张都会浮现。即使争论最终以各方互骂傻屄收场,沉默的大多数也会基于多元化的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其次,对于很少参与BBS中公共讨论,更多地靠RSS等定制化手段获取信息的用户,他们阅读的新闻或博客内容无论多么极端,与其对立的信息也往往会作为反面教材出现。而文章下面的评论区,其实也是个小小的BBS,充满不同的声音。总之,不能低估我们试图说服别人的强烈欲望。而只要这种欲望存在并持续引起争论,信息窄化便很难真正形成。

是不是太乐观了?Tyler Cowen介绍的一项研究表明:

Ideological segregation of online news consumption is low in absolute terms, higher than the segregation of most offline news consumption, and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segregation of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with neighbors, co-workers, or family members.

也就是说,网络反而比现实生活中的交流更能平衡信息立场。这是美国,不过我也不担心中国的互联网。是的,我们在网上经常能见到傻屄横行,但我的观察是,他们的问题在网下。能经常上网之前,他们就已经被家庭和中小学教育给摧残成了傻屄。网络只是给了他们一个展现自己傻屄头脑的华丽舞台罢了。网络无罪。

2010年4月26日星期一

关于QWERTY键盘

Ptolemy以他一贯的高水准写了《Kindle、iPad与Google图书》。对文章的理路,我没有什么不赞同的。只是有一个无关宏旨的细节或可商榷。在谈到Kindle可能形成路径依赖的问题时,他说:

这类似QWERTY键盘的例子,也可以用来解释微软在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不急于打击盗版:当足够多的人习惯了使用同一界面,由于较高的转轨成本,竞争者想取而代之就变得困难,即使竞争产品或许更有效率。

微软的例子似无不妥,但是QWERTY键盘的效率不如Dvorak键盘的故事,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上曾有一篇名为The Fable of the Keys的文章提出过异议。特别地,文章的注释16里说:

Under some circumstances it might have been foolish for secretaries and firms to act in this manner (指转换至Dvorak键盘) but this type of behavior hardly seems foolish in many real-world situations For example, large organizations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Fortune 500 companies, etc..) often have tens of thousands of employees. And these organizations could undertake the training if the costs really are compensated in a short time.

另外,注释11和14提供了转换成本的相关资料。从引用次数来看,这篇文章并非不值得重视。其它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只是我没时间细读,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2010年4月15日星期四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民主

标题是标题党的通行证。非如此不足以气死或吓跑那些闻风而来的访问者和订阅者,让这里恢复成本来面目,即我和若干朋友分享智识的边角碎料之地。

其实这是针对王绍光的《民主四讲》来的。在长达两百多页对西方思想大家如何警惕民主的回顾和当代西方国家如何不民主的血泪控诉之后,最后一节“对民主制度的反思”中,以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形象出现的王先生抖出了这么一个包袱:

本书的全部论述基于一个简单的信念,真正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所谓“真正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而不是被阉割、经过无害化处理的民主。

王先生之前还写过一篇文章,叫《警惕对民主的修饰》,主旨类似。上面后一句是对的。民主即“人民统治”。更多“真正的民主”自然意味着一定的政治单位内由人民参与决定的事务更多更广。假如全国人民人手一个小红本儿,大家又一致拥护吃饭前或走夜路被检查的时候需背诵小本里几句话才行这一英明政策,这就很民主嘛。或者群众们看国家主席夫人戴着项链光彩照人地出国访问不爽,可以给她剃阴阳头,让她挂着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低着头站在台上由大家骂几个小时,这也没什么不民主嘛。又或者,在农村,别人家积累了多少年的土地,也可以民主地抢来分掉,民主地在他们家小姐的绣床上打个滚,民主地给老人家戴上高帽子游街后痛殴至死;在城市可以民主地抄家,民主地砸烂各处的古董,民主地拿自行车链条抽人,民主地逼人跳楼,最后民主地免费坐火车去首都广场上集体向领袖请功。

所以他的前一句是错的,民主就是要被修饰,就是要被阉割,就是要经过无害化处理。真的懒得再啰嗦那些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伯林的消极和积极自由,朱学勤的英美和大陆政治思想之分,宪政、法治,普通法精神,独立、消极、权威的司法体系,以及更技术性的代议制、内阁制、联邦制、文官体系、司法审查……五四暴动发生不久梁漱溟就有所反思,这都快一个世纪了,《民主新论》译成中文然后再版也都好几年了,王绍光怎么还在这传销无限制的民主呢?

也许是受国内叶公好龙的民主控们刺激所致。前言一开头就跟俞可平较上了劲。后面的话越看越像是冲着以南方报系某些时评人为代表的平媒评论猿之流。这些人是该骂。他们装作看不到,美国国父们的理想和他们缔造的宪法已经被罗斯福、林登·约翰逊和奥巴马等人扭曲篡改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他们也不愿承认,所得税、贸易保护、中央银行、金融管制、社会福利、强制医保、凯恩斯主义财政、国债制度……乃至FDA、教育部等等,给美国人的自由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而这些无一不由宪法中未出现的“民主”所带来。但是,再一次地,对这些头脑简单者的批评,只能证明王绍光上面后一句话的应景、正确,推不出前一句。书中唯一有价值的,是第二讲中的实证综述。BTW,其中又有巴罗,这回是他对民主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这也不是我第一次看到政治学者引用他的这一研究。看来他是最受政治学者们重视的经济学家之一了。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让政府快快变小。王绍光鼓吹的“真正的民主”,和他据此提出的四条建议——

  1. 用抽签替代选举
  2. 加强商议
  3. 利用现代电子技术,提高民众政治参与的广度
  4. 超越政治民主

——中的1、3、4条,都很可能只会让小政府梦想变得更加遥远。所以不得不反对,旗帜鲜明地反对。我们的一大时代病就是想当然地把太多诸如民工欠薪、食品卫生之类的私法事务转化为公共问题,寄望于立法和行政机关,which恰好对应于时评猿们鹦鹉学舌一般总在念叨着的“制度”、“问责”二词。既然在权力深深嵌入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中国,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寻求改变现状都会遭遇权力,都必须与虎谋皮,从而非常容易碰壁,那么我们不如试着更多地转向司法渠道,至少至少,更多地在公开讨论中提及在司法框架下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一个司法权力掌握了最后最高话语权的社会,才谈得上成熟。我们需要往这一方向努力,而非把扩大政府权力当作灵丹妙药。不要听信秦晖先生的“民主问责”说。我们不为政府卸责,政府永远都有借口不放权甚至扩权。换句话说,你要问我反对(真正的)民主的同时,须支持什么,我会说是法治。但你若问我法治在中国有无希望,问我这个世界会好吗,想想各报时评版上遍地开花的问责控和政府工作报告里父爱主义臭味浓郁的“民生”字眼,我只能说,不知道,因为:

预言是预言帝的墓志铭。

2010年4月14日星期三

突发奇想

如果效率工资一说成立,那岂不是工人在剥削资本家?

2010年4月10日星期六

外省青年

本博一向注重趣味,即使在追随、赏析观念史上那些伟大的人和思想时也是这样。但下面的文字,从主题到遣词造句都谈不上有趣。而且它可能会冒犯一些人,虽然如果理解正确的话,可以发现我并非意在如此。读者若是累了一天想放松下脑子,或者对“政治正确”极为敏感,可以省省,不用往下读了。

好吧,我知道你不会理会这一套。那我们就继续。但除了上面两条提醒,还必须做些另外的说明――既然这个开头已经够无趣了,那就冗长枯燥到底吧:为了行文方便和流畅,我不得不使用一些全称代词或类似的词汇。这些不应被视为是对复杂多样的现实武断而幼稚的裁剪、归类和简化,也不是在试图从非随机的小样本中盲目地抽象出自以为具有统计意义的结论。不要忘了这里只是个人博客,没有比这种地方更加非正式的了。下文所有内容都来自我和生活中的朋友们的个人观察,没有reference,没有数据,所以也没有什么社会学研究的意义。然而个体的生命体验,自有外于统计值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篇文章。

年前一个哥们带我去赴一个小饭局,座中有他一位正在某名校读研的高中同学,我们姑且称他为Z吧。席间Z一直滔滔不绝,不到五分钟我就已听出他话里和胸中的空来,知道剩下的一个多小时都将在扯淡中度过,也知道了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外省优秀青年。

别误会,我对Z并无恶感。人是好人,不然我哥们这顿饭也不会叫上我来与Z同席。但我还是无法忍受Z的身上和话里一点也没有在我的词典里叫做“人味儿”的东西。这话听起来有点损,还是容我解释。要不然,还是直接列举这类人的若干典型特征好了:

  • 从小到大学习一直不错,笔记尤其认真,与老师关系也挺好;
  • 没有早恋;
  • 大学里没有犹豫,也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地入了党,原因一是从众,二是为“今后的发展”;
  • 早早地开始准备出国或考研,按部就班,纹丝不乱;除教科书之外要么基本不读书,要么只读点武侠、玄幻之类,顶多也就是郭敬明;
  • 基本不听外文歌,要听也就是Michael Learns to Rock翻唱张学友的那首,或者隔三岔五流行一阵子的类似Groove Coverage或者Lady Gaga(很可能是在她获格莱美之后才听说)的舞曲,再或者粉一粉长相甜美的法国女歌手Alizee;
  • 除国产大片、好莱坞亿元级大制作和一些动作片之外很少看电影;
  • 可能会是《康熙来了》的忠实粉丝,也可能会看国产、港产电视剧或者湖南台的一些节目;
  • 上网最多的时间花在校内或开心网上,在里面看别人分享的视频,转发有关星座、健康,或者“80后/男人/女人必须知道的×××”之类的文章,有的会玩里面的游戏,此外有的可能会上新浪或凤凰网看新闻,没有博客,除学校BBS外基本不上论坛,就算上,也没耐心读完超过一千字的文章,最喜欢一条条列出的笑话。

歇口气,来解释一下“外省”这个词。小时候看过来自法国的所谓“世界名著”的读者不会不熟悉它。它在巴尔扎克等人的小说里比比皆是。除台湾之外,我第一次在中文语境中见到这个词是在颜峻的乐评中。与法国人类似,他将北京之外地区统称为外省,尤其指上海、武汉、广州、成都等摇滚乐新兴城市。这里说的外省与他有所不同。读者应能看出,上海广州显然不属于外省。不可能做到多么精确,但把外省定义为全国二三十发达城市之外的广大地区,应无大碍。

上面列举的典型特征,身处这个山寨之国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未必不沾上一两条,大城市出身者恐也难免。比如或多或少自认为对世界代表中国,在中国代表世界的上海,爱显摆自己多洋气的东方卫视及其背后的上海文广,就特别喜欢请Michael Learns to Rock和Vitas之流来做节目,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山寨品位暴露得一干二净。另一方面,100%符合上列特征的,怕是也不多。但我这些年陆续见过、聊过、相处过的外省青年,大多至少符合一半,多者达八九成。当然了,这篇闲文之中的外省与大城市之分,只是我和朋友们个人观察的小样本之中二者的不同比例。既然我本无意将其推广为严肃的结论,读者应能理解。举例反驳,那也太简单了,而且有抬杠之嫌。非要较真的话,大城市中下层家庭出身者怕也要归入外省青年的行列。但这样下去会没完没了的。不再多解释好了。

这些特征或许会被批评为失之随意。不过无论如何,这都是表象。正如上面说的,这些背后,是外省青年们“胸中的空”。至于空缺的那个可戏称为“人味儿”的东西是什么,我想了不短的一段时间。不是什么“文化修养”。我没有预设他们阙如的是对文学、摇滚乐、小众电影,或者别的诸如历史、政治哲学的兴趣。他们也本可以对IT或科普心生好感,但他们统统没有。找不出一个无可挑剔的词来概括,最后我只能说,他们缺乏的,是对未知、有趣、激动人心的事物和知识,对新鲜感的好奇心,因之也缺乏追求它们的动力。

网络也无法改变这一切。在这批人的成长岁月,早至高小,迟也不过初中,网吧便已遍布中小城市。但他们在里面只学会了红警、星际和魔兽。于是等到在大学里拥有自己的电脑时,他们的注意力也没能被吸引到其它更精彩的世界中去。在几乎一切都应有尽有且唾手可得的网络时代,这是一种自我封闭,但也使他们的学业显得不那么乏味,从而让他们更能集中精神于此,更能成为国家资本主义体系里一颗优秀的螺丝钉。前面我在描述Z时,就加上了“优秀”二字。这可不是什么讽刺。

家庭教育很重要。父母的知识背景几乎是决定性的。我得到的信息是,他们的父母大多把出国留学作为子女教育最成功的标志。至于出国有什么好处,最常见的回答是“开眼界”。但开什么眼界,就语焉不详了。是否有此必要,也不在考虑之列。出人头地光耀门楣的功利目的和对异国教育充满神秘感的想象驱使着家庭决策。于是这些外省青年们要么凭实力勤奋苦干,去美国读电子、计算机,要么凭着家里有钱,去澳洲或英国读商科。没有几个人会去读社会学、政治学这样“无用”的学科。

还能怎么样呢?外省没有万圣、季风这样的书店。真去了北京上海上学,他们也未必就会对它们有所了解。他们在大城市里更熟悉的,或许是家乡不多见的季末打折的品牌服装专卖店。在家乡,电视是他们接触外面世界,并对其产生想象的最主要渠道。然而中国的电视何尝有文化可言?让人无奈的不是相关节目时段的有限,而是在本已有限的时段里,其内容惊人的贫乏和重复。在以“民族歌曲”面目出现的宫廷音乐之外,凡芭蕾舞便是天鹅湖,有歌剧必选图兰朵中的今夜无人入睡,古典音乐只有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仿佛这些领域中的纷纷他者全不存在。就连相对多样化的音乐剧,永远也就是韦伯的几部作品,还总挑他那早就风华不再的前妻早年的演出――最最主流,但也丰富多彩的百老汇尚且被阉割至此,遑论外百老汇和外外百老汇?

类似地,当大城市孩子在中华学习机上发现用LOGO语言绘图的新奇好玩,无意中开始第一次培养自己创造力的时候,外省孩子只能在街机室里玩街霸,在室外台球桌上眯眼瞄准;当前者在卧室里贴上Kurt Cobain的海报,挤进酒吧看演出的时候,后者只能在音像店里买张学友和任贤齐的磁带,去卡拉OK唱他们的歌;当前者开始读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时候,后者只能去租那些一套十几册的港台小说或漫画来看。

这就是我们的外省同龄人的成长环境。对下一代来说情况也没有丝毫改变。他们依然没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乐子。即使是魔术这样的东西,刘谦不上春晚,也不要指望会在外省受到多大关注。而一旦上了电视,相似的魔术道具就能在外省孩子的无聊生活中流行到泛滥。这是不同的朋友这次过年回老家之后发现并告诉我的。代代如此,让人嗟叹。

进一步的,自然也可能更不牢靠,更带有我个人偏见的观察是,外省青年们无论对生活抑或其它,大多持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态度。比如不相信Google有可以靠促进信息流动赚钱的健康商业模式,认为它作为一家外企,在中国的挫折纯属活该。进而不相信观念与观念、制度与制度之间是有区别的,认定世上一切不过是成王败寇,没有道理好讲,没有真理值得追求,更没有什么值得敬畏。最后,不相信有什么爱情值得耐心坚持,哪怕它无比卑微平凡,哪怕自己早就看清了对方的所有缺点却依旧愿意承担,哪怕无法如愿,只能在心里祈求或怀念。他们需要的,只是到年纪找个一起过日子的对象而已,只是能有钱吃吃喝喝,偶尔去“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地旅游而已,只是培养出一个跟他们一样没人味儿的孩子,而已。

哀莫大于心死。若心从未活过,则尤是。

2010年4月4日星期日

平等、福利与慈善

按:这是数周前围观几个朋友参与的一场争论时产生的零碎想法的汇总。因为争论一方有两个我很烦的文氓装屄犯,所以未加入,只是在看到他们大放厥词时随手记一笔,最后将那些断片捏成下面这篇东西。这么做的代价就是让它读起来草率而凌乱。我希望诸位能理解。

先来个无奖竞猜:下面这段话是谁说的?

一种为了奖金赛跑的例子常被用来讨论机会平等。某些人的起点比另一些人的起点更靠前的赛跑是不公平的;同样,某些人被迫背负重物或鞋里放石子的赛跑也是不公平的。但生活并不是一种我们都竞争获取某人定的一份奖金的赛跑,并没有任何统一的、由某人裁判速度的赛跑。相反,生活是不同的人在分别给别人以不同的东西。那些给予者(时常是我们每个人)通常并不关心应得的问题,不关心对方所克服的障碍,而只关心我们实际上要得到的东西。没有任何集中的过程来裁判人们对其机会的使用,这也不是社会合作与交换的目的

不,这不是有人在拙劣地模仿我写的《一个拙劣的比喻》,而是来自《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这再次证明阳光之下并无新事。不过在没读过此书时就能和大师想到一块去,我得说,我稍带无耻地感到了一丝英雄所见略同的荣幸。

有的社会主义者说,不能将自由强加于希求福利的人们。这让人想起维基百科上的罗素悖论

设性质P(x)表示“x∉A”,现假设由性质P确定了一个类A——也就是说“A={x|x ∉ A}”。那么现在的问题是:x∈A是否成立?首先,若x∈A,则x是A的元素,那么x具有性质P,由性质P知x∉A;其次,若x∉A,也就是说x具有性质P,而A是由所有具有性质P的类组成的,所以x∈A。

那么自由呢?如果自由只是诸价值之一,与什么民主、平等、福利并列,选择这些价值的自由又是什么?显然这是两个层次的自由,社会主义者没能区分清楚。诺奇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的第三部分中设想的乌托邦是个解决方案:要求福利的社会主义者们大可聚在一起,组成自己的共同体,不必强迫热爱自由的人们,后者的自由也不需要前者给予。当然,前提是大家在最弱意义上的国家中共享和平与迁徙自由。现实中,这可以靠联邦主义或至少是财政联邦主义来部分地实现。

接续洛克,诺奇克反对福利国家的推理大致是:我拥有自己的身体,我有权利,而他人无权利,使用我的身体。我不是他人的奴隶,他人无权强迫我劳动。而如果国家强制进行所谓“再分配”,从我这里拿走一部分我劳动所得的财物,就等于强迫我劳动,也就等于使我成为他人的奴隶,这也与“每个人都必须作为目的而不仅仅作为手段来对待”的康德式道德律令相悖。

社会主义者们说,自发的慈善行为无法保证所有需要救济的人都能得其所需。说得没错。但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真正得到保证。我们不需要引用休谟,不需要谈论太阳明天是否会升起或者有没有黑天鹅,不需要说什么一切因果关系都是幻觉,存在的只是不同的概率。只需要一个类似的例子。没有什么比粮食更重要,同时也没有太多人反对粮食市场化。在一个充分去国家化的粮食市场中,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即某一年,大部分农民都对市场判断失误,将他们的农地改作他用,以至于当年的粮食产量加上所有储备都不足以在下一季之前养活全部人口。那么这种可能性,是否可以成为农地国有化的理由?

我猜想社会主义者们会说,这个例子举得不好,民间慈善不能覆盖全体待救济人群和粮食危机的可能性相差太大,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这是前者必须由政府负责的原因。对此可以有几种批评:

  1. 他们的头脑被现状的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status quo)俘获,对民间慈善项目被政府福利体系“挤出”的事实视而不见,丧失了摆脱政府控制的想象力。往深里说,这是对人类同情心的不信任,甚至蔑视。
  2. 假定私人慈善确实不足,需要政府福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问,政府福利何以可能?如果是在非民主社会,需要肉食者的良心发现,待救济人群才能有点遗下的残羹剩饭。先不讨论这个。如果是在民主社会,就需要大多数人民的同意。问题在于,如果大多数人民真诚地愿意提供救济,那么除非他们自己家也没有“余粮”,或者“余粮”不足——那将是怎样一个衰败的社会啊——否则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私人慈善项目解决问题,没必要走集体行动这条路。
  3. 更深一层的讨论,是把慈善作为公共品进行经济学分析,得出私人慈善注定达不到社会最优水平的结论。但那只是新古典经济学一如既往的,建立在抽象“代表性”个体所谓“需求曲线”或“效用函数”之上的超现实主义产物。模型是用来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而非来替代后者的。别忘了萨缪尔森和科斯的灯塔之争。如果人人都同意,同胞冻饿而死绝对不可容忍,那么社区中的人们决不会对困难户袖手旁观。而若为他们解决了温饱问题,达不到模型吐出来的所谓“社会最优水平”又如何,既然那已不再是我们的良心无法承受之重?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们明白,平等是不可得的。我们每向经济平等迈出一步,都会把更多惊人的权力赋予当权者,让我们的法律体系更多地丧失人人平等的原则,更多地将人们区别对待,从而在政治平等上倒退十步。自由主义者们并非一定要与政府福利死磕到底,他们懂得政治妥协的伟大价值。但他们坚决反对把充斥着强制、腐败、懒惰的政府福利,披上“权利/正当”的玫瑰色面纱。

2010年4月1日星期四

定性微积分

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里出现了“定性微积分”这个概念,即试图确定变量或其变化的符号。据说这来自首倡经济学可操作意义的萨缪尔森。这似乎为萨氏对追求定量的计量经济学不热心提供了一个解释。而在他之前,凯恩斯也认为,给模型中的变量填上实际值没有意义(见《经济学的哲学》中凯恩斯与Roy Harrod的通信选段)。乍看起来这一概念与哈耶克主张的模式预测(pattern prediction)异曲同工,其实不然。萨氏本人的模型大多简洁清晰,但数理经济学这个潘多拉之盒打开后,剩下的事情不是他能控制的。模型中的变量越来越多,方法也早就不再限于微积分——看看让人绝望的机制设计的文献吧。萨缪尔森当年也不会想到,数学武器会被用来反对他所坚持的凯恩斯主义。卢卡斯几年前不是就这么宣称,说经济衰退问题已经被当代宏观经济学一劳永逸地消除了吗?

人们没有来得及想清楚,很多时候,在模型中,为了得出定性结果,模型中的变量必须隐含地有所定量,否则无以得出最后的结果。而用来定量的关系,无论线性或非线性,都并非存在于真实世界。这些关系孤立地被提出时,它们作为真实世界不完美但尚可忍受的近似,对我们还有所启示,有助于我们看清受文字限制而看不清的。但当他们被批量塞进一个模型里,真实的经济关系就变得晦暗不明了。如果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悲剧,那就是将此与计量结合起来,比如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我们不能先验地断定,经济学中复杂的模型一定不如简单者好使。但事实是,那些越微观的,数学应用平均来看越少的亚学科,为我们理解真实世界提供的帮助越多。而宏观和金融这样数学多到难到可远观不可亵玩程度的,只是在用自己的失败,从反面一遍遍地验证《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里的命题。这种精神分裂一般的自负,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