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30日星期二

想起个好玩的事

春节在家陪父母吃饭,看到北京电视台一个节目,控诉烟花爆竹价格偏高,说这是特殊商品,向政府“问责”,呼吁干预其价格,给我乐喷了。诸位明鉴,这不是石油、粮食,需要国家储备;不是电力、饮用水,需要防止突发的破坏;甚至不是住房、医疗、教育,也就是说,跟国计民生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如果连烟花爆竹都是特殊商品了,还有什么是普通商品?而且像这种具有严重负外部性的东西,不禁它也就算了,作为首善之区、国际都市的北京,竟还有媒体人士鼓吹价格干预,愚昧至此,堪称傻屄中的战斗机,脑残中的VIP,不骂之不足以娱乐大家啊。

2010年3月27日星期六

继续整理回复

昨天那个转帖后面又有了不少回复。我也有进一步的回应,稍作整理,再加点东西,放在这里。都是随便写写,诸位不要太较真。

首先必须指出,无神论和诸宗教一样,是种信仰。无神论不等于科学,但紧紧地依靠科学,相信世界就是科学告诉我们的那个样子,没有别的。自休谟到波普尔之后,对科学的崇拜已然收敛了许多。一般认为,科学知识只是尚未被证伪的假说,不能说它们是实在的。而科学需要一个前提性的信念,即科学知识普遍适用,不会有真正的超自然事件,比如耶稣复活。不秉持这个信念,就不要搞什么科学研究了。但这个信念作为前提,本身无法被证实为真,只能靠绝对的相信来坚持。这是传教人士的老生常谈,不过无论如何,澄清这一点不应被认为是反科学。

那么好,既然是诸信仰之一,就容易其它信仰产生冲突。很有意思的是,昨天我转这两个帖只是想澄清一下宗教裁判所被妖魔化的事情。然后下面的回复真正和主帖有关的就是Eversint挑出王怡关于布鲁诺的可能有问题的一句话。我说可能有问题,是因为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好吧,如果有问题,问题就是问题,不能像汪晖的粉丝那样为王怡遮遮掩掩。但我还是没有看到对其主要内容真正的挑战。中国的民族主义分子是因为同胞曾被日本人屠戮而积极反日,这尚可理解。但我实在不知生活在政教分离时代的Eversint和布尔费墨二位是出于什么原因而对基督教有如此深仇大恨,以至于大部分时间里,我看到的都是二位不顾主帖,热情地反基督教,同时很可能是因为沉不住气,出了不少篓子,与二位平时的表现不符。果然,无神论信仰也完全有可能催生出不亚于基督教徒的护教激情,即使在作为坚定的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这二位身上亦如是。沃格林的洞察力着实深刻。所以我对Eversint说:

你看,基督教徒没有仇恨你,你先仇恨基督教了。我在某个地方曾看到你自己说要磨砺无神论信仰。说的一点都没错,无神论也是种信仰。而且,在你身上,这种信仰还很强烈,至少比当今大多数基督教徒表现得还要强烈。你说你和布总像这样找机会攻击基督教,是不是也有一点“宗教战争”的味道呢?(虽然“宗教战争”这几个字必须加引号。)苏联前期靠共产主义乌托邦,后期靠国家主义支撑,活脱脱就是祛魅典型呀。至于东正教的复兴,那是解体后的事了。从苏东,从中国,从朝鲜,我看到的都是沃格林观点的实现。无神论当然不是100%导向极权主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加上“虚无主义”。……无论如何,我看到的是无神论背景下的极权主义的危害,丝毫不逊于历史上那些教徒们犯下的罪行。

缺什么,不代表都可以补得上。中国人缺理性,也缺信仰。更缺哪个,我不知道。不过缺什么,不代表就可以补。我跟门萨俱乐部的会员比起来,就缺智商,缺得无可救药。要看到理性的失败,或者说唯理主义的失败,是注定的,我们无能为力的。因为人就是有限的,无限的只有神。这不是面对他人的狂妄,是面对神的谦卑。布尔费墨套用我的话反驳说:“无神论者的认同在哪里?那种向上的,对崇高的希冀,不指向神,最容易的指向就是人自身,家庭,以及对社会的爱与回报。”显然,在经历了20世纪之后,这句理想主义话语的苍白无力显而易见。没有宗教,要么崇拜“国家、民族、社会、乌托邦、文明”,要么虚无主义。崇拜在天上的,弄清楚地上建不起天国,就会审慎而行,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偶尔的僭越。崇拜在地上的,现世就可以实现,那他们还等什么?上个世纪的苦难大多如此。

我一直强调政教分离是政(府)教(会)分离,是单向的。不是宗教不能影响政治,而是政府不能干预宗教事务。而且,宗教的确不是像萝卜白菜那样,纯属主体的选择。因为与萝卜白菜不同,宗教并非“我之所有”,而是“我之所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选择萝卜白菜那样选择宗教。基督徒喜欢说,信教不是他们选择的,而是神拣选了他们。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不理解“拣选”的意思,将其作世俗化的理解,说明很可能没有过宗教体验。)像“我认为对价值的选择(评价),绝对的、无条件的先于价值本身”这种话,这就是预设了一个光秃秃、赤裸裸的超验主体的存在,预设了作为占有主体的自我与其目的的区别和分离,以及主体对目的的优先。这一点不是不可以推敲的。它忽略了某物可能是我之所是而不仅仅是我之所有,而我能够通过认识自我,了解到它,进而发现自我的界限。

我不太愿意对宗教作实用主义的理解,所以我一直不想判断回到宗教是不是治愈狂热和虚无的药方,或者说,像人们永远在争论的那样,是现代性的替代方案。似乎施特劳斯学派倒是当仁不让地这么说,这么做的。自己不信,反用其来牧人,这才是狂妄啊。

对了,其实仇恨基督教的朋友们可以去读一下阿马蒂亚•森的《身份与暴力》。森同时反对以下两种观点(以伊斯兰教为例):

  • 911恐怖分子就是穆斯林的代表。911以来的战事都是文明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 911恐怖分子不是真正的穆斯林。真正信仰伊斯兰教的都是爱好和平的人们。

也就是说,是否是恐怖分子,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宗教认同决定的本质属性。关键是你在认清自己的诸种身份认同之后,在特定场合选择以哪种示人,又因之做了些什么。借用西闪书评中的概括就是:

人们的身份存在着具体的限制条件,历史、文化、语言、政治、职业、家庭等等,它们都限制着人们,使得人们无法任意获得任何身份。但是,人们是否拥有对自己同时具备的不同身份的选择权,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我想,无论我们有何种信仰,达成这样的共识,应该还是有可能的。

2010年3月26日星期五

随手写的一个回复

我转贴了指出宗教裁判所被妖魔化的几篇文章,引来一些评论。我戏谑地提醒,基督教徒犯下的罪恶不等于基督教的罪恶。Eversint说这不高明:“照这么说,任何思想都不能被评判了,因为不存在思想,只存在信奉思想的人。”对宗教,我目前了解的还很少,但有些朴素的道理还是可以讲一讲的。下面就是我的回应。

我当然不是说任何思想都不能被评判。比如卢梭的思想,比如社会主义。你最近在读沃格林,应该比我清楚,他对20世纪诸多灾难的批判,正是祛魅之后国家代替了原先神的位置,对国家的崇拜代替了对上帝的崇拜。

历史上基督教徒的错误在于想在地上实现天国。这是一种僭妄,因为没有谁是完美的,除了神,而国家是由人来操持的。卢梭犯的是类似的错误。

但是认清这一点之后,基督教徒完全可以实现政(府)教(会)分离,审慎、有节制地管理国家,正如我们在当代所看到的。但无神论者又当如何?他们的认同在哪里?那种向上的,对崇高的希冀,不指向神,最容易滑向的就是对民族、国家、文明(civilization),或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类乌托邦的崇拜。这也是我们在血腥的20世纪过去之后,依然可以随处看到的。

Don't get me wrong. 我还不是个基督徒,也不是基督徒。(这一区分似乎来自刘小枫。)上面我没有写得更明白,因为不想被删除。无非是注意到,神的退场之后,几乎没有经过人的登场,就迎来了一些庞然巨兽占据舞台中央。关于这一主题,关于神,有很多可读,可想的。我才刚刚开始,如果不是还没开始的话。

2010年3月25日星期四

今日佳句100325

Bryan Caplan on free market in health care:

On the surface, a free market in health care seems like the best approach. When you look a little deeper, the free-market approach seems naive and dangerous. When you look deeper still, however, the free market approach turns out to be the best after all.

I am wondering how many people are just satisfied staying on the surface.

2010年3月22日星期一

当时我就震惊了

对普沃斯基这个政治学大牛有所耳闻,所以在书架上瞄到他这本《国家与市场》的时候就顺手拿下来翻了翻,不想在第三部分“国家与经济”见到了大块基于巴罗一篇关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论文的模型推导。这本书没带回来,如果没记错的话,巴罗的那篇文章应该就是经典的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它在宏观经济学里算是数学相对简单的了,没有用什么动态最优化的东西。但我还是吃了一惊,毕竟之前我只听说过统计技术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里近年来不断推广应用,但那大多数时候只是在软件里点点鼠标,跟数学其实关系不大。在普沃斯基这本书里看到这等真材实料的数学模型,算是开了眼了。

2010年3月17日星期三

汪丁丁

前些天我转载了梁捷总结的汪丁丁学术贡献,在下面又放了新语丝汪丁丁专题陆兴华对汪的批评作为对照。汤之问棘老师看到后评论道

我对汪丁丁是这样看:他有些学术的直觉和眼光,尤其中国人天生那种综合性直觉,所以在这个知识体系可能面临新的整合的阶段,他在最前沿的地方在尝试。但是我觉得他关于知识的储备和他的学术雄心可能不匹配,“举鼎绝膑”,不过我很关注他所关注的。

毫不夸张地说,我无一字不赞同。把汪的写作都当真,有点危险。他的价值,是可以当作引起兴趣的指示牌,让我们知道有什么东西在哪里。进一步的阅读学习,要靠自己。

汇率迷思

  1. 低估本币是最大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一行为影响到本国和贸易伙伴的所有贸易品行业。一个口口声声说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长期、大幅地靠低估本币获得贸易顺差,是虚伪的。
  2. 有人反对人民币一次性升值的理由是,“没有人知道一步到位的‘位’在哪里,正确估算合理的升值水平,做不到”。言下之意,即使真的采取一次性升值,中国央行也不知道该在什么水平上与对手进行交易。可是为什么中国央行非得在假想的一次性升值过程中插上一脚呢?既然根据定义,合理的汇率水平是由非人格化的市场上的交易各方决定的,那么想知道合理水平,只需要中国央行停止买入美元放出人民币的操作,静观其变就好了。反对一次性升值可以,但不应举出这个蹩脚的理由。何况人民币又不是没有一次性升过值
  3. 另一个老生常谈是,经常项目顺差并非如教科书上所说,可以由本币升值来消除。持此论者的主要论据是,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顺差依然生生不息。克鲁格曼给出了五点反驳。其实还可以简单地反问“升值无用论”的支持者们,就算升值20%没用的话,升值50%会不会起作用?升到1:1呢?
  4. 低估人民币产生经常项目顺差,对中国人绝对是坏事。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享受到的投资和消费没有我们真正的产出那么多,意味着我们每年的产出都有一部分以过低的价格转给了洋人而且没有相应的商品和服务作为回报,意味着洋人总是可以不劳而获。是,我们积累了大笔外汇。但钱不是真正的收入或者财富,把钱花出去换回的东西才是。如果储备一些外汇是为不时之需,防备遭遇97年东南亚的窘境,那没有问题。但如果堆积了远超外债水平所需的外汇,还没有一丁点收手的意思,等于宣告,中国人活该为洋人服务,不需要洋人为我们打什么工。说这是公然与中国人民为敌,不过分吧。
  5. 收回外汇占款,消除外汇储备,把外汇还给人民,废除中央银行,忘掉僭妄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让货币非国家化,上面这些麻烦就都没了。多好。

2010年3月11日星期四

××价值和××史价值

也许是受早年所读昆德拉小说及他相关文论的影响,我衡量小说优劣的标准,是看它是否写出了人性中的隐秘、幽微、悲怆,或不羁、谑浪、荒谬之处,是否将我们带入了人之为人所无法摆脱的终极疑惑与困境,是否沾有那么一点断裂、疏离,甚至形而上的诗意。而这与作者的政治立场无必然联系。所以我会欣赏鲁迅的《故事新编》,而对Ayn Rand避而远之。也所以,我从不认为1984是一部多好的小说。

事实上,昆德拉本人对1984就有严厉的批评

它是小说吗?它只是乔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清晰而正确的思想,但它被它的小说伪装弄得变了形,是它的小说伪装使它变得不准确,不确切。假如说,小说形式模糊了奥威尔的思想,那么它反过来是不是也给了它什么?它是不是照亮了社会学与政治学均无法达及的人类生存环境的秘密?不:环境一人物在作品中均平淡无奇得如一纸告示。那么,它不是至少还算得上美好的想法的普及?也不是。因为思想一旦小说化了便不再以思想的形式行事,而恰恰是以小说的形式行事,在《1984》中,思想是以糟糕的小说的身份,以一部糟糕的小说所能散布的一切流毒的形式行事的。

奥威尔小说的流毒在于,它将一种现实无可挽回地缩小在它纯政治的范围内,而且只局限在这一范围内的否定面上。我拒绝这一龟缩,尽管它一再借口说此举有利于与可恶的极权主义作斗争,是有意的宣传。

当然,紧接着的话有些过了:

奥威尔的小说自身就构成了极权精神的一部分,构成了舆论宣传精神的一部分。它讲一个可恨的社会的生活缩减(并教人缩减)成了它的罪孽的简单罗列。

对此,我赞同止庵针对昆德拉的这一批评,为奥威尔所作的辩护

无可否认,这是一部政治小说。在承认《一九八四》的确“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的同时,不必在它与其他写作目的完全不同的作品之间一比高下。 

这也与我前面谈《盛世》时的看法一致——没有可比性。与小说不同,政治批判的功利性不会伤害到奥威尔同样剑指政治的散文。散文是足够宽广的容器。

如果不局限于政治性,还可以看到,诸如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等作品,也没有太多值得让我们普通读者读上第二遍的价值。这部史上最标准的流水帐,只是以其与内容高度统一的风格,让人喘不过气地跟随主人公们莫名狂飙突进,最后什么也不会在你脑袋里剩下。亨利米勒亦然。在他们之前碰巧没有人写过这样的书,仅此而已。可以认为这些小说徒具文学价值,欠乏文学价值。

再把视野放宽一点。天才顾准在逼仄而孤独的环境中写下的反思,在今天得到的更多是叹息而不是研习,这没什么不对。孟德斯鸠前不如洛克,后不像托克维尔那样,在思想史家之外的人群中依然有持续、大量的阅读和讨论,也是理所应当。这些是只有思想价值,而以当下的标准看来缺少思想价值的例子。我之前偶尔提及某些书不必去读原著,基本都出自这一原因。

2010年3月7日星期日

从《黄祸》到《盛世2013》

学者型官员石戈变成了何东生,位阶掉了不少,但还是大人物中的小人物,中央的边缘。狼子野心的高干子弟也再度出场,摩拳擦掌准备篡权,虽然指导思想已鸟枪换炮,读起了施特劳斯和施米特,以及按前者理路需细细研读的中西正典。背后,甘阳和刘小枫隐隐可见。陈冠中的《中国三部曲》刚刚展开第一部,王力雄十数年前的末世预言便历历在目。下面一段话也很难不让人想起1984中著名的“战争即和平”:

……新盛世主义的十项国策献言,即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单民族主权的多族群共和,后西方后普世的主体思想,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等。

这就跟那些反乌托邦小说和政治寓言前辈接上了气。

很奇怪,一些读者抱怨了半天《盛世2013》的头重脚轻,却看不出没了下文的众多人物明显是为后两部做铺垫。还有人对小说的文学性挑挑拣拣。拜托,这是政治寓言耶。你会把阿凡达当艺术片看吗?1984和奥威尔的散文有可比性吗?有那时间,不如去读同为宏大主题的《战争与和平》好了。

无论海内外的中国评论家们如何看待邓公去世对中国政治的实际意义,我都认为其不可小觑。要看到,1989年江氏上台,是辛亥革命后第一次,没有军队将领履历的技术官僚荣登大位。考虑到20世纪中国“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政治传统,再联想到毛身后军人撂倒文人的怀仁堂事变,1997年居然没有军事政变,翌年文官政府竟还能主动出击,禁止军队经商,是不是应该觉得有点神奇了?然而党政军关系依然是个黑箱。除了一些不知是四手还是五手的小道消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制没有更多的认知,所以也实在没法预测目前有没有政变正在如小说中一般酝酿,或者下一届“领导集体”能否顺利接班。我不是个喜欢危言耸听的人,但我从来就没法说服自己排除某些可能性。据我对民众的了解和观察,有序的民主化是离中国最远的事情。小说的结尾,老百姓自发的遗忘,如果不是后两部更大阴谋的伏笔,我以为是最精彩的一笔,是对鲁迅笔下“看客”形象更加大胆而深入骨髓的发挥。正因为有深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老百姓,中国能避免军政强人出现便已幸运,而那样的话便无非是当前体制的修修补补罢了,虽然修修补补之前可能会有我没想到而陈冠中想到了的大动作。看到小说我才知道,原来悲观的我并不孤独。当然我们这样的猜想,要靠历史来证实或否定。

还有一处相当精彩,是经济政策中的第二第三项:

取消三千多项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管制,方便民间资本进入各行各业,放宽针对内需产业的信贷,鼓励创业,同时完成政府功能转变,官退民进。

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农地产权,农民成了有恒产之人。

单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真是情何以堪。这也就是佩蒂特的共和主义批评部分自由主义者的地方。仅仅拥有这种恩赐的,随时可能被收回的无干涉自由,而不是自己当家作主的无支配自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谁能够真的满足呢?可中国的老百姓还真有可能就此满足,用沉默和遗忘来谢党隆恩。面对这样的政权和这样的民众,作为自由主义者,又该如何自处?陈冠中不是个优秀的小说家,《盛世》作为文学并不出众,但能提出如此洞察人性的问题,就轻易超越了《黄祸》之类,甚至可以说,有资格与1984和《发条橙子》站在一起,跻身最好的政治寓言之列。我们有理由期待后续两部的到来。更多《盛世》书评,请见上期独立阅读报告及我在GR上推荐过的《末世盛景:《盛世》、中国模式与历史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