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30日星期四

科斯百岁

昨天“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最后全体会议的主持人是巫和懋。在第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期间接受经济学教育科研网采访时,他针对如何建模,提供了这样的建议:“要生活在自己模型中间,想象你自己就是模型中的那个agent,一定要进入那个世界,想象agent会怎么想”。他可能不知道,科斯恰好就嘲笑过这样的做法

I’ll tell you a tale about an English economist, Ely Devons. I was at a conference and he said, “Let’s consider what an economist would do if he wanted to study horses.” He said, “What would he do? He’d go to his study and think, ‘What would I do if I were a horse?’ And he’d come up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he’d maximize his utility.” That wouldn’t take us very far if we were interested in horses, but we aren’t really interested in horses at all. What Devons said was, I think, part of the problem, but not the whole of it. I think it’s not really the most important objection – the lack of realism.

他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里也表达过类似的不满:

Holmstrom and Tirole, writing on The Theory of the Firm in the recently published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conclude at the end of their article of 63 pages that "the evidence/theory ratio... is currently very low in this field". Peltzman has written a scathing review of the Handbook in which he points out how much of the discussion in it is theory without any empirical basis. What is studied is a system which lives in the minds of economists but not on earth. I have called the result "blackboard economics"...An inspired theoretician might do as well without such empirical work, but my own feeling is that the inspiration is most likely to come through the stimulus provided by the patterns, puzzles and anomalies revealed by the systematic gathering of data, particularly when the prime need is to break our existing habits of thought.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要协助一些学校建立合同数据库。显然,他认为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编出几个阶段的博弈模型,不太可能比浏览研究现实中的合约更能产生有效的知识。毕竟他的The Nature of the Firm就是三十年代初靠奖学金在美国实业界跑了一年,归纳思考,而不是闭门造车的成果。用The Economist杂志的话说就是:

He abandoned his textbooks and asked businessmen why they did what they did. He has long chided his fellow economists for scrawling hieroglyphics on blackboards rather than looking at what it actually takes to run a business.

不妨把这叫作“接地气”。

其实,科斯玩模型也可以玩得很漂亮。其集中体现就是1972年的Durability and Monopoly。和他众所周知的那两篇文章一样,这篇破除教科书里垄断定价迷思的重要论文也引发了一系列后续文献,被诸多名家频频引用。(只是不知为何,在中文世界里未见太多讨论。)

如果要爬梳出科斯学术生涯的一条主线,诺贝尔奖颁奖词里的一句话是最恰当的:

Professor Coase, by your refusal to take anything for granted, and your skepticism toward conventional wisdom, you have succeeded in explaining the principles behind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这即是说,他最擅长的就是戳穿主流学界编造的各类神话。(张五常也经常说,科斯喜欢在文献里追脚注,追到前人露馅为止。)早年还在英国时,科斯就与人合作,调查发现“蛛网理论”不符现实

许多经济学者相信,生产者在决定产出时,是假定目前的价格与成本在未来会维 持在同样的水准。有人提出证明,假如生产者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运作,将会导致价格与产量的波动(这就是卡尔多提出的“蛛网理论”)。一般认为蛛网理论的典型例子,是英国养猪产业的循环周期。我们作了一项统计研究凋查,结果一如我们所猜想,英国的养猪业者并没有假设目前的价格会在未来维持不变。当价格高得异常时,他们预期价格会下跌;而当价格低得离谱时,他们预期未来价格会上扬。……当年我深感兴趣的,是要具体量测经济学者通常仅以理论性的方法来处理的概念。

萨缪尔森这张著名照片,背后黑板上画的就是蛛网模型。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拍脑袋想出来的灯塔作为公共品的例子,就是被科斯考证否定了的。

即使到了九十多岁的高龄,科斯也没有停下来。2000年他就和其他学者一起,对Oliver Williamson赖以成名的holdup导致纵向一体化理论建基其上的经典案例“通用并购费希尔”提出了质疑。谁叫并购完成后没几年,年轻的科斯正好到美国考察纵向一体化,接触了相关资料,让这个神话撞到枪口上了呢?

科斯1964-1982年任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的编辑,将这一作风也注入了该刊。比如Fisher Body那篇文章所在的2000年第一期,前几篇文章就集中炮火揭露这一公案,包括另外两位学者的The Fable of Fisher Body本博之前也介绍过一篇The Fable of the Keys。张五常的The Fable of the Bees同样发在上面。几乎要成为一个“神话”系列。

我最近才悟出,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真正说的是什么。他是要让我们从教科书上庇古式的“外部性”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去看问题,从而在一个有效的司法体系下消解掉“外部性”这个概念,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不可能的)计算扭转到“权利”的界定及其后果上。科斯还有几段让我印象很深的话,我在别处也引过,里面有对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和贝克尔“理性”概念的委婉批评。最后那一句,所有“折磨”过数据,试图从中“发现”什么的人看了,应该都会笑而不语。就用它们来结束吧,这篇为老爷子祝寿的闲谈已经够啰嗦的了。哦对,科斯夫人也还健在,真好。大家一起生日快乐吧。

(《企业的性质》)从提出方法论开始:我们在经济学中所做的假设应该是现实主义的。大多数读者会忽略这些开场白(普特曼在重印我的文章时把它们删掉了),而另一些人则将这段话视为青年人易犯的错误加以原谅。和众多的现代经济学家一样,他们相信我们应该在预言准确性的基础上选择我们的理论,假设是否显示是毫不相干的。我在30年代不相信这一套,现在我仍然不信。我在1981年发表的沃伦·纳特演讲中认为,经济学家不会、不可能,而且即使可能也不应该在预言准确性的基础上选择他们的理论。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我提到1932年出版的罗宾逊夫人写的一本长期被人遗忘的小册子《作为一门严肃学科的经济学》,她论证,而且人们很难不同意她的论点:如果我们一定要有什么经济理论的话,那么它的假设必须是易于处理的。不过随后罗宾逊夫人似乎又论证说,如果我们能把握的仅有的设想是不现实的,那么除了采用这种假设,别无选择。这个说法流传下来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当经济学家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现实世界中出现的问题时,就创造一个他们能够把握的假想世界。这绝不是我在30年代想要遵循的程式,这也说明为什么我试图在工厂和机关而不是在我无礼地谑称为“废话”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去寻找企业存在的理由。在阐释我的文章的论述时,必须记住,我的目的是揭示一个“现实主义的假设”。因此我不理会罗宾逊夫人的主要论述,而是一心抓住她的一句话,要求我的企业概念“既是现实的,又是易于处理的”。
——《<企业的性质>含义》(1988年)
我们说过,当代制度经济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正统经济学的理论,并且我不认为他们这样做不对。但是我对这种做法的一个方面持有不合常规的观点,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作这样的假设,即人是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在我看来,这个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入歧途。我已经说过,在当代制度经济学中,我们应该从现实的组织体制出发。同样,让我们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对诸如‘如果能够省力地获得某种东西,那么对这种东西的需求将会增大’或者‘如果价格提高了,那么供给就会增加’这样的命题提出质疑。但是,追求的是什么东西的最大化?我的一些同事引用巴特曼的一句话,说疯人实际上也在进行计算。这句话是对的,而且我认为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仅此而已。我认为我们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疯人也是有理智的。
——《关于新制度经济学》(1984年)
In my youth it was said that what was too silly to be said may be sung. In modern economics it may be put into mathematics.
-A remark on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If you torture the data long enough, it will confess.

2010年12月29日星期三

中信出版社的编辑们是卵痛还是蛋疼?

看到郭凯对自己博客结集封面等问题的不满,赞同一下。国内书业哪,实在太山寨。大到中信出版社这样的,也烂得可以。《货币战争》之后大推《货币战争××篇》和其它阴谋论也就算了,严肃读物总该负点责吧?结果,嘿,两三年前的经济史名作A Farewell to Alms,中文版书名惨遭篡改,成了《应该读点经济史》。丫们还能整出个“一本书读懂……”的系列,八杆子打不着的书都往里塞,有原名为Wealth and Democracy的《一本书读懂美国财富史》、原名为The Origin of Financial Crises的《一本书读懂经济危机周期》(再说了,经济危机就是经济危机,经济周期就是经济周期,“经济危机周期”是什么玩意儿?),和原名为Investment Banking Explained的《一本书读懂投资银行》。最离谱的,是Fischer Black所著,与《逃不开的经济周期》一书没有任何关系的Business Cycles and Equilibrium,竟然改成了《逃不开的经济周期2》。要2到什么程度,才能下此毒手啊。这编辑,应该喝点敌敌畏吧。

P.S. Fischer Black这本书被糟蹋成这样,都不想认真读了。随手翻了翻,意外得知他是蒯因的学生。

2010年12月24日星期五

今日佳句

被错误地安在凯恩斯头上的一句话

It is better to be vaguely right than exactly wrong.

我想我可以代表亚洲,或者全世界人民,把这句话送给做宏观、发展、金融的经济学家们。

2010年12月22日星期三

Project Syndicate中文全文RSS

有两位朋友订阅了Project Syndicate,可惜不输出全文(官方订阅列表里的long version其实也不是全文)。这个网站自己的中译不错,我就做了个中文的全文种子,提供给各位:

http://feeds.feedburner.com/PrjSynd(Google Reader订阅直接点这里

非要英文的,再跟我说一声。

附送更多是新闻内容的华尔街日报Real Time Economics博客全文种子:

http://feeds.feedburner.com/RealTimeEconomics(Google Reader订阅直接点这里

上周The Economist的全文种子因为页面代码一个小变动,输出成了空白。抱歉。周五晚上我已调整好。

2010年12月9日星期四

老顽童张五常

我喜欢张五常。确实,1983年的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之后,他就没什么学术贡献了。(1998年的演讲The Transaction Costs Paradigm还能见到他早年积累的功力,不过已经没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如今成天价卖弄他跟芝大那几个大牛的交情,让人看到吐。有时还会信口乱讲,犯相当低级的错误。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疯魔不成活。在泥沙俱下的主流经济学面前,这个老顽童的“童”言无忌还是能剥掉不少数学帝的新衣,让大家看到,虽然老张自己这二三十年已经很不堪了(身边围着一群只会天天喊“需求曲线向下”的家伙,能进步吗),学术圈里还是有大把的人远远比他更不堪。曾见过两个留美搞宏观的,在各自的博客上,就不给链接了吧,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说经济学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很多时候结果不靠谱也是正常的。我看了,心说,当年的占星术士估计也是这么想的。没错,看老张总在那唠叨经济学要有可被验证推翻的东西,不能无从观察,谁都会觉得烦。但仔细一想,有多少人达到这最起码的标准了?不只是说结论,中间推断过程也要现实呀。看过一个不加反思地追随美国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学者一篇契约理论的文章,5页长篇大论的数学推导后,得出一个自己都觉得“直观”和“显然”的结论:“它的经济含义是相当直观的。既然物质资产赋予代理人更大的谈判力,当然是拥有产权越多投资激励就越强……显然,市场对代理人1的能力的判断概率越低,1的投资激励就越弱。”那前面5页纸是在搞笑么?再说,真实世界里哪个agent是像他用的博弈论那样行事的?他能举哪怕一个他在现实中见过的例子出来么?这样的学者和张五常相比,到底谁问题更大,读者自己可以判断。

扯远了。今天是要整理老张几个特别有意思的段子,放在这里。读者可能觉得没什么,我倒是看一次笑一次。自取其辱的,有马教徒,也有老张尊敬的斯蒂格勒。这都不重要,关键是,坐在书斋里拍脑袋,自以为有知识的学者,容易在真实世界里闹笑话。懂计量也架不住他脑残,见外贸那个例子,若是老张当时能补一句,说每个人都是一个国家的话,外贸甚至会大过GDP,那就更精彩,更让那人下不来台了。前面的霍太林问题,老张自然不知道后人推出的三人和更多人博弈的结果。不过这无伤大雅,反正那都是与现实中人无关的数学游戏。

老张说阿尔钦

当年,斯坦福大学有三位极“左”的马克思理论者,都是名家。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主意,邀请了这三位马氏信徒与阿尔钦及两位学者,在加州海岸的一个小市镇,一连数天举行辩论会。我没有机会在场当听众,引以为憾。据说阿氏在那次辩论中一反常态,措辞锋利,弄得不欢而散。报道有云:阿尔钦在会上不放过对方的任何术语,要求他们解释每一术语的含义,节节进迫,对手实在答不出来,所以就拍案而起了。

何谓价格分歧?

二十世纪的价格分歧理论专家斯蒂格勒,有一次授课时说:“同样物品,以不同之价出售一定要把市场分开。我们不可能在地球上见到一店之内有价格分歧这回事。”坐在后排的一个学生举手回应:“就在校园隔邻的电影院,说明学生门票一元二角半,非学生二元,是同一电影,座位不分类别,先到先坐。”斯大师无言以对,面红耳热,在讲台上行来行去,行了良久,突然停下来,大声说:“今天晚上我会把那电影院烧掉!”斯大师要烧掉的店子实在太多了。在整个亚洲,所有需要讨价还价的店子,在同一店子内,同样物品,不同的顾客通常付不同之价。

博弈理论的争议

Hotelling paradox,也是有名的博弈游戏。这个怪论说,一条很长的路,住宅在两旁平均分布。要开一家超级市场,为了节省顾客的交通费用,当然要开在长路的中间点。要是开两家,为了节省顾客的交通费用,理应一家开在路一端的四分之一,另一家开在另一端的四分之一。但为了抢生意,一家往中移,另一家也往中移,结果是两家都开在长路的中间,增加了顾客的交通费用。这个两家在长路中间的结论有问题姑且不谈,但若是有三家,同样推理,他们会转来转去,转个不停,搬呀搬的,生意不做也罢。这是博弈游戏了。但我们就是没有见过永远不停地搬迁的行为。

美国对华反补贴法影响不大

二十多年前,当我回港工作后不久,一家国际极具名望的大机构搞一个经济研讨会,坚持我参加。可能要表演一下给我看吧,他们的经济研究师发表主题报告,说是花了巨资研究所得,内容说一个国家愈小,对外贸易的比率愈大,愈重要。蠢到死,我禁不住笑出声来,说:如果整个地球只有一个国家,对外贸易是零。会议于是草草了事。

微观不足是宏观失败的原因

二十年前,一位美国教授到香港大学作学术报告,分析美国的宏观经济。不同的变量七个,曲线于是六条。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加上当时盛行的“理性预期”分析。变量的转变,通过理性预期的逻辑,该教授把曲线移来移去,“解释”得层次井然。问题是,他的模型是基于美元在国际上有强势,到港大讲话时美元转为弱势三个月了。此转也,使整篇文章的变量各散东西,很尴尬。可救吗?不困难,改变一下理性预期,多加一些曲线,重头砌过,又再会是层次井然的。

Assorted Links

  1. Bryan Caplan对奥地利经济学的批评及各路回应
  2. Donald Boudreaux论经济学的限度,通俗易懂的文章,可以一读。这又让我想起哈耶克的诺贝尔演讲“假装有知识”,值得一读再读
  3. 我友锅巴论“国有资产”私有化、秦晖的错谬和中国新传统的创造,我深以为然
  4. 应奇:康德、西季维克与两种自由——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纠谬
  5. 共和党的十大思考者
  6. 哈耶克和滚石主唱Mick Jagger互为粉丝,后者是LSE出身
  7. 这期三联生活周刊介绍了《哈利·波特的哲学世界》。事实上,明年还有个相同主题的学术会议

The Verse《双城记》

黄勃很像窦唯。粗粗看去长相差不多,有时听着声音也像。两人还都会笛子。最关键的是都与主流摇滚乐疏离,做出来的东西松弛自然。当然这两年自顾自玩民族音乐什么的开始多了。但在《双城记》发行的2004年,中国新音乐界最常见的还是端着架子拿着劲,嗜好宏大叙事的主儿,尽管他们都自称是在“玩”音乐。其代表人物当然就是崔健。黄勃没有这样绷着的毛病,也许是因为信基督,不以自己为大。不能说The Verse他们是最先放松下来的人。事实上,这张唱片录制于02年,在此之前,《左小祖咒在地安门》中的左氏,或者说吴氏,就已经抛弃了NO乐队时期的标志性噪音及嚎叫,用跑调的男低音和规整的弦乐这对奇异组合玩起了(假装)深沉。不过,左小祖咒绵里藏针,处处有锋芒。他自己放松了,听者松不得。听The Verse,大可不必如此心机重重。

既然是The Verse,就没法和Funk这个词分开。但《双城记》里Funk的东西其实不多,真正算得上的也就是《春天》和《来》。而《春天》里关伟的吉他变化繁复,节奏跳脱,确实漂亮。另一处能体现关伟吉他老到功力的,是和弦走向有点怪的《恋爱》,一首清新但绝不小清新的小品。专辑里的其它曲子也是风格手法各异,有Bossa Nova的《下午》,也有Drum N' Bass节奏打底的《我要娱乐你》。对此,黄勃说,“我们理解的Funk,它超越了节奏,更上升为一种精神状态,而摇滚与否其实是一个更外在的问题。”至于最摇滚的《我要娱乐你》,从吉他出来的第一个动机,到最后录音师郭劲刚念的那句“Are you experienced”,到处都是Jimi Hendrix的影子。就是软件编的节奏略有些喧宾夺主。好在到了末世主题的《疯鸟》的第一个版本里,编的就比较熨帖了。《疯鸟》第二个版本是专辑终曲,和欧美许多略带宗教色彩的专辑一样,用管风琴音色的键盘加唱诗班式的女声来结束,中规中矩。

《双城记》录音过程很仓促,但因为首首精品,制作也极为出彩,拿到了中国录音协会最佳摇滚专辑奖。这是过去十年中国新音乐界(也许实验音乐除外)一张重要的,然而没有获得足够重视的唱片。

2010年11月17日星期三

收入差距及变动

人们常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地区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然而,基于横截面数据的指标,如基尼系数并不能反映长期内的实际不平等,而且有可能引起误导。如在有两个人,i和j的经济单位,以X1=(1i,0j)表示两个人在第一年的收入分配,以X2=(0i,1j)表示第二年的分配。这样,每一年的基尼系数都是1.00,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但实际上在两年内,每人所得均为1,是一个极端平等的社会。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基尼系数的计算依据静态的横截面数据,它不管给定的个体在不同时期的收入变化。因此为了更完整地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需要利用模块数据(panel data)来计算收入的变动(income mobility)。对于贫困的理解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仅仅知道处于贫困线以下人口和家庭的比例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清楚在一给定的年份,一个贫困家庭会有多大的比例在下一年仍然陷于贫困、或脱贫。

这出自《经济研究》上的一篇文章《中国居民家庭的收入变动及其对长期平等的影响》。(很奇怪,面板数据被翻译成“模块数据”。)其实弗里德曼早就说过:

Consider two societies that have the same distribution of annual income. In one there is great mobility and change so that the position of particular families in the income hierarchy varies widely from year to year. In the other, there is great rigidity so that each family stays in the same position year after year. Clearly, in any meaningful sense, the second would be the more unequal society. The one kind of inequality is a sign of dynamic change, social mobilit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the other, of a status society.

再来一篇Evolution of Income Mobility in the People’s Repubilc of China: 1991–2002的部分摘要:

Annual income data may provide a misleading indicator of endur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societies where there is considerable year-to-year income mobility. Using two rounds of data on households, the paper measures income mobili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between the early 1990s and early 2000s. In the early 1990s, the increase in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PRC was accompanied by a level of income mobility comparable to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ransition, and was higher than that foun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early 2000s, however, while the PRC’s income inequality increased further, income mobility decreased, implying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being stuck in a relatively lower level of income increased for households.

关于这个问题,又看到一篇名为Income Mobility in China: Main Questions, Existing Evidence, and Proposed Studies的综述,挺不错。注意这一段: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not one aspect of macro mobility; rather, there are six different concepts, each of which can be measured using alternative indices (Fields, 2007). Time-independence measures gauge how dependent current income is on past income. On the other hand, movement measures address a different issue: in comparing some aspect of the same individuals’ incomes between one year and another, how much income movement has taken place? The various movement indices in the literature may usefully be categorized into five groupings or concepts ('concepts' because they are different underlying entities, not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the same underlying entity). Positional movement (or 'quantile movement') is about the movement of individuals among various positions (quintiles, deciles, or centiles) i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Like positional movement, share movement is relative but in a different way. Share movement takes place if and only if an individual's income rises or falls relative to the mean. Another concept is non-directional income movement (also called 'flux'), which gauges the extent of fluctuation in individuals' incomes. Income changes are measured but the direction of change (positive or negative) is ignored. When the direction of change is considered, we have the concept of directional income movement. Finally, income mobility as an equalizer of longer-term incomes compares the inequality of recipients’ incomes over a number of periods with the inequality of incomes measured at a single point in time.

后面的讨论都按此分类。

是想找张维迎的一项研究,才牵扯出上面这些。他在改革三十年的时候说,看中国的跨地区数据,以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

  1. 收入水平越高的地方,平均而言收入差距反倒越小,如果我们按照增长率来看,也是一样的,平均而言,增长率高的地区它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比较小,特别像浙江、福建、广东这些地方,而收入增长比较低的地区,恰恰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比较大;
  2. 国有部门占比例越高的这些地区,收入的差距反倒越大,而不是越小;
  3. 政府花钱GDP比重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越大,也就是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
  4. 利润占GDP当中比重越高的地方,它的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利润占GDP比重越小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大;
  5. 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不是越大。

我始终没有找到他这项研究相应的论文。莫非不是挂他的名字发表的?读者有知道的吗?

2010年11月13日星期六

政教分离

必须承认,我在《FT也有极不靠谱的时候》里提权利法案里没有政教分离,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好玩,因为这足够反直觉,可能会颠覆很多入门级右派不假思索就接受的教条。结果引来对美国法治变迁熟稔于胸的Victor老师的大篇幅评论。我抱着学习的心态试着做了些回复。几个回合的交流后,我建议Victor老师就此写篇博客,同时说,“我们的话其实没有矛盾,因为说的不完全是一个事儿”。昨天他这篇内容详实的文章已经写出。

虽然我懂得很少,但当时的意思还是很明确的,也就是Christine O’Donnell和对手辩论时所表达的:第一修正案里没有“政教分离”。从字面上看,绝对没有。从idea上看,没那么绝对,但也很难说有。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当然不能傻乎乎地理解为“州政府和教会相分离”,毕竟这里state不是复数,不过毫无疑问的是,state包括了州。那么,这就与第一修正案的理念——不得在联邦层面立法树立国教——迥异。显然,第一修正案只涉及联邦而不包括州(这是废话,联邦宪法嘛);至于联邦政府和教会的关系,也只禁止了政府对宗教、教会的操纵,对反方向作用未置一词。换言之,教会对联邦政府的影响,以及州政府和教会的互动,应当完全不受第一修正案约束,更不用说观念上宗教对政治的推动。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联邦成立后不短的时间里,有些州就维持着官方教会的运作。我在The Volokh Conspiracy的一条评论里也看到有人引用了托马斯大法官一份意见书中的一段:

In short, the view that the Establishment Clause precludes Congress from legislating respecting religion lacks historical provenance, at least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which I am aware. Even when enacting laws that bind the States pursuant to valid exercises of its enumerated powers, Congress need not observe strict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or steer clear of the subject of religion. It need only refrain from making laws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it must not interfere with a state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For example, Congress presumably could not require a State to establish a religion any more than it could preclude a State from establishing a religion.

这算是部分支持了我的看法吧。后来“政教分离”和第一修正案绑在一起深入人心,可以说是后人过度诠释,不过也确是历史事实。所以呢,仔细说来,我的说法和Victor老师没有太大矛盾,就像他的博文里说的:

在州支持州教的代表去了制宪会议反对联邦国教本质上不存在立场冲突或者转换,因为联邦制就该这么运作。

当然,Victor老师对我当时引用的Jim Lindgen和David Friedman的批评,我没有资格反驳。但我还是对他文中杰弗逊等美国国父们极力“认为美国不应该建立在基督教之上”的形象保留怀疑。别的不说,杰弗逊自己起草的独立宣言里God, Creator, created equal和Divine Providence之类的字眼都是明证。这些,中文世界里也有不少人早已说过。至于后来观念上宗教对美国政治的持续影响,里根1983年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的著名演说也表达得很清楚。虽然政客们不好明说,但我们也不能假装美国一直以来不是个基督教国家。不然奥巴马从政前临时抱基督脚做什么呢?第一修正案,是为了防止有人借联邦的力量压迫州教会和少数教派。其实这算是防微杜渐,有点过分小心。很长时间以来英国国教会也没有搞宗教迫害嘛。美国的社会文化,很多地方倒是比英国更加保守。所以没有理由认为政教不分必然损害自由。把政治之下的宗教基础掏空,恐怕反而不是什么好事。

Update: 多谢Victor老师进一步的批评和指教,我没有什么可以回应的了:

Thomas’ opinion我觉得和另外几个人一样不具有代表性,因为他就算是在右派里面都是极右的,甚至连自己同道都难以接受,永远的反对派作风几乎 让他在高院被孤立,Rehnquist不敢拿重要的案子给他,Scalia甚至公开在采访中评价自己和他的区别的时候说:我是一个原意主义者,不是疯子。

国父们的宗教信仰我觉得和他们治国理念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就跟牛顿爱因斯坦们一样有宗教信仰,但他们的公式方程和上帝没有多大关系一样。

国父们并不是防微杜渐,就宗教迫害史来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并不遑多让。清教徒们对其他信仰的排斥和迫害,甚至间接导致了罗得岛殖民地的诞生和哈佛耶鲁的 世仇;新教徒对天主教的仇视,直接导致爱尔兰意大利移民被排斥打压,爱尔兰人在起初甚至不被看做白人,而现在攻击西语裔移民的文章换上意大利人估计在 100年前就能直接上报了;排华法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加州人认为华人不信神拜偶像么?

当然我一样反对掏空宗教基础,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和国家都是可怕的。我觉得教授神创论和进化论没什么大不了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小孩子不是白痴。曾 经在牛博看到芦笛批判基督教的文章也非常气愤,几次打算写文回击(因为我也是基督徒),后来时间不充裕而作罢。国人往往是因为被剥夺了信仰,所以对这种被 剥夺的状态理所当然,不自觉的给共党做了鹰犬。

最后,赞成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2010年11月12日星期五

正当优先于善

网上一直有个好玩的现象,一些舆论红人会同时受到来自“上”“下”两边的批评。“上面”的意思是,批评者确实知道问题在哪,是事实还是逻辑(抑或两者)出了问题。甚至,批评者自己就走过那个阶段("been there before"),犯过那些错误,所以看得更加明白。所谓“下面”,是说有些人其实不清楚被批评者在说什么或针对什么在说,不理解对方关注的是什么、思考过什么,说直接一点,就是比被批评者水平还低得多,但也装模作样地和前者一起向被批评者伸出手指。在这样同时被恰当地和不恰当地批评的行列里,有南周,有铅笔社,也有刘瑜。

刘瑜在GQ上写了篇专栏,批评有些人没有底线。作为一篇没有过多涉及学理的时评,问题不大。但很快就有人抬杠,说食人族怎么算呢,“底线”之说碰上这个肯定晕菜了吧。其实这个反问没什么意义。因为刘瑜说的是(非国家紧急状态下)折磨、杀害活人——“把倪玉兰、孙志刚、魏文华打残打死”,跟人死后食其肉的殡葬习俗根本两码事。批评者继续举出穆斯林女人必须裹头巾之类的例子来反驳(共同)“底线”说。其实这恰恰暴露出其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哲学素养,也过分低估了刘瑜——政治学博士会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就算她没有自己动脑子想过,肯定也按要求看过相关的阅读材料吧。

“底线”说完全可以在道德哲学上得到支撑。换句话说,至少在一种正义理论中,有些事情没有价值,不是善。这种正义理论主张正当优先于善,即社会除了维持正义之外不能要求人们服从某种特定的善,将最大化这种善作为全社会的目标;另外,为了维持正义,个人某些欲望的满足必须被排除在善的范围之外。既然这里提到了“一种正义理论”,读者应该都会想到罗尔斯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我们这就来看看他在第6节里对此是怎么说的:

...In utilitarianism the satisfaction of any desire has some value in itself which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deciding what is right. In calculating the greatest balance ofsatisfaction it does not matter, except indirectly, what the desires are for. We are to arrange institutions so as to obtain the greatest sum of satisfactions; we ask no questions about their source or quality but only how their satisfaction would affect the total of well-being. Social welfare depends directly and solely upon the levels of satisfaction or dissatisfaction of individuals. Thus if men take a certain pleasure in discriminating against one another, in subjecting others to a lesser liberty as a means of enhancing their self-respect, then the satisfaction of these desires must beweighed in our deliberations according to their intensity, or whatever,along with other desires. If society decides to deny them fulfillment, or to suppress them, it is because they tend to be socially destructive and a greater welfare can be achieved in other ways.

In justice as fairness, on the other hand, persons accept in advance aprinciple of equal liberty and they do this without a knowledge of their more particular ends. They implicitly agree, therefore, to conform their conceptions of their good to what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require, or atleast not to press claims which directly violate them. An individual who finds that he enjoys seeing others in positions of lesser liberty understands that he has no claim whatever to this enjoyment. The pleasure he takes in others’ deprivations is wrong in itself: it is a satisfaction which requires the violation of a principle to which he would agree in the original position. The principles of right, and so of justice, put limits on which satisfactions have value; they impose restrictions on what are reasonable conceptions of one’s good. In drawing up plans and in deciding on aspirations men are to take these constraints into account. Hence in justice as fairness one does not take men’s propensities and inclinations as given, whatever they are, and then seek the best way to fulfill them. Rather, their desires and aspirations are restricted from the outset by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which specify the boundaries that men’s systems of ends must respect. We can express this by saying that in justice as fairness the concept of right is prior to that of the good. A just social system defines the scope within which individuals must develop their aims, and it provides a framework of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and the means of satisfaction within and by the use of which these ends may be equitably pursued. The priority of justice is accounted for, in part, by holding that the interests requiring the violation of justice have no value. Having no merit in the first place, they cannot override its claims.

This priority of the right over the good in justice as fairness turns out to be a central feature of the conception. It imposes certain criteria on the design of the basic structure as a whole; these arrangements must not tend to generate propensities and attitudes contrary to the two principles of justice (that is, to certain principles which are given from the first a definite content) and they must insure that just institutions are stable. Thus certain initial bounds are placed upon what is good and what forms of character are morally worthy, and so upon what kinds of persons men should be. Now any theory of justice will set up some limits of this kind, namely, those that are required if its first principles are to be satisfied given the circumstances. Utilitarianism excludes those desires and propensities which if encouraged or permitted would, in view of the situation, lead to a lesser net balance of satisfaction. But this restriction is largely formal, and in the absence of fairly detailed 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s it does not give much indication of what these desires and propensities are. This is not, by itself, an objection to utilitarianism. It is simply a feature of utilitarian doctrine that it relies very heavily upon the natural facts and contingencies of human life in determining what forms of moral character are to be encouraged in a just society. The moral ideal of justice as fairness is more deeply embedded in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the ethical theory. This is characteristic of natural rights views (the contractarian traditio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theory of utility.

当然,为免被指为装屄,必须承认,我当初读的是何怀宏等人的中译。只是想到这些段落,欲复制粘贴时,发现只有网上流传的另一译本(王沪宁作序)可用,于是找来英文原版中的这几段,读过确认无误,贴在这里。这一非权威译本的相应段落如下,勉强可看:

……按照功利主义,任何欲望的满足本身都具有某种价值,因而在决定什么是正当时必须把这种价值考虑进去。至于这种欲望是什么,除间接影响外,对计算满足的最大差额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对体制的安排,要以获得满足的最大总量为目的;对于这些满足来自何方,性质如何,我们并不提出任何问题,我们所要问的只是这些欲望的满足将会怎样影响总的福利。社会福利直接地,也是唯一地取决于个人满足与不满足的程度。例如,如果人们以相互歧视为乐,使别人得到较少的自由权作为提高他们的自尊的手段,那我们就必须和对其他欲望一样,根据它们的强烈程度等等,对它们是否应该得到满足,予以审慎的考虑。如果社会决定对这些欲望不予满足,甚或予以压制,那是团为它们对社会具有破坏性倾向,因为更大的福利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获得。

另一方面,按照正义即公平理论,人们事先接受了一种平等自由权原则,但他们在这样做时并不了解他们的更具体的目标。因此,他们毫无保留地一致同意使他们的关于善的观念与正义原则的要求相一致,或者至少不去坚持直接违反这些原则的要求。一个以看到别人处于较少自由权地位为乐的人知道,他们没有任何以此为乐的权利。以别人被剥夺为乐,这本身就是错误的:这种满足必然要破坏他在原始状态中可能同意的原则。正当原则,从而正义原则,对于哪些满足才有价值这一点规定了限制;它们对于什么是一个人合理的关于善的观念这一点也规定了限制。人们在制定计划和选择志愿时,必须考虑到这些限制。因此,按照正义即公平理论,不管人的倾向和爱好是什么,人们并不认为它们是既定的东西;然后,人们便去寻找满足它们的最佳办法。更确切地说,他们的欲望或志愿从一开始就受到正义原则的限制,正是这些原则明确规定了人们系统欲望必须尊重的界线。要表明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正义即公平理论中,正当概念优先于关于善的概念。正义的社会制度规定了个人追求自己目标所不能超越的范围,这个制度提供了一系列权利和机会,也提供了满足的手段,遵循这些手段,使用这些手段,就可以公平地去追求这些目标。必须违反原则才能得到的利益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坚信这一点,也就部分说明了正义优先。既然这些利益本来就毫无价值可言,它们就不能超越正义的要求。

按照正义即公平观,正当优先于善,这证明是这一观念的主要特征。它对整个基本结构的设计规定了某些标准;这些安排决不可有助于产生违反正义的两个原则(即违反从一开始就被赋予具体内容的原则)的倾向和态度,它们必须保证正义体制的稳定。这就给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道德高尚的品格,以及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划定了初步界限。不过,任何正义理论都会作出这种限制,即在特定情况下使它的基本原则得到满足所必须有的那些限制。有些欲望和倾向是功利主义拒绝考虑的,因为鼓励或允许这些欲望和倾向,在当时情况下就会产生较小的满足的净差额。但是,这种限制主要是形式上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情况的相当详细的了解,它也不能充分表明它们是什么样的欲望和倾向。光是这一点还不能说是功利主义的缺点。在决定哪些道德品质应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得到鼓励对严重依赖自然事实和人类生活的偶然因素,这正是功利主义理论的一个特征。正义即公平理论的道德理想是深深地植根于伦理理论的基本原则之中的。同功利理论相比,这正是自然权利观(契约论的传统)的特点。

而这一点,据我理解(I could be wrong),在罗尔斯吸收各种批评后写出的《政治自由主义》里也没有改变。类似地,刘瑜提到的动物的某些权利,也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证成,使我们能够合理地说,无论个人喜好如何,虐猫与摘花确有高下之分。当然,道德哲学问题永远都会有争议,如“正当优先于善”就受到桑德尔等人的批评。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绝不像某些头脑幼稚者想得那么简单。并且,在批评者自己的理论中,也未必没有类似“底线”之说的存在。毕竟,如果我们要和平而有秩序地生活在一个足够大的社会中,服从一些普遍适用的法律,有些禁忌就无可避免。

2010年11月11日星期四

今日佳句

David Henderson随口说了句,

GDP leaves out every penny of consumer surplus.

他以前就批评过GDP拜物教

另外,司马贺(即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论经济动态的行为和理性基础》(On the Behavioral and Ra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Dynamics)一文中对宏观经济数据有如下看法:

正如Leontief和Orcutt与其他人所指出的,用总体数据来证实理论的想法是一种“鬼火”,会将计量经济学导向总是更为复杂的统计方法。当前计量经济学技术的冗长只会压垮应用它们进行分析的脆弱数据。

在物理科学中,当度量误差和其他噪声被发现和所研究对象的大小处于同一级别时,反应不是要尝试用统计手段从数据中压榨出更多信息,而是寻找在更高解析度的水平上观察对象的技术。经济学的对应策略很明显:获得微观上新的数据类型,这些数据会提供关于经济行为人行为以及他们进行决策的方式的直接证据。

不太可能通过应用深入的统计技术来分析总体时间序列而获得重要的新事实。数据上的残差波动绝大多数低于随机噪声水平。

关于变动和周期的经济理论的不断进步需要在进行决策的经济行为人(例如,消费者和企业)的层次上大量的实证工作。经济系统的动态正是决定性地取决于经济行为人如何进行他们的决策,还没有找到方法来在避免直接探查和观测这种过程的情况下发现他们是如何完成这一工作的。

2010年11月3日星期三

恭喜Rand Paul

Ron Paul后继有人。

Christopher Nolan

终于看了盗梦空间,除了不理解从第三层梦境进入第四层的必要性(当然这纯属情节设定,没什么好说的,只是看起来像是个扎眼的补丁)之外,其它都还好。回头梳理了一下,发现自己这两年看诺兰的片子,除了短片Doodlebug之外,竟然几乎是按拍摄年份顺序看的:首先是Following,接着是Momento,然后Insomnia和The Prestige,以及昨天的Inception。蝙蝠侠两部没看,题材不感兴趣。诺兰的主人公易于对自我身份不确定。故事的展开,往往就是他寻找真实身份或往日经历的过程。其中记忆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电影是这种题材的最佳载体,因为观众在时间上只能受导演摆布,剪辑可以创造出复杂的效果。

诺兰最好的作品是初到美国拍的Momento。Following没钱,施展手脚的空间太小,屈居他的第二吧。Momento的投资不大不小,请的是二线演员,没有太多压力,所以玩得很成功。之后为了照顾票房,必须有所妥协。Insomnia他就没能做编剧,结果没法看,有Al Pacino也不行。当然该片可以当作另一种人性题材来看,但诺兰显然不擅长挖掘内心的细腻情感。The Prestige恢复水准,中规中矩(这是以诺兰的标准来说的,比好莱坞其他人不知高到哪里去了)。诺兰自己也说:“The Prestige拍得比较仓促,因为制片方希望能够赶在06年内上映。虽然我做到了,但如果有更多时间,这部电影会更好。”

Momento的神奇在于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在按自然时间发生的故事里,真相是在中间揭晓。而主角的十分钟失忆症(和观众的全知)是整个故事成立不可或缺的关键。在电影中,为了把真相留到最后,就必须将时间线对折,切碎,再交叉拼接起来,还要保证交错的回忆和现实层层递进,各自不会给另一条线剧透。Momento能换种方式来剪吗?比如,简单一点的插叙?显然不能。Following的交叉叙事已足够牛屄(与两杆大烟枪等的平行三线不同,Following是本来前后发生的三段时间交叉剪到一起),而对折时间线的Momento更是只能称为神作。

Inception排诺兰的第三好了,因为他没有用上最拿手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叙事方式。而几层世界的idea,多年前的The 13th Floor就探索过。甚至两者的结尾,都用了同样价廉物美的小手法来迷惑观众。不过说到剪辑,其实Inception故事本身的结构就不那么简单(和The Prestige一样),所以换个角度也可以说,诺兰想显得自然一些,不再炫技了。

2010年11月2日星期二

“看透了”

相信各位都能经常听到有人说,“都一样”,“半斤八两”,“五十步笑一百步”,“天下乌鸦一般黑”,一副“老子早就看透了”的样子。其实呢,这是智力上的懒惰,傻屄透了。好多人接受后现代主义,不就是因为这样嘛。

记得还有个教传媒的说过,给新闻系大一新生上第一堂课,问他们新闻能不能做到客观,下面齐刷刷地回答“不能”。逻辑推到头,的确是不能。但是这个回答出自这些大一新生,而且如此整齐划一,是不是也太冷酷可怕了些?力图逼近客观的新闻专业主义的位置在哪里呢?这样的人以后出去要是收红包,拿封口费,甚至直升宣传部,一点都不让人奇怪。

我早年刚开始读书的时候也被后现代毒害过,所以现在特别欣赏那些看遍各种哲学论辩,窥见了道德、法律等等之下的巨大虚空,但还是勇于冒着被人指为“独断”的风险,说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为什么对为什么错的那些人。刘擎就是这么一位过来人,为破除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迷思,写了《健美操与“忠字舞”》。我友Eversint也写过类似的一篇。都不错。

信念

我曾经写过,“科学需要一个前提性的信念,即科学知识普遍适用。”连著名网络科学家同人于野(语出Default也明白这一点:“物理学家也有一个可以称作‘信念’的东西,这个信念就是世界应该是合‘理’的。也就是说,物理定律应该适用于所有时间和所有地点,所有事件都必须精确地符合描写物理定律的数学方程。”而这当然不是什么可以先验地得到的知识,是且只能是信念。还是那句话,除非相信,否则不能理解。

同人于野接着说,“如果有一个侦探发现一月一日有人被杀;二月一日又有人被同样的方法杀死;三月一日还有人被同样的方法杀死,他就会得出一个理论:罪犯在每月一日杀人。这个理论不但能解释过去的三起杀人案,而且能做出四月一日会有人被杀的预言。”没错。但如果一直没有嫌疑犯被捕获,而四月一日那天真的又出了命案,也不能在逻辑上推导出五月一日还会有人被杀。或许杀手会改变想法,或许他本来只想杀四个人,就像博尔赫斯的小说《死亡与指南针》里那样。但为了生活下去,我们只能相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差不多十年前有段时间,我经常玩EA出的FIFA(实况玩家请勿鄙视)。有一年的版本,可能是2001,可以修改空气摩擦和重力的系数。都改小一点后,甚至可以中场抽射得分。同样,试想我们都是缸中之脑,习惯了似乎不变的物理规律,但有一天我们这个系统的开发和维护者心血来潮,决定大幅度调整一下光速或万有引力常数或精细结构常数之类的常量,或者另其在宇宙的不同部分取不同的值,世界就会不再让我们如此熟悉,我们的大部分知识也都将从头来过——不过也许不用,因为我们可能根本就无法生存下去了。逻辑地、理性地看,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缸中之脑,因而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如果明天世界没有这样颠覆,只能说明从今天到明天物理规律没有改变。站在明天这个时间点上,后天怎样,天知道。

科学就是建基在此类逻辑地来看颇为虚妄的信念上的。这不应被理解为否定科学——谁有这个资格?前面说了,我们别无选择。这只是承认人类理智的有限。当然,你们中的很多人应该早就了解这一点了。

FT也有极不靠谱的时候

豆瓣上有个友邻推荐了FT中文网上一位历史学家Simon Schama为奥巴马做的宣传。跑去看了下,竟然低级错误频发,烂得不堪入目:

  1. “林登•约翰逊总统上世纪60年代提出‘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以及1933年罗斯福提出影响深远的新政(New Deal)”是应该“引以为豪”的成就?别逗了。延长大萧条,让财政无以为继,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2. “1994年,面对中期选举溃败的比尔•克林顿,拿不出任何与之相比的政绩——可如今克林顿成了美国遥遥领先的民望最高的政客。”没错,这正是因为中期选举教训了他,让他们夫妇俩放弃了医改之类的荒唐事。奥巴马如果现在放弃医改和金融法案,应该还来得及做克林顿第二而不是卡特第二。
  3. “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历史不会高度评价这位饱受指摘的总统:无力保护自己的权力。”预算扩大了那么多,国企冒出来那么多,管制增加了那么多,这么着急扩权的人还真脆弱,跟中国政府似的。
  4. “Christine O’Donnell……口口声声忠于宪法,却忘了《第一修正案》规定政教分离(in its First Amendment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这下Simon Schama丢人丢大发了。任何看过美国宪法的人都知道,第一修正案里根本没有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的说法: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
    The Volokh Conspiracy的James Lindgren写到过
    The phras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as Philip Hamburger establishes in his classic book on the subject, is not in the language of the first amendment, was not favored by any influential framer at the time of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was not its purpose.
    David Friedman也说
    Not only do the words not appear in the Constitution, the idea does not appear either.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was a well understood concept; it meant an official state church, supported by government money. England had had such an arrangement since at least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still does. So, currently, do Denmark, Norway, and Iceland (all Lutheran), as well as lots of Muslim countries. When the First Amendment was passed, Connecticut and Massachusetts had established churches....That so many observers took it for granted that O'Donnell was demonstrating her ignorance rather than theirs is testimony to the power of that particular civic myth.
    黑体都是我加上的。
  5. “自由派代表人物,如重大金融监管改革的设计者之一、马萨诸塞州的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曾遭到幸灾乐祸的右翼媒体的大肆攻击,称其深陷不利境地,而且活该如此。”撒个小谎什么的就不追究了吧,但如果政策主张有重大变化,却还自诩一以贯之,倒确实活该如此。
  6. “你好,密歇根州和内华达州的选民们:我们的政纲是削减或推迟你们已经缴费的社保支付,我们认为取消让老年人免费配药是一个好主意!对,这是一个一夜之间搞垮茶叶党的办法。”茶党没这么光明正大地主张过?!

这位Simon Schama还是去搞本职工作(艺术史)比较好。FT也该找些靠谱的人来写评论,不然都快接近中国媒体的水准了。

2010年10月27日星期三

真心

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里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事后的处理,或者说缺乏处理,而是那位因为丧女求告无门,遂带着HBO的人拍摄采访的母亲,在同村人中遭遇的质问(参考了一份字幕,个别字句可能略有出入):

村民甲:共产党万岁!感谢中国!中国人有自尊心。中国人要克服一切困难……
村民乙:你看我们党和政府、胡锦涛主席啊……(停顿)……虚假的报道……把我们中国人的形象都说没了……
丧女母亲:没有,我们没说这些……我们都说共产党好……
村民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相信我们中国人能克服困难!
村民乙:让他们报道我们中国人还是很团结、很和谐的……
村民丙:中国好得很,我是一个三级A残废,我可以把证件给你看。政府对我好得很,我一个月还拿钱……
丧女母亲:人家也没说什么……人家哪儿在说中国政府不好?我们哪儿在说政府不好?都说中国政府好,共产党好……

当时并没有任何干部在场。我以小人之心度一下君子之腹,如果他们对当局是敢怒而不敢言,怕上了镜头秋后算帐,大可躲进家里不凑这个热闹。既然如此,最可能的情况就是,他们主动发表的上述言论,的确是出于真心而非恐惧。如果你注意甲、丙这两个男人的神态,估计会更加确信这一点。而这些,也都与我个人的所见所闻相契合。

今日佳句101027

来自Matt Ridley

It takes unusual courage for a regulator to stand up and say "something must not be done," lest "something" makes the problem worse.

他谈论的是这篇综述,摘要如下:

Thus far psychological input has been used in economics mainly to highlight the cognitive imperfections of market participants. However, cognitive psychology offers many findings that may be instrumental in emphasizing the limit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 survey psychological literature and propose some concepts that may be relevant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rnold Kling引用了第七页上的这句: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economy, overconfidence takes the form of the contention of regulators that they fully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they face and are able to design optimal solutions for them.

2010年10月26日星期二

自相矛盾

昨天垒完那点东西后一直觉得哪里不对头,今天缓过来一点劲,因为想起来米塞斯的一个说法,社会主义之所以不可欲,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理想不动人,更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者品性卑劣,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为手段,根本无法实现其理想。不是技术上无法完美,只能不断逼近理想——否则就值得追求了——而是因为它是really and truly and literally impossible, once and forever

所以最荒谬可笑的,不是错误的政策,而是自相矛盾的政策。限制稀土出口和追求经常项目顺差就矛盾。稀土当然稀缺,但别的就不稀缺么?凡有价者,皆稀缺。用中国稀缺的耕地种出棉花,用中国稀缺的煤炭发电,再加上中国稀缺的资本和劳动力,生产出稀缺的纺织品,就和稀土不同,大量出口,逻辑何在?耕地红线和追求顺差也相互矛盾。在亚当斯密的时代,顺差至少可以带来真金白银。而现在的外汇储备,虽说是洋人欠我们的债,但其实也只是银行电脑系统里的若干字节。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像民族主义分子经常做的梦一样,一旦开战或有其它激烈冲突,洋人可以立即停止偿付,我们手里连纸币时代能剩下的废纸都没有。敢积累这么多白条,肯定是不担心开战——那粮食自给、耕地红线什么的岂不是自扇耳光了。

所以Default说的“以前的部落间常是敌对关系甚至有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人类有不信任部落外人(更别说现代意义上的其他国家)的倾向”,并不必然导致支持贸易保护主义。道理恐怕刚好相反,如果我们暂时站到集体主义、民族主义之类更“本能”的立场上,那么故事应该是:正因为洋人不可信任,所以不能把那么多商品交出去而不换得等值的货物,只拿回一堆白条;正确的做法是把东西从洋人手里骗来,给他们打白条才对。

所以对贸易保护主义,我还是愿意相信那个平淡无奇的解释:再培训、换工作对美国制造业蓝领之类的人来说,暂时的代价太大,也许其中有些人会就此永久失业,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政客们得罪不起他们。选民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如果大范围存在的话,恕我愚昧,我还是认为是被忽悠出来的。本能本可以将我们推往相反的方向,只是荒谬的经济逻辑占了上风。

2010年10月25日星期一

理性无知

以下是某处的回帖,有所增改。

选民对凯恩斯主义和贸易保护之类政策的支持是rational ignorance所致。这个现象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最早提到过。(更新的说法是rational irrationality。)在分工日益精细的社会里,大多数人缺乏仔细考察政策背后经济逻辑的时间和能力,所以对经济问题只会作简单化的理解:政府增加开支拉动GDP,以及贸易保护,可以创造就业,下面没了。Period, end of story. 这些政策的间接影响他们没耐心了解,哪怕伤害的是他们自己。

贫富差距问题与此类似。教科书里解释收入差距的合理性,或者租的含义时,往往会用乔丹的例子,中国人写专栏喜欢用的当然是姚明。为什么不拿金融家们举例?绝大多数人都明白,他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乔丹和姚明那样,首先体格就一目了然。但金融家就没有那么明显。只是满世界飞来飞去,开开会,打打电话,就赚上几千万美元,看起来很容易。很多人都觉得这种事谁都能干,自己也有当领导当老板的潜力,所以书店里管理类的书那么好卖。也所以,他们觉得不应该给那些似乎比他们自己没多做什么事情的家伙几千万。教科书为了增强说服力,也就不好意思拿这些人举例子了。虽然这类高薪和乔丹姚明没有本质区别,但没那么直观和容易理解,所以金融家屡屡做替罪羊。

Default说,“利益受损者(消费者)中的大多数究竟是反对保护主义,但只是因为奥尔森说的那个原因而不能组织起来反对利益集团;还是其实大多数人根本就是本能的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我认为是后者,而且这个现象中外皆然。”对此,他说,进化心理学的解释是:

  1. 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上算是个新概念,以前基本都是零和游戏 (zero-sum game),即一个人得到的就是另一人失去的。贸易会对双方都有益这种事在人类进化史上太新了,所以并没有被“植入”我们的本能。
  2. 人类习惯于生活在小集体(一说是150人的上限),而要信任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甚至与之交易,对人类来说也是个新概念。同时,以前的部落间常是敌对关系甚至有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人类有不信任部落外人(更别说现代意义上的其他国家)的倾向。

果如此,奥尔森的观点在这里其实也不是完全无用武之地。也许正是因为人类有这样的本能,所以人数少但更精锐的利益集团能够轻易地用错谬的经济逻辑忽悠住大多数选民,使贸易保护之类伤害大多数人的政策得以通过。而这并非不能改变,《自由选择》当年的轰动和当下稍逊一筹的茶党都是例证。

当然,主动支持和浑然不觉还是不一样的,更不等同于有心反抗无力回天。大多数选民是否真的会认为贸易保护对自己有利,我保留自己的怀疑。

2010年10月24日星期日

李登辉与台湾的军队国家化

读杨照在东早书评上叙述的,由李登辉启动的台湾军队国家化历程,又想起他废省时与民进党的合作,不胜唏嘘。李登辉真真地是个天才的政治家,野心和手腕一个不缺。更重要的是,他能把个人的政治前途和整个国家的民主转型近乎完美地融合,稳定住了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军队,也保留住了司法体系的独立地位。放眼整个亚洲,这样的领导人都不多。如果有人称他伟大,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但那都是台湾人民之幸。至于中国,咳,再发litz老师在上篇文章的最新评论:

与十年前相比,维权为主的公民运动更积极了。积极分子相互联系多了,联动的频率提高了。反对派的影响扩大了。在国安的英明打压下,这些人还有成为一个团体的趋势。这些人占人口的比例当然微不足道。但既然大多数人都是打酱油,都是机会主义者,多与少也是相对而言。至少有了一个潜在的选项。至于能不能竞争过法西斯,这个谁知道呢。我只是觉得,目前的民粹以没头脑和不高兴居多,并没有提出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似乎唯一成气候的是乌有之乡那帮人。但我对他们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更怀疑。感觉他们太背负文革的历史包袱,与时代完全脱节。他信这样的民粹,我觉得反而很有市场潜力,奇怪没有人开发啊。

2010年10月22日星期五

Fuck me

《读品》上张定浩的《文学与政治——近距离看林达》:

(林达)懂得铺陈、延宕、悬置,甚至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他懂得把一点点似乎不相干的细节慢慢攒成引信,将读者引向他预伏好的高潮。

有这么巧的事情?还“高潮”?要不我把博客名从“延宕与悬置”改成“淫荡与咸湿”好了。

另:不知为何我自己不能在这里添加评论了,所以不能直接回复litz老师在《意淫》后面的评论,放在这里:

认同自由民主价值的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不是发生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第三波的转型国家,公民社会基础好的不多。

政治变革与大多数人的政治愿望无关。组织起来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反对派,才是威权的挑战。比较几年前,我倒是觉得反对派的组织性在加强。刘被判刑也是因为组织。反对党的出现,会给党内野心家华丽转身的动机。

群众运动的主力,未来仍然会是大学生年轻人。这些人是做法西斯的冲锋队,红卫兵,还是广场民主斗士,68运动反威权小资,我觉得是个开放的问题。对中产阶级第二代的政治倾向还是有信心的。韩寒在这部分人中的影响,还是不可小视的。

怎么说呢,对中国未来做判断,军队是绕不过去的。但军队又是最大的黑箱,从某些方面看比政治局这个箱还黑。大家当然也听说过一些来自军队的传闻,但归根结底都是传闻,远不如文官政府里某些官员的发言、出席会议及(主要是地方官员的)政策主张那样多少看得见一点。所以也都只是猜,瞎猜。

我真没觉得反对派的组织性在加强,但也只是觉得,也许我知道的不够多。至于中产阶级第二代,我看根本就不要指望。韩寒的粉丝才多少啊,就算把看他博客的全算上,像和菜头说的有一百万,也还不到武汉一个市在校大学生的数目,跟民族主义分子没法比。当然了,我这不算猜也是蒙,随便说说,不必当真。

至多能寄希望于党内出现野心家,把宗派公开化,搞分裂。但如果先冒出来的是军内的野心家呢?

亨廷顿的《第三波》读得太早,不记得什么了。不过后两波中出现的回潮,还是记得一二的。虽然理性上对文化决定论不感冒,但看看身边人,无非两种意识形态,一是成王败寇型的虚无主义,二就还是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中宣部成功忽悠,一开口跟“任仲平”差不多的——总之都对现政权服帖得很——这么没理想的国家怎么民主转型啊,就算出现个卡里斯玛的开明人物,硬给转了型了,以后难道不会反复?我承认想不通。最好最好的情况,恐怕就是变成现在的俄罗斯。可中国没那么多石油,到时候能不能稳定下来过上俄罗斯前几年那样的好日子,还难说呢……咳,反正都是瞎猜,再扯下去就接近戴锦华之流的喷子水平了,就到这里吧。

2010年10月18日星期一

曼昆还是很清醒的

所以他会在博客上推荐昨天纽时上谈论经济学哲学的文章(不是他本人所写)。他自己也 提醒大家模型和现实的区别。纽时这篇其实略有些乱。还是Russ Roberts半年前在WSJ上写得更透。大段摘录:

There were Nobel Laureates who thought the original stimulus package should have been twice as big. And there are those who blame it for keeping unemployment high. Some economists warn of hyperinflation while others tell us not to worry. It makes you wonder why people call it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After all, most sciences make progress. Nobody in medicine wants to bring back lead goblets. Sir Isaac Newton understood a lot about gravity. But Albert Einstein taught us more. But in economics, theories that were once discredited surge back into favor.

I once thought econometrics—the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s to economic questions—would settle these disputes and the truth would out. Econometrics is often used to measure the independent impact of one variable holding the rest of the relevant factors constant. But I've come to believe there are too many factors we don't have data on, too many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variables we don't understand and can't model or identify. I've started asking economists if they can name a study that applied sophisticated econometrics to a controversial policy issue where the study was so well done that one side's proponents had to admit they were wrong. I don't know of any.

Facts and evidence still matter. And economists have learned some things that have stood the test of time and that we almost all agree on—the gener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oney supply and inflation, for example. But the arsenal of the modern econometrician is vastly overrated as a diviner of truth.

The defenders of modern macroeconomics argue that if we just study the economy long enough, we'll soon be able to model it accurately and design better policy. Soon. That reminds me of the permanent sign in the bar: Free Beer Tomorrow. We should face the evidence that we are no better today at predicting tomorrow than we were yesterday. Eighty years after the Great Depression we still argue about what caused it and why it ended. If economics is a science, it is more like biology than physics. Biologists try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s in a complex system. That's hard enough. But they can't tell you what will happen with any precision to the population of a particular species of frog if rainfall goes up this year in a particular rain forest. They might not even be able to count the number of frogs right now with any exactness.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should expect less of economists. Economics is a powerful tool, a lens for organizing one's thinking about the complexity of the world around us. That should be enough. We should be honest about what we know, what we don't know and what we may never know. Admitting that publicly is the first step toward respectability.

最好通读全文。这篇评论,和下面这张图,都是对哈耶克这句话的极好诠释:The curious task of economics is to demonstrate to men how little they really know about what they imagine they can design.

点击看大图

今日佳句101018

amos老师在《意淫》一文下留了评论,内容是台大的张佑宗等学者2007年发表于Journal of DemocracyAuthoritarian Nostalgia in Asia一文中的一句话,虽调查的是日本、韩国、台湾、蒙古、菲律宾和泰国,与中国关系不大,但值得单独放在这里:

East Asian' attachment to democracy appears context-dependent. The more abstract the context, the stronger is the normative commitment; the more concrete the context, the weaker the commitment.

此文的合作者就包括刘瑜提到的朱云汉。BTW,Google过朱的名字的人应该都能从前两个结果看到,他是乌有之乡力捧的人。这当然不能说明他不是严肃的学者,也不能就此推断出刘瑜引用的他的调查结果如何。但显然,我们必须对刘瑜的说法多留个心眼了。

2010年10月17日星期日

意淫

刘瑜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与记者有如下对话:

  • 记者:在你的判断中,中国人目前在观念变化这一步,走了多远?
  • 刘瑜:这一点Inglehart、杜克大学的史天健老师、台湾的朱云汉老师等人其实都做过定量研究,他们做了很规范的民意调查和分析,也跟踪了有些年头。基本上结论大同小异,就是随着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人们对民主的支持和理解、政治宽容度等都在向普世价值靠近,虽然还有差距。

于是顺手Google了史天健,看到《凤凰周刊》上对他的一个访谈。第一小节标题是“80%多的中国人认为民主比专制好”,倒还挺符合刘瑜的“普世价值”。但第二小节就是“中国老百姓要的民主是民本主义”,明显有问题。再一细看,史天健说他们在中国调查的结果是,“向往民主”和“支持独裁”两组问题的相关系数非常小。接着:

  • 玛雅:这又是怎么回事?中国老百姓向往民主,但是并不反对独裁?这个似乎说不通。
  • 史天健:……在中国有孔孟的民本思想。很多研究者都说,民本思想有民主的因素。但是实际上,民本与民主有两个重要的区别:第一,民本把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定义为君臣关系;第二,政府的合法性主要在于其政策的优劣,怎么得到的权力并不是非常重要。对政策的是非标准,也不在于是否符合程序,而在于其本质,也就是所谓的实质民主。(另一个问题的结果是)将近55%的人认为,民主是政府在作决策的时候,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征求和听取人民的意见,政府应该为人民服务。这后一种理解,如果按照西方民主理论,或者程序民主的理论,不能叫民主,这叫无害的威权,benevolent dictator。

显然刘瑜的引用不甚准确,如果不算刚好引用反了的话。那还有什么值得乐观的?

我一直有个没有统计数据支撑的印象,中国的所谓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也好,南方报系也好,甚至韩寒,在网上似乎能呼风唤雨,其实现实中影响力都弱得可怜。我的样本当然很小,但我在网下认识的30岁以上的人,从家庭主妇到白领到企业主到官员,确实没有谁有看南方报系或其它自由派的媒体的习惯。相反,大多数家庭每晚七点还是会雷打不动地看新闻联播。而和他们交谈的经历也表明,大多数人其实距乌有之乡的立场并不远,不少人还会在质疑面前主动地为政府辩护。(另外,企业主的民族主义情绪更甚于普通人,这与一些人的猜想可能相反。)史天健的这个调查算是部分佐证了我的感觉。

所以我从来就对自由派媒体“公民意识已经觉醒”之类的意淫嗤之以鼻。或者说,“觉醒”的所谓“公民意识”根本就不是自由派意淫的那样。比如,可以看看广大人民群众对房产税的渴望,以及对该税种的程序合法性(经全国人大审议了吗)和法理问题(城市土地系国有、跟土地出让金是否重复)的忽略。还可以列举老百姓对国企控制资源、电信等所谓“战略”行业,甚至金融等服务性行业的赞同;对损害自己利益的汇率和货币政策的支持;对以“民生”为招牌,但任内房价飙升,导致相当多人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胡温莫名其妙的拥护;以及早就不新鲜的,对美日的敌视和对台湾的觊觎。再说大一点,现在的中国,远不是像豆瓣九点上反映的那样,是南方报系、自由派知识分子、港台小清新、Twitter和iPhone的天下,而是属于新闻联播、《读者》《故事会》、《月亮之上》、各种网址导航站和山寨机的。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他们爱装超越、冒充神,以显得自己高明的论敌,都别太把自己当真。和菜头看得清楚说得明白,大家都只是历史的前列腺罢了。

装作为人民服务

Investopedia这么解释美国1946年起施行,开始正式让政府担负起主动促进经济活动之功能的Employment Act

An act of legislation enac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that charged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intaining a high employment level of labor and price stability. These two goals are in direct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because as full employment is achieved consistently over time, demand-pull inflation will result.

这一法案的荒谬,主要还不在于自我矛盾。欧克肖特曾说,“在政治活动中,人们是在无边无际、深不可测的海洋上航行。既无避风港,也找不到可供抛锚的海床;既无起点,也无规定的目的地,唯一的事情就是永远在海上漂浮。”因而在一个人们持有不同目的的多元化社会中,“法律不关心不同利益的价值,不关心满足实质需要,不关心促进繁荣,不关心普遍认为的好处或机会的平等或不同分配,不关心仲裁对利益或满足的竞争性要求,或不关心促进公认为是公善的事务的条件。”国家唯一需要提供的是正义,即“解决多种多样的信仰和活动产生的某些冲突;维护和平,不是通过禁止从偏爱中产生的选择和多样性,不是通过强加实质的统一,而是通过一视同仁地将程序的一般规则实施于所有国民。”如果我们同意他所说的,那么,就完全不必争论何种经济政策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如哈耶克所说,缺乏这样的总体性知识(虽然社会工程师们会自以为有知识),更是因为,追求诸如某一就业水平或经济增长速度之类的目标,根本就是错的,必然会因之而无法实现普遍、平等的法治。这正是几十年来美国,以及很多其它国家的混乱之缘由。政客们装作为人民服务,奔忙于国内国外,开会、通电话、考察、演讲、批示……显得日理万机,不但空耗了纳税人的财富,也无时无刻不在践踏正义。这就是为什么政客们享受到的尊敬和褒扬,尤其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吹捧,那么地让人恶心。

2010年10月14日星期四

自以为有知识

正如本月《读书》杂志上的一篇《韦伯之后的学术与政治》所说,“在今天的美国,失去了联邦政府的巨额资金支持,科学家们要想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经济学研究亦然。这很可能也是经济学家们半个多世纪来愈来愈多地将自己的学科用数学打扮得形似自然科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大概是为提高门槛而提高门槛。)经济学家们拿了纳税人那么多钱,自然也要回答,为什么经济学在金融危机前后似乎都派不上什么用场。这两年至少有三位学者先后在众议院科技委员会提供了证词,包括索洛塔勒布David Colander,都值得一看。

如果美国国会真想反思经济学研究,可以找人梳理检查,或者要求经济学家们自查他们几十年来在自己的研究中作出的预测是否与后来的现实相符。当然,首当其冲的必是宏观经济学。什么金融学、发展经济学之类平日里同样名利兼收的也可以拉进来过过火。真是科学,不会怕这种火炼。考虑到这些子学科里两方甚至多方永不停歇的争论,这么一查,至少能涮下去一半吧。这个工作量其实也不是特别大。DeLong and Lang (1992)检查几大牛刊上数年间文章的统计问题时,区区两个人一下子就查了几百篇。而比对当年的预测和后来的现实,显然比这还要轻松得多。国会真想动手,不会有任何技术困难。雇上几百个经济系的本科生,给同样多的时间,几万篇文献(捡要紧的)根本不在话下。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主张经济学假设可以不真实,只要预测结果对头就行。几十年来经济学里的各类函数之不真实(不可能真实,因为不存在)众所周知,如果预测再不靠谱,这群三流数学家干脆就散了吧,为纳税人和大学捐赠者省点钱。Alas,我不是美国纳税人,也不是捐赠者,没有上听证会提建议的资格。

又:拿到最新一期以MIT为主题的《三联生活周刊》,不禁感慨,那里的绝大多数学科的研究成果都在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只有一个自以为有知识的除外,其中相当多的人所做的无非是在学报上制造谬识,在真实世界里制造混乱。你懂的。

2010年10月12日星期二

刚去世的这个Maurice Allais挺有趣

之前没怎么听说过他,看了点网上有关他的信息,很逗。身为法国人,却成了朝圣山学社的创始成员;学术生涯里从物理过渡到经济学,搞的当然是数理的东西(法国人嘛),但是,据Alex Tabarrok介绍,此人是a big proponent of the gold standard and Austrian business cycle theory, even citing Mises and Rothbard in some of his work,再但是,他又favored immigration restrictions and protectionism,这算哪一出啊。

网易说Peter Diamond是宏观经济学家,fender很不满。但人家早年确实跟在萨缪尔森后面发展了世代交叠模型,算是搞宏观的了。(Google了一下,最早提出世代交叠模型的竟然不是萨缪尔森,正是上面这位Allais。)不过网易三年前对Allais的介绍有一处还真错了,说他“1970年获鼓励工业国有化协会金质奖章”。虽然他支持保护主义,也不至于堕落至此吧。上诺奖官网看了下,这个奖章叫Gold Med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Industry for his whole work。网易译得确实太离谱了。

2010年10月9日星期六

不太有条理地随便说几句

刘晓波得奖后,冉云飞之类的入门级右派们自然一片欢腾。但豆瓣上好些以最高的标准来看头脑也并不单纯,对“民主”、“自由”之类的概念及概念背后的历史和现实有着深刻反思和体认的人们,也为刘晓波获奖而喜悦,并与其他人分享着自己的喜悦。这就有点意思了。

参与或围观过网上论战的朋友应该都能体会到,无论对一件事有怎样的看法,或对同类事件持何种立场,都有某种智识资源可供利用,能够借以编织一套说辞来正当化自己的立场,并反对异己。而每种学说都必然有自己的premise,如果有人从一开始就不承认你的premise,说你独断,那是没什么办法解决分歧的。又如果某种主张的理据本来就失之浅陋,不招那些从智者派到后现代都了然于胸的高人待见,那似乎是一定的了。

刘晓波恰好就是这么一位,学理粗糙,逻辑简单。从他这二十多年几无长进的文章,以及他最后留给我们的零八宪章来看,其粗糙和简单可以说是无可救药的。那么,豆瓣上这一部分心思缜密的未来××学家们,为什么会如此支持刘晓波获奖?

格雷厄姆·格林在《文静的美国人》里借主人公的越南助手之口说,“迟早,一个人不得不拥护一边。假如他要继续做人的话。”于是,虚无厌世,一直在战争中作壁上观的主人公,为了避免更多平民在恐怖爆炸中伤亡,最终选择了参与暗杀那位制造恐怖事件的美国人。

而对于以学术为业的人们,用沃格林的话说,韦伯式的所谓“价值中立”也站不住脚:

在韦伯的语境中,变得清楚的是,如果社会科学想成为一门科学,就不得不保持价值中立。对韦伯来说,那就意味着,社会学家不得不探索社会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它用来选择这些材料的价值观是前提,不被进行科学处理;因此,价值判断不得不排除在科学之外。这就给他留下了困难,即,运用于科学的材料选择的前提,以及一种责任伦理的前提,皆不得不呆在阴影中。……如果说,韦伯从来没有沦落为某类相对主义或无政府主义,那也是因为,即使没有进行这样的分析,他还是一个有着坚定伦理品格的人,并且,他事实上是个神秘主义者。因此,他知道什么是对的,而无需知道对的理由。当然喽,就科学而言,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立场,因为学生们终究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应该以确然的方式行动的理由;而一旦理由不予考虑,情感就很容易把你带入各色意识形态的和理想主义的冒险,而在那样的冒险中,目的变得比手段更激动人心。

所以你看,虽然罗斯福的新政加剧了大萧条,加强了中央权力,一定程度上侵犯了财产权,干扰了司法,埋下了不少祸根,但我们若回到1941年,当德日站在文明世界门口的时候,恐怕还是会和罗斯福站在一起。一个可能更有争议,也因此更能体现这种意义的例子是,胡适1948年底飞离北平,选择了蒋介石。

而刘晓波还远没有上面二位总统那般不堪。他的粗糙简单,并不等于错得离谱。相反,他大体正确。无论是他的愿景,还是他希望实现其愿景的路径,都没有大规模压迫,甚至血流成河的计划,这与20世纪的诸多社会实验迥然不同。他本人也言行合一,置完全可得的安逸生活于不顾,多年来生活在距体制最远处,坚持非暴力的不合作,并数度入狱。因为所有这些,他的人格值得高度尊重。当然,或许会有不逊于他的人选。但他显然比此前的一些获奖者更有资格得到承认,比如戈尔和奥巴马之流。诺贝尔和平奖也不是学术奖,没有理由用学术的标准去衡量刘晓波。否则,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同样需要质疑。

如果有人不屑于评论刘晓波,他/她大可不表任何态。但恶心的是,有些人非要谈,但又摆出一个超越的姿态来谈,字里行间满是一股子“我怎么才能显得比别人更高明一点”的臭味。我们是人,不是神。最高的真理在神的手中,不在世间。不管信不信神,都不应自以为神,装超越——也就是说,僭越。对吧。

最后,我要充分利用博客位于墙外的优势,谨以此文祝贺刘晓波先生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2010年9月20日星期一

接着来

一周没来,来了就发现除了litz以外又有两位老师留了评论。我一个业余读书人,借Paul Romer的话随口发点牢骚,引出这么多有价值的评论,压力很大。但现在至少可以说,虽然这个博客的文章质量在中文博客圈排不上号,但平均下来的评论质量应该是最高的之一了。先把上一篇的评论整理一下。

litz说:

哈,我的观点没有原创的,就是从奥尔森那里来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分税制改革,税权方面,主要是把税基稳定的增值税,全部让中央拿去了。但地方也有了多劳多得的自主税权。政治分权也是同时发生了的。我的理解这是变成了财政联邦制度。增值税变成国税,我觉得也不是造成中央独大的主要原因。我们的财政光想着怎么汲取是混蛋的地方。

我说的削藩,属于用词不当,中国又不是阿富汗不需要抑制地方军阀。我想表达的是把地方政府经济上饿着,逼迫他们创收。实业家直接面对的,主要还是县级政府。这一层的官员,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和局限条件,貌似比较重要。当然改革的人一定没有想到,这个对促进地方间竞争有好处,属于歪打正着。

当时中央也是穷疯了,旧的分肥办法,鼓励地方骗中央。增值税是容易收的税,企业不好做手脚,税基稳定。而地方没了稳定税基顿时就很困难了,收支平衡都不容易。地方被逼创造了大量行政费用创收。因为资本是流动的,地方要用各种费用拔羊毛,资本就跑了。地方没办法,才有了亲商的,卖地财政和经济开发区模式。当然,农民是很惨的,与土地绑在一起成了固定要素跑不掉。农村税费问题快成了革命火种,激起了很多抗税斗争。

你对弊政的批评,我完全同意。不过我觉得至少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还是亲民间资本的。民间资本也很快就变成自己人了(见Dickson red capitalist 红顶商人 )我觉得规模以上工业的民企老板和同等规模的国企,政治影响力没有什么区别。政治待遇的差别在中央的还是地方的,而不是所有制形式。当然可能没有中央的民间企业这么一说。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通过向制造业的上游集中,享受下游充分竞争的好处。(其实中央领导罩的民间企业也是可以有的。请领导家属过来做个高管就好了。)

当然张老师的研究,也主要是对中国局部地区有效。毕竟值得工业资本流动的地区范围有限。需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的地区,是改革带来的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受害者。税制改革让地方政府偏好规模以上工业,也是很大的资本错配。官商勾结,无利长远宪政的建立,只有利于威权的巩固。

其实你上一篇推荐的俄罗斯的文章,里面那个Shleifer的一本书对我启发很大。他有一个Grabbing hand 模型,基本说的意思是政治制度改革需要考虑当权者的激励机制和局限条件。所谓好政策被执行坏了,是制度设计有问题,没有考虑政策执行者的激励机制。我的看法是,改革恐怕也要有赎买机制,不然还是推行不下去。

过了一天他又加了几段:

自我批评一下,貌似没有搞明白,分税制改革倒底改了什么地方。这些改动是否让原来没有积极性的地方政府,因此有动力从事经营性活动,搞开发区去了。光让地方政府稳定收入减少,似乎不足以把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地方去。

也许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动力,是GDP升官的政治刺激决定的,与税收结构无关?GDP的数据,必须靠本地的工业活动来产生。政府喜欢规模以上工业,也大概是因为这样类型的企业,依靠规模效应,有利于快速刷GDP数据。

张老师说开发区是公司行为,不过或许更有可能这是以补贴换取GDP数据,实现政治目标的政治行为?

Victor留了句:

其他暂时没想出什么说法,仅对commerce clause持保留意见,在这点上两党的贡献一样大或者一样糟~~

一位叫Bo Jiang的老师说:

就分权说说我的看法。

作为一个一般原则来讲中央和地方、集权和分权,我觉得非常困难,毕竟分权搞得好的国家基本上是发达国家(这个认识有待于确认。)

就中国现实,即便中央政府有自己的利益,我认为分权也是唯一的选择。中国的中央不可谓不强,但也一直为中央地方关系头疼,个人看法就是大一统造成中央作了很多该由地方做的事情,而这种机制造成的地方政府策略性行为是无解的,所以只有这一条路。结果可能是乐观的,但过程难说,代价可能非常沉重。

从民众福利来讲,分权的优势不用多说了,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信息,回应性也更好。

地方政府应不应该承担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任务?比较中国各地政府,能够看到有些地方做的似乎比另一些地方好,但这是建立在政府过多掌握应该本应该由私人掌握的资源基础上的。如果我们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可动用的资源,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的竞争非常有可能以牺牲当地居民的福利为代价,最终的结果是负和。

另外,在中国讨论分权问题,通常是在中央-省的层面上,针对美国式的local government,无论是税收还是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其实甚少涉及。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否则一些文献很难理解,尤其是Tiebout所引发的文献。

分税制这个事情太大,很多问题超出我的能力。尽可能地抛几块砖。

litz确实记错了。其实很容易查到,增值税的央地分成比例是75%比25%,张五常整本书就是围绕着这个来的嘛。也可以查到,增值税现在占中央财政收入1/3强。另外,自02年起中央又把原先地方独享的企业、个人所得税抢了60%上去。现在企业所得税几乎和第二大税种关税一样多。这汲取能力,没话说了。至于省以下的分税,似乎比较乱,所以就像Bo Jiang老师说的那样,少有人谈及。老张也没说清楚吧。

不过还是同意litz说的,老张确实有把他跑了几个开发区跑出来的特殊经验盲目普遍化的问题。像基础设施建设还有房地产就没见他怎么谈。还有找中央要项目要钱,要回来之后许诺的地方配套资金偷工减料,靠银行贷款填漏洞,近乎空手套白狼之类的事情,他更看不到。他说的这个增值税+土地的分成模式,我也很怀疑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有多大。09年中央财政国内增值税收入1.4万亿,除以3,地方政府拿到的还不到五千亿,跟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比起来,不算什么吧。还是跑部钱进更给力。可以这么讲,地方亲资本,更亲权力。

很多人都说分税制让地方政府穷疯了只能靠土地出让金之类的预算外收入为生,我有疑问。94年前地方上的预算外收入也不是盖的。当时都是一边减税,一边多收费多提成(毕竟至少名义上所有权都是地方政府的嘛)。90年代初预算外收入都快赶上预算内的了。所以“小金库”这个说法一度很热。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这个词到90年代中期才慢慢消失。说这些的意思是,预算外收入这个问题,恐怕不是因为没钱才弄出来的。缺少财政民主化之类的制约,地方政府永远都有在正经收入之外继续搞钱的动机,无论是饱是饥。不过钱颖一认为预算外收入是好事,激励嘛。

开发区也是80年代就兴起了的。在某处看到个数据,93年全国各类开发区就有三千多个。里面税收优惠什么的,当时都有。所以这应该不算分税制的功劳。

说来说去,无非是怀疑分税制的正面作用。该有的,80年代就有了。94年税改,是把之前变来变去的五六种收入分享安排统一改成税收分享,界定清楚了中央和省的税收权限。地方也不再有原先(有限)的税收自主权,后来的费改税是进一步的规范。游戏规则越来越明晰是好事。但税改本身,是不折不扣的集权。94年后地方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例变化不大,但是预算内收入的一大块一下子归了中央。这就给了中央用转移支付等手段加强对地方控制的机会。央企利益集团也成形了。坏就坏在这些上面。经济之外的自由,自然也缩水了。

其实我比较倾向于litz后来说的,对地方政府官员最大的激励不是财政收入,而是靠GDP升官。这个大家都在说。周黎安等学者也有研究。但我觉得这类研究统计来回归去,还不如找本内参看看,当然能问到接近中组部的人就更好了。社会稳定什么的肯定也是考察指标之一。但大体上的权重如何,是个问题。求内幕啊。

有些人说90年代后中央对地方的人事权控制也加强了,干部交流就是一例。我确实也听说地方上有些属于块块,原可自己任命的职务,现在也和条条一样,要经过中央统一组织招收、培训了。其它方面不知怎样。果如此,无疑更是鼓励了官员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而不是植根地方深耕细作。就像上次说的,捞一笔就跑。

GDP其实有它的毛病。这倒不是说要用Sen或者Stiglitz弄的那些指数来代替GDP,也不只是质疑中国的统计数据真实性,而是说,GDP作为反映经济活动的指标,在中国这么一个国有经济比例大地位高的经济体里,要拉上去其实不难,但是拉上去了,未必是有质量的;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的时候,未必不健康(好像已经有很多人说过这种话了)。像90年代中后期,经济结构的扭曲没现在那么厉害,国企在改革,乡镇企业也在转制,还没有之前要命的通胀,看起来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但这段时间恰恰是三十年里,除90年前后几年之外,GDP增速最低的时候。第四代上台后,大手笔很多,比如公路,包括高速公路,总里程增速突然飙升,最近四五年翻了一番,算是基础设施建设里标志性的,貌似花了三万亿吧。就是这些固定资产投资,帮助GDP增速站上两位数的台阶。一些投行分析师说高速公路修得对,没浪费。考虑到高速公路很多都是地方的高速公路公司自己来搞,通行费油水很大,搞好了对招商引资也有吸引力,也许问题确实没那么严重,顶多是借四万亿的东风,早修了几年。但是这几年铁路、电力、煤炭、钢铁上面的投资,是不是mal-investment,问号很大。尤其是钢铁,因为四万亿接近尾声,铁矿石又涨价,上半年多惨啊,顺便把焦炭也给拉下水了。还有今年最受关注的地方融资平台,应该算是典型的软预算约束吧,投资饥渴。像这样追加资本和劳动力堆出来的GDP,高了又如何?我一直强调金融抑制,就是想说,老百姓的钱都喂了这些地方,自己没得到什么好处。我记得罗斯巴德还是谁,构建过一个指标,好像是在国民收入里扣除政府开支,来衡量私人真正享受到的收入,结果美国的这个指标自60年代起都是下降的。要是把中国放进去算算,02年以来即便不会下降,也肯定没有面儿上的GDP那么光鲜了吧。

喷太多了,估计长得都没人看了,下回再说。

2010年9月13日星期一

共识慢慢有一些了

litz继续评论道

我觉得讨论的不是强弱区别,而是failed state。在全球看,还是有很多国家没有做到,我说的基本底线。当然像中国这样,都世界经济第2大国了,非把自己与阿富汗伊拉克比,感叹制度优越性,也算能耐。

我觉得斯大林和法西斯代表的极权国家,还是强国家中的例外情况。这早不是official can abuse的情况了,而是人民想交保付费,都不能换来安宁的问题。黑老大的行为动机,但凡还是如何多为自己搞钱,其实人民都还是可以忍受的。难以忍受的是那些有宗教情怀打算改天换地制造新世界的人。(法西斯,共产主义,原教旨恐怖主义,倒是有文化传统上的一脉相承。)这个黑老大是不是叫国家政府,其实也无所谓。只要能在局部地区实现对暴力的垄断都成。私人执法挺好的,但lawlessness就有问题了。垄断权老被挑战,造成生灵涂炭,这是最坏的情况。

分税制我觉得好处是削藩。让地方政府饿着,不得不依靠资本。但富了中央,养起了垄断企业,这些也是政治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倒是相当混蛋的说法,改成维持威权统治能力比较好。

我尤其同意,只要黑老大埋头专心搞钱,老百姓其实还能过得去。奥尔森也有类似的意思。比宪政民主黑的是坐稳了的黑老大;比它们都黑,而且黑得多的,是捞一笔就跑的黑老大(包括某些今天我抢你明天你抢我,坐吃山空的democracies)。

但古时削藩主要还是为了把对中央的军事威胁扼杀在襁褓里吧。到了上世纪末还有这个必要不成?真是怕反,那也是98年禁止军队经商、内部轮换之类才能解决的,跟分税制不相干吧。

让地方政府亲资本,当然比搞政治运动强。但黄亚生也说了,亲的还是自己人和洋人。民间资本靠边站。再加上金融抑制,让老百姓的钱基本上要么只能放到银行和股市里直接反哺国企,要么买房,间接把一大部分喂给了卖地的地方政府。(这两年房市里央企凶猛,所以房企拿到的另外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民间也留不住。)

真想让老百姓过的好一点,还是要分权。财政,包括福利什么的都应该尽量下到地方上。中央要保证的,是遏制地方保护主义,保障人、物的流通,以促进地方竞争,像美国立国时的愿景那样。(中国在这一点上做得差强人意。)还有就是协调铁路公路建设,河流相关的水坝、环保什么的。但是美国宪法那个跨州贸易的条款,经过FDR, LBJ之流的扭曲和联邦高院的为虎作伥,已经被滥用得不行。中国这边,老百姓有大一统情结,和对中央的盲目信任,更糟糕。在这一基础上,分税制大大加强中央,是很可怕的。而如果权力更迭机制的变迁使得有些人捞一笔就跑的心态越来越盛行,那就更可怕了。

2010年9月12日星期日

弱国家

litz在我对Paul Romer的引用下面留了个评论

我倒是觉得Paul Romer的说法欠妥当。毕竟多数情况下,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是值得庆幸的。一个黑老大,比互相火拼的一群好。

政权存在的基础,是其提供公共产品,让人民满意。比如law and order,基本的供水供电。弱国家,没有能力提供这些基本服务,其他黑老大就可能抢生意,挑战国家的权威。

不过王绍光的建议,应该是说给阿富汗人民听的。中国语境下,毕竟还没有中央控制不住军权的问题。

税制改革有益之处,不在于中央扩张,而在于逼迫地方政府变成公司。这个问题上,张老师还是说得很到位的。当然我觉得钱颖一更有原创权。因为地方政府权力被削弱了,不得不依靠资本,才有了中国的发展。这个与王绍光的逻辑完全是相反的。

回几点:

  1. 分税制改革有益,得看是对谁。我本来的意思可是恰好相反。这十几年财政收入增长比居民和企业收入快那么多,其它方面又多是只见倒退不见进步,不是党的人,怎么会觉得有益啊;
  2. 提供law and order和基本的供水供电、交通设施,这样的国家已经很弱了,距诺奇克的minimal state我看也就差两三步嘛。不管怎么说,也不会给驻京办和earmarks留太多空间,更不至于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
  3. “没有能力提供这些基本服务”的,也未必就比一个专断强力的国家更暗无天日。如果让我选择是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是在Hay and Shleifer (1998)描述的那个部分靠私人执法的俄罗斯生活,我想我至少不会眼都不眨地就选择前者,还觉得“庆幸”;
  4. 更极端的例子当然是索马里,连弱国家都没了。它在某些方面肯定是被人吹过了头。但是它就在那里,活生生地,挑战着被现状的暴政奴役了的头脑里的习见。它未必具有可参照实施的普遍意义,但不妨作为一个benchmark留待观察。

2010年9月10日星期五

The Great Fitzgerald

“爵士时代的挽歌”之类的说法,对The Great Gatsby是个蹩脚的评价。且不说这部小说出版时,距大萧条还有四年多的时间,这个故事的背景,也完全可以放在1900年代、50年代、80、90年代,以及刚刚过去这个十年的中期。唯一可以勉强与爵士时代挂上钩的,或许只有Fitzgerald华丽而精准的文字,尽管这对母语非英语的普通读者来说构成了不小的阅读障碍。很难想象现今这个流行像电影Funny Games这样装作漫不经心,甚至略带喜剧感地讲述残忍故事,产品设计唯简约是从的冷峻时代,The Great Gatsby这类用词考究工整的小说会像当年那样大卖。

其实Gatsby从一开始就清楚Daisy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才会在刚认识Daisy时

...let her believe that he was a person from much the same stratum as herself...

而两人多年后重逢的那个下午,即使在围观极具喜剧和狂热色彩的欢笑泪水时,Nick也发觉了Gatsby幻梦的裂痕:

There must have been moments even that afternoon whe Daisy tumbled short of his dreams—not through her own fault, but because of the colossal vitality of his illusion. It had gone beyond her, beyond everything. He had thrown himself into it with a creative passion, adding to it all the time, decking it out with every bright feather that drifted his way. No amount of fire or freshness can challenge what a man will store up in his ghostly heart.

这一段不禁让人悲从中来。每个心灵尚未粗糙硬化的少年都曾怀有这样的幻梦。这几乎是年轻时不可避免的一场疯病。但Gatsby的梦寄托错了对象,又在想象中再造了对方。相较之下,真相实在有些丑陋。Nick在最后偶遇Tom时也悟透了:

They were careless people, Tom and Daisy—they smashed up things and creatures and then retreated back into their money or their vast carelessness, or whatever it was that kept them together, and let other people clean up the mess they had made... I felt suddenly as though I were talking to a child.

Daisy只是careless,只是爱钱,爱虚荣,爱漂亮衣服,和我们这个时代看到驴牌包包就走不动路的平庸女人没有区别。Tom也是,就像电影The Italian Job里的Edward Norton,被人骂搞了那么多钱,就知道买个大房子,在里面看那台大屁股电视。Daisy和Tom物以类聚,所以才始终没有分开。严格说来,Daisy在车祸之外是无辜的。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被Gatsby神化不是她的过错。那些做梦的少年人,后来要么被现实踢醒,把梦收起来藏好,不轻易示人;要么干脆把它丢掉,像猪似的跌进泥淖打滚而自得其乐。但Gatsby却西西弗斯一般地执意追梦,即便如Nick一再见证的,他已明知Daisy是个多么庸俗的女人:

“She’s got an indiscreet voice,” I remarked. “It’s full of——” I hesitated.

“Her voice is full of money,” he said suddenly.

That was it. I’d never understood before. It was full of money—that was the inexhaustible charm that rose and fell in it, the jingle of it, the cymbals’ song of it... high in a white palace the king’s daughter, the golden girl...

Fitzgerald最后一部长篇,中文译名《夜色温柔》,原题Tender is the night,根据维基百科,出自济兹的一首诗。六十余年后,这句诗成为Blur的13整张专辑中的第一句歌词。听这首悠长缱绻的Tender,尤其是那句Tender is the touch, of someone that you love too much, 应该可以想象出Gatsby心中温柔的爱恋,也能多少有些理解他为何一直知晓真相,却还如此。于是,怀着这种爱恋,他终于飞蛾扑火。

那么到底为何?部分是因为他的穷苦出身造就的心态。有钱人家的孩子其实也可以不那么careless,可以正直、阳光、自信、负责,顺风顺水地在人生大道上飞奔。可在阴暗污秽而又卑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穷孩子们心里小小的,但又强烈敏感的自卑、自尊、自负,前者恐怕永远无法体会。关于二者的不同,Fitzgerald在另一个短篇The Rich Boy里干脆直抒胸臆:

Let me tell you about the very rich.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you and me. They possess and enjoy early, and it does something to them, makes them soft where we are hard, and cynical where we are trustful, in a way that, unless you were born rich,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我们不妨再继续引用一些,虽然接下来的未必不是Fitzgerald自己的偏见:

They think, deep in their hearts, that they are better than we are because we had to discover the compensations and refuges of life for ourselves. Even when they enter deep into our world or sink below us, they still think that they are better than we are. They are different.

因为匮乏,穷孩子们倾向于珍视第一次偶然遇见的美好事物,甚至将其作为毕生的梦想、生活的中心,哪怕富人们根本不在乎或早已厌倦。既然是终身大梦,而灵魂又别无支柱,他们也就可能像Gatsby这样,在明显褪色的真相面前欺骗自己,拼命守护那盏唯一的小绿灯,直到自己彻底被击碎。

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The Great Gatsby著名的结尾并非简单强调对梦不顾一切的追逐——真是那样,就太烂俗了。Fitzgerald稍前一点提示说,Gatsby的梦其实已经在他身后。毕竟,这个梦是在他少年时所种下,是他从没能甩开的青春。因为梦想不在前方,所以结尾这句话里,一切都是反的,我们是逆水行舟,方向是朝后,驶往过去:

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

但我们读者不必回到过去。我们可以隔着八十多年的时光,和Nick一起向Gatsby致敬,向进入上层圈子后郁郁不得志,但能将此化为经典作品的小说作者、穷孩子、梦想家,了不起的Fitzgerald,致敬。

2010年9月9日星期四

今日佳句100909

Paul Romer说

Living with the lawlessness of a weak state might be better than living under a strong state that officials can abuse.

王绍光很是为自己在九十年代初的自由大潮中敢于提出强政府而自豪。逻辑上,强政府并不必然成为大政府。但事实上这很难避免。我们都看得到,在他参与建言的税制改革之后,中国的中央政府膨胀得多快,而民间的商业、社会力量又如何重新被边缘化,以至于出现了黄亚生和朱学勤等观察家所说的,两场截然不同的改革。至于另一个不无相关的事实,即持续高增长,Perkins等多位中国经济研究者的共识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甚微,资本和劳动力简单的加大投入才是维续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必有高增长的说法,也只是换了个角度来看问题,并不矛盾。总之,九十年代以降的所谓“中国奇迹”里面,没什么新鲜到可以激动人心的东西。而王绍光对弱政府导致社会动荡的担心,其实跟中国普通人未经严肃思考的怕“乱”的恐惧感没太大区别,算不上什么洞见。

一不小心发挥多了,打住吧。

2010年9月7日星期二

张五常终于又写了篇能看的东西

新文章没到一半,看到他批“均衡”,立刻想起他的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后面他自己果然提到。网上有些搞宣传的,一谈到价格管制,就说会使得市场无法出清,形成“过剩”或“短缺”。下面呢?下面没了。老张这篇发在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上的文章就没拿“不均衡”糊弄人,而是推断出存在价格管制时,不同约束条件下可能出现的若干种合约安排——用他的话讲,都是可以验证的假说。确实很精彩,老张还是牛屄过的,至少在学报上。

老张说供给和需求曲线并非真实存在,当然也对得不能再对。如他所言,我们能观察到的只有价格和成交量的时间序列数据。供需剪刀,是最简单的经济学模型了。和其它更复杂的模型一样,它是且仅是模型,是脱离真实经济现象就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是我们用以理解世界的思维工具,不是世界本身。所以当你下次看到某位经济学家“证明了”什么的时候,应该要反应过来,那多半是位放在数学界连三流都排不上,甚至可能当年就是因为数学或物理读不下去才跳到经济学界的人物,又弄出了个长到一行刚刚勉强挤得下的Bellman或别的什么方程,然后自己爽歪歪地找到了近似解,而这一切都与真实世界没太大关系。至于供需曲线,好几十年前就有人用工具变量估计需求曲线,后来听说还有人用非参数方法去估计某个厂家的供给曲线。真是脑袋被马桶盖夹坏了。这个问题上,凯恩斯也想得透,反对用计量方法为模型中的变量赋予具体数值,不过没什么人听。

后半篇就不行了。老张不跟文献不读书,刚好错过卢卡斯革命,仅仅因为听说教科书上尚有残留,就对IS-LM曲线大批特批。很欢乐,但是批也要批对。比如,可以说IS曲线的利率是长期利率,LM里是短期,不是一回事,不能瞎交叉,等等。可那个储蓄和投资“永远相等”,所以IS曲线“不能成立”的说法,雷啊。他也知道“宏观多了个货币”,那就该明白,因为有了货币,货币又由央行玩弄,就可以有mal-investment嘛。

2010年8月29日星期日

四国创业所需时间对比

Google出的public data explorer有点意思。我在世行的数据集里看到Time required to start a business这个可以从民生、官僚主义、经济自由等方面来说事的数据,就顺手选了经历巨变的阿富汗,和作为市场经济代表的香港、美国,加上中国,得到下面这张图:

flash载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若没有立即显示,请稍加等待。

“理论创新”

早就期待有人能写篇像刘擎的《包办婚姻的优越性》这样的文章出来。很多大学中人,中外皆是,一谈起大学的使命来(往往是在向政府或社会要钱的时候),张口就是“传承文明”,其实真正搞的都是刘擎批评的这种“理论创新”,专门颠覆传统,刻意挑战常识,只为夺人眼球。为什么?你不“创新”,出不了头啊。

曾经有那么个年代,有那么些地方,你只要展现出对本学科典籍透彻扎实的理解,就不会没有好日子过。看看奈特的博士论文,其实所谓的理论创新,即对不确定性和利润关系的阐释,只占一小部分。前面的大部分篇幅,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系统梳理。而其弟子斯蒂格勒的博士论文《生产和分配理论》,连那点创新都没了。当然斯蒂格勒后来在产业组织和信息经济学上贡献颇丰。不过那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真实世界的观察油然而生,而不是非得和张伯伦、罗宾逊夫人对着干,故做翻案文章。但现在要想在大学里混出头的,都只能为创新而创新。

比如谈到协调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冲突,你,如果是个不那么意识形态化的人,可能大体上会认为,首先必须让他们自己有一个机会,看能不能理性、和平地解决,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如此;如果不行,其中一方应该会诉诸司法,这时政府就有事要做了,但也仅限于事后保障判决的执行等;如果是污染之类事后处理(集体诉讼)过于烦杂,或者说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应该考虑立法,由政府事前管制;再如果是修公路或大坝之类的事情,arguably,可以由政府来牵头,等等。但如果你按照这个思路去找案例做研究,根本没人看啊。人家期待你搞的是政府在应对经济波动和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产业政策啦,社会政策啦,财政政策啦……总之,你得有点新意啦,政府总得在法治之外再干点什么,为人民谋幸福吧!像欧克肖特那样的保守主义者,老强调政府只是维持规则、处理分歧什么的,人家最讨厌了。

这还算好的,至少这些搞经济的一只脚还踩在地上。更进一步的就是盘腿稳坐云中的左翼知识分子。大学里追求创新,左派自然就多起来了。我曾和两个同样倾向自由主义的朋友说,我们用不着跟左派谈什么共识。人家的自我定位就是“批判知识分子”,就是要不断“反思”,不断“批判”,不断否定。然后还有否定之否定,当然人家还可以否定这个否定之否定,再然后对这个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否定提出质疑、反思、批判……和否定。你会说,饭总是要吃,日子总是要过,问题总是要处理,不是这样处理就是那样;求同存异听起来很美好,但有些“异”实在是没法存,谁也不能“既吃掉蛋糕又保留蛋糕”,总得选一个结果。但别忘了人家是在天上飘着,跟你这种脚踏实地的庸人不一般见识,没准一点儿“同”都不想跟你求呢。真正的左派啊,永远不会承认有什么共识。你要支持个什么,又不去争取左翼的声音,那你就是坐实了的反民主。你要跟他们争取共识,他们铁定又要说,凭什么你这就能成为共识?接着,“谁之××,何种**”的口头禅就要喷出来了。

所以在“批判”和“创新”下,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里人们的苦难,成了“另类的现代性”。也所以,非洲、中东及其它地方层出不穷的独裁者和恐怖分子,是被全球新自由主义体系打压甚至抹杀的“多元文化”代言人和革命人士。考虑到此类言论的生猛,这里我为左翼知识分子准备了几个翻案文章的好题目,希望他们在演艺道路上再接再厉,持之以恒:

  • 谁之腐败?何种贪污?——中国政治对官僚制的超越
  • 反抗平庸、异化和全球霸权的希特勒
  • 所谓“南京大屠杀”之于亚洲想象的意义
  • 作为一种审美体验的强奸

说真的我很好奇,以左派的风格和胆识,为什么还没见过类似的文章出现。当然,我可能有些孤陋寡闻。如果有读者见识过,可一定得告诉我啊,赶紧的。

2010年8月26日星期四

房价收入比

郭凯昨天贴的是房价GDP比,今天放出了货真价实的房价收入比。我一下子想起了1998年南周上的一篇文章:

房价为什么高

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日前在全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与住宅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一些大城市住房价格普遍过高,价格构成不合理,地价太高,费用过多,房地产开发企业利润过大,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要坚决取消各种不合理收费,控制开发利润,尽可能降低经济适用住房的售价。”房价过高的原因找出来了,但房价最终能不能降下来,还得看有关部门会不会为群众着想,有没有决心让它降下来。

18年前,即改革开放前的1980年,一套两居室一厅60平方米的商品房,其售价尚不到一万元,每平方米的售价仅为150元左右,而1998年的商品房售价,在大中城市每平方米已高达2000元左右,一套两居室一厅60平方米的商品房,其售价已高达12万元!

18年间,我国的粮食价格已完全放开,一袋面粉(25公斤标准粉)的价格从8元涨到了50元左右,不过6.2倍。

而彩电、缝纫机、洗衣机、电冰箱、手表等工业品的价格几乎还在原地踏步,上涨幅度不过十几个、几十个百分点而已,而房价却一路飚升了十几倍!

是因为水泥、钢材、玻璃、沙石、人工价格涨升得太快?都不是。

1997年底,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以支配收入为5160元,也就是说,一对夫妇想要买一套这样的房子,得不吃不喝地攒上12年!可又有谁能这样攒钱?

而12年后,水涨船高,谁知道房价又涨到哪里去了?难怪有人嘲笑说,想要靠工资收入去买房,那无异于用自己的嘴去咬自己的鼻子!

在国外,比如美国,买这样一套住房,也需要12至20万美金,如果按照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中国的商品房似乎比美国的贵10倍。但美国国民的人均收入为5000至6600美元,也就是说,一对美国夫妇要买这样一套住房,只需要一年。

看来美国的商品房比中国的商品房便宜得多。

这种比价方法并非笔者的发明,而是国际通用的。国际最多采用的职工年收入与商品房售价之比为3至6倍,而中国为20倍。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积压了大约5000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卖不出去,而新建的大批的安居房中又有70%的闲置!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房价的构成。其实,你只要随便看一眼就会明白,商品房是一种像面包一样、被极度发酵了的膨化食品。让我们解剖一下在每平方米高达2000元的房价里,都塞进去了些什么发酵剂。

在这2000元里,国家一次性的每平方米长达70年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费约占成本的30%,为600元。

另一部分由上百种税费构成的,现在砍去了30至40种,但还有64种,光这个明细表就能写好几千字。其中仅供电、人防、消防、商业网点、供水、治污等6项便占去这2000元的20%!这部分税费占去又是600多元。

开发商的利润为15%,开发商们大叫无利可图,可国际房地产开发商通常的利润只有5%!

除去这几大块,你就可以知道,建房的成本到底有多少了。也就是说,建材加上人力尚不到30%!房价到底能不能压下来,这个结论太明显不过了。

(摘自《南方都市报》6月18日,魏雅华文)

站在今天看,文章里的8个感叹号有点让人忍俊不禁。但乐完之后,请注意此文中“不吃不喝地攒上12年”的计算标准是两人、60平方米。按郭凯使用的单人、100平米标准计算,得到的结果是40。再放到郭凯那张表里,这个数位于中等偏上水平,只有大约十个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高于12年前。当然,你可以质疑这篇报道里的2000元/平米这个数字。不过我已经又想到了我贴过的来自The Economist的这张图:

2010年8月19日星期四

Blogroll

新增加了个页面,博客推荐,放了些友情链接之外订阅的博客链接,内容如下(部分需翻墙):

以推介论文为主的学术性经济学博客,作者似乎都是博士生:

经济学群体博客:

以经济形势评论为主的博客:

其他经济学者无固定主题的个人博客:

中文非著名牛博:

2010年8月1日星期日

上海书评全文RSS Feed

http://feeds.feedburner.com/ShBooks

用Google Reader的,点这里

改版后的东方早报网站,代码终于不那么邪乎了,遂有此feed。

2010年7月29日星期四

文字游戏

都来做做这道题吧:

某公司招聘新职员,甲种岗位底薪是1000元/月,每月加薪200元;乙种岗位底薪是600元/月,每半月加薪60元。注意:两种岗位都是半月发一次薪水。如果是长期工作的话,哪个岗位更好?

每次看到有人出类似的题目,给个标准答案,再津津有味地给出数学解释,顺带嘲讽一下别人,和自己(如果他自己做错了的话),我就想笑。题目用自然语言叙述得那么模糊,哪来什么标准答案啊。

比如上面这题,很多人都不假思索地认为,甲、乙两人每月的薪水是这样变化的:

500500600600700700800800900900……
300360420480540600660720780840……

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局,不过已经可以明显看到,两人“半月薪”的差距从200缩小到了60。事实上,到甲第9次加薪,乙第19次加薪时,乙的“半月薪”就将超过甲。

但这明显有问题。因为题目开头说,乙的底薪是600/月。而上面这种解释里,却没有任何一个月乙拿到的是600。所以我们应该更仔细地琢磨这两句话:

  • 甲种岗位底薪是1000元/月,每月加200元。
  • 乙种岗位底薪是600元/月,每半月加60元。

鉴于这两句话的对称结构,没有理由认为我加了黑体的两个“”字的含义有任何不同,所以两者的计算方法也应一样。既然之前的底薪为月薪,同一句话内另一个“”字的最佳解释当然也与“月”而不是“半月”有关。

这看似难以理解,其实不然。在这道题里,半月只是比月更小的时间单位,如同月是比年更小的时间单位。某人去年年薪六万,说他今年每月加薪一千,跟说他算下来一年多挣一万二,是一样的。

那么,和第一种解释类似,在按半月发薪,把月工资一分为二时,甲每月增加的薪水也要分作两份(是不是等分并不重要)。或者说,每个上/下半月的工资要比前一个上/下半月(即与上月同期相比)多出每月“加薪”的一半——200/2=100。而对乙来说,这个数字不用计算,就是60。于是我们得到:

500500600600700700800800900900……
300300360360420420480480540540……

这样,乙的薪水才真正符合了题干,第一个月拿到的是底薪,600元。至于两者的趋势,无需多言,60永远比100小,初始的差距后来只会越来越大。

好吧,结束了这一番考察之后,我非常乐意承认我的解释是利用语言模糊性玩的把戏,因而也只是参考答案之一,不是什么“最佳”。但我同样坚决反对持前一种解释者将他们的答案树立为唯一的标准答案,毕竟我们都在其中看到了硬伤。

可能会有人反驳说,“每半月加薪60元”给人的一般感觉就是半月环比增加,而不是上月同比。但这只是“感觉”,也谈不上什么“一般”,至少我就不敢苟同。退一步来讲,即使都接受这种“感觉”,那每月多少元的底薪,也决不能直接被拆成“半月薪”。换句话说,“乙种岗位底薪是600元/月,每半月加薪60元”这种话,说轻点是捣浆糊,说重一点,根本就是自我矛盾。

现在,亲爱的读者们,你们应该能看穿出题人的技俩了。他不说“乙按半月计薪,底薪每半月300元……”,而是先用三个本就很常用的“每月”加深你按月计算的印象,再抖出个“每半月加薪60元”,让你不由自主地把60乘上2,折算成每月120。然后又弄个“注意”,把“半月发一次薪水”这么重要的信息放进来,而这个信息与前面的按月计薪又有出入。这还是人话吗?除了故意误导,实在看不出这么说话能有什么别的目的。如果我们把时间间隔放大一倍以符合日常按月计薪的惯例,消除不伦不类的“半月薪”,再按照所谓标准答案的逻辑倒推回去,就能得到一个尽可能清楚的题目:

某公司招聘新职员,甲种岗位底薪是500元/月,每隔一个月,月工资增加100元;乙种岗位底薪是300元/月,每月月工资增加60元。如果是长期工作的话,哪个岗位更好?

这样估计就不会有多少人算错了。而数学上并没有更简单,可见原先的混乱纯属出题者玩弄模糊语言所致。

类似的一个例子是星期二男孩问题

I have two children, one of whom is a son born on a Tuesday.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I have two boys?

这同样是个靠歧义玩死你的装屄问题。让很多人看到所谓标准答案13/27后又开始哀叹自己的智商。这一答案用穷举法来解释,就是:

但这只是几种解释之一。50%也没有错。事实上,上面给出链接的原文后就有对题目真正含义的激烈争论。但我建议去reddit的对应帖子那里看最一目了然的总结。我尤其喜欢附加的Other asshole ways to tell someone they got the problem wrong,兹翻译如下(喜欢用语言的模糊性大做文章的asshole请务必看到最后一条):

  • 据称周末出生的婴儿更多——所以其实星期二出生的婴儿不是占1/7;
  • 世界人口中大约51-52%是女性,不是50%;
  •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性别比例;
  • 精子中的X和Y染色体数量比也成问题;
  • 有些人是雌雄同体或有其它性别错乱状况;
  • 关于认识论和达致正确答案的理念,建立在我们的经验和思考具有某种坚实本质这一错误观念之上,你声称自己正经历的现实是个谎言。所有的语言都是无意义的,每个问题的答案都是独断的。
  • 提问者有两个男孩的概率是0%,因为我们事先就知道,提问者的孩子会和他断绝关系。

对不起,我又想到齐泽克了。看过上面这些更能有效杀死脑细胞的东西之后,像齐泽克一样扯淡简直和吃糖差不多容易了。当然,还有比吃糖更容易的:一键生成后现代牛粪。而且,每一坨都是崭新的。

2010年7月26日星期一

必须保卫地方

  1. 必须“上纲上线”,把“撑粤语”运动提升到扩展个人自由的高度去看。
  2. 但这主要不是说当下在电视里听粤语的自由。事实上,广州人看的电视,大部分都是粤语播音,把一两个频道改成以普通话为主,很难说算是什么大事。单论这个问题本身,打破媒体管制才是王道。
  3. 另外一种误解是将其与排外划上等号。不过三年多前就有人辩称,捍卫粤语不等于排外。是次运动中,也确实没有明显出现上海、北京一些人身上能看到的排外主义。因此要警惕以“排外”之名对运动的污名化。
  4. 自由只能在多元化权力相互对抗的夹缝中才能得以生长。权力去中心化的意义,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这里的权力可以是广义的,即包括商业、文化、宗教、舆论势力。当然,相对于中央的地方,也是其中重要一员。而大一统,正是对个人自由的最严重威胁之一。
  5. 所以真正需要看到,也最值得激赏的,是地方意识的觉醒,和对大一统的怀疑、抗拒。在这方面,广东一直开风气之先,至少可以上溯到伟大的联邦主义者陈炯明。按照上面的思路,我们理当支持撑粤语,支持地方的兴起。
  6. 同样地,在没有广东这么开化的地方,必须驳斥“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全是下面执行坏了”的错误认知,指出:中央也不是什么好鸟;作为个人,应乐见恶势力之间的对抗而非和谐;尤其是在地方势力相对弱小时,更不应一味支持中央。
  7. 消解对大一统的危险崇拜和对中央的盲目信任,套用慈善家茅于轼老先生“必须保卫市场”的话来说就是,必须保卫地方。

2010年7月25日星期日

应求整理全文Rss Feeds

大约两周前,有位同学可能是看到我制作的The Economist印刷版全文Feed,发豆邮问我:“可否推荐一些类似economist的全文英文杂志在Greader订阅上呢?”抱歉,今天才在这里回复。我不太清楚他是只想要杂志,还是也包括报纸。杂志未必会比报纸更有助于沉淀思考。所以这里两者都有。

对订阅者来说,最好的情形当然是站点主动提供RSS的全文输出。我不知道除了卫报之外有哪家媒体巨头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它不但有常规的分类Feed,还提供了获得联合Feed的语法。至于杂志,它旗下有The Observer,同样有Feed可以订阅,但远没有The Economist那么国际化。自己看吧。

需要绕一点路的,是官方不输出全文Feed,但通过小众软件介绍全文Feed生成网站可以轻松生成的网站。纽约书评、伦敦书评之类都是这样。这个就自己动动手吧。

最后是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用上面的方法获得全文,或效果较差的网站。其中有些可以用Yahoo Pipes解决。Blogspot支持撰写页面之后我写了三个页面,放在右栏起首,其中一个就是我用Pipes做的全文Feed列表。选摘其中一些如下,分别给出了它们的Feed地址和Google Reader的一键订阅地址(也可一次性订阅包括上面6个Feed的群组,或添加OPML文件):

  1. The Economist印刷版GR订阅):印刷版更新的周五之外有时会有一两篇旧文冒出来;已失效
  2. 纽约时报大中华区新闻GR订阅):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新闻,需要注意的是,纽约时报网站明年将开始收费,这个Feed和下面几个来自纽约时报网站的Feed都极有可能作废;
  3. 纽约时报评论GR订阅):包括社论、Op-ed和读者来函,不知什么时候起还包括了某些仅输出摘要的博客内容,忽略即可;
  4. 纽约时报书评GR订阅);
  5. 纽约时报杂志GR订阅):同样包括了某些仅输出摘要的博客内容;
  6. 纽约客EverythingGR订阅):原始Feed的官方介绍是Stay up to date on everything happening in The New Yorker and on newyorker.com,我并不清楚它覆盖了多少杂志内容。

2010年7月24日星期六

光线是可以扭曲的

高善文可能是国内粉丝最多的本土分析师。这几天他一篇以研究报告形式推出的演讲稿《光线是可以弯曲的》有点轰动。扫了一眼,提三点。

  1. 他不是搞科学哲学或经济学方法论的。所以尽管谈得浅,他还是算得上头脑清醒、鹤立鸡群。哪怕我们无视山寨、草根,只比较专业人士。至少,他对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有所敬畏。
  2. 至于草根,在这个缺乏经济学基础教育,连大学里都没有类似Econ 101之类课程,甚至无数人都还会犯最低级逻辑错误的国家,无论出现多么脑残的看法,无论这些看法有多么流行,都不让人惊讶。
  3. 这篇东西现在火了,不代表那些搞趋势分析,甚至靠解读易经来搞投资研究的风水师们会有一丝消停。和有些人意淫的不同,这个言论/思想的子市场,即使没有什么钳制,也无法保证更接近真实者胜出。光线是可以扭曲的。

2010年7月21日星期三

鸿沟

Eversint《事实与价值的两分》:

(价值)命题与经验事实之间……隔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龚群《重新审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

事实与价值……之间并没有逻辑上不可逾越的鸿沟。

看来只能说,情感主义与新自然主义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Read the whole thing. I mean, the latter one.

2010年7月20日星期二

“我们认为……”

请读者比较Raghuram Rajan在Project Syndicate上7月9日的《社会不平等如何引发了金融危机》和唐学鹏7月19日发在思想库上《美国金改方案并未涉及核心问题》中的几段话。黑体都是我加上的。

Raghuram Rajan写道:

……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政府的举措就是向普通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扩大贷款,这一措施可能是精心规划的,也或者是反对意见很少,总之收效很快—消费额增加,就业率也上升了;贷款可以推迟到将来再还。这么说可能有挖苦意味,但在历史上就是这样,面对无法解决的国内中产阶级的深层次忧虑,政府也是一直利用宽松的信贷政策作为权宜之计。

与其通俗直白的称之为增加消费,政客们更倾向于使用高雅、有说服力的词句来陈述其政策的意义。在美国,美国梦的核心因素——“拥有自己的住宅”便被政府加以利用,政府以向广大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家庭提供房贷为说辞,来掩盖其扩大信贷及消费的意图。

为什么美国政府不采取更直接的经济手段呢,比如再分配、增加税收、发国债、增加开支?希腊陷入困境正因为采取了这些手段,才导致政府人员过度膨胀,开支巨大,国债达到惊人的数字。

但在美国却不一样,近几年来,再分配政策一直遭到强大政治集团的反对。而房贷政策却广受推崇,因为各方都认为会获利。

美国左派希望其选区获得贷款,右派也欢迎产生更多的新房屋业主,认为可能说服这些新业主改变其党派倾向。房贷政策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能够达成一致意见、为数不多的几个议题之一。不管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经济适用房”法案,还是布什政府推动建立的“业主产权”社会,都对低收入家庭房贷政策给予支持。

……

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信贷也曾作为一种手段,以缓解社会弱势群体的困境,将来也还会有信贷。不需拿别的国家举例,美国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例子。19世纪早期,受国内平民主义运动的影响,美国缺乏监管的银行业迅猛扩展,得到许多中小型农场主的支持,这些农场主要求借贷方式更便捷,试图以此摆脱自己落后于产业工人的困境。而农村地区的过度借贷正是大萧条时期金融业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唐学鹏昨天的文章里则有这么一段:

为了让社会的工薪阶层和低收入普通百姓看上去积极一点,社会和谐一点,美国政客们开始寻找办法,如果用传统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比如增加税收、发国债、加大转移支付、扩大社会保障,美国富裕且强势的既得利益者是不会同意的,这些政策会被“卡”住。于是,最终办法落在扩大他们的贷款身上,尤其是让他们能买房,用信贷泛滥政策促使他们买房。这是一项暂时令社会各个阶层都感到满意的政策,民主党希望其选民能获得贷款,而共和党也希望更多的新房业主产生,这会有利于右派队伍的壮大。所以,克林顿时期推出“住房美国梦”,而布什时期则有“业主社会”。美联储创造了时期最长的低利率政策来帮助“住房美国梦”计划,“二房”创造了泛滥的支持性信贷,各类住房衍生品大行其道,穷人暂时获得房屋产权,中产和富人则用房屋升值部分来进行新的消费。其实,历史早就多次重演这种悲剧,泛滥的信贷政策也是导致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原因,只不过那时候钱都贷给中小型农场主,随后农产品泡沫崩溃,大量农场主破产,农村地区的过度借贷正是大萧条金融业崩溃的主要原因。

怪不得他要说“我们认为……”。

2010年7月19日星期一

扯点宏观经济学

关于经济学初级和高级教材的差异,我的感觉是,微观宏观各有不同。微观初级教材里的大部分内容,尤其是厂商行为,从方法到结论,在十分强调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高级教材里都要推倒重来。而宏观的初级教材虽然也有很多诸如IS-LM模型等五六十年代的古董,但卢卡斯之后的东西,即便数学内容没法铺开,大概意思还是会给你讲到。

宏观经济学70年代以后的发展,基本上有两个要点,即寻找微观基础和运用动态分析,尽管两者不可能截然分开。前者是希望解释,微观层面的理性如何形成宏观层面的波动或无效率;后者的关键词显然是卢卡斯批判和理性预期,但很多人印象更深的可能是动态最优化和随机过程等让经济分析大大复杂化的数学方法。

由于看到一些朋友还在争论上上世纪的萨伊定律,我在豆瓣日记里贴了点资料的链接,包括曼昆的The Macroeconomist as Scientist and Engineer,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的Modern Macroeconomic Models as Tools for Economic Policy,Arnold Kling的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等。有朋友看到后询问讲述近几十年宏观经济学进展的书,我推荐了一本。不过其实没必要去买书,一篇主讲微观基础的综述对大多数人来说应该足够了。

至于动态分析,实在是绕不开主流的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但一般人也实在没必要了解太细。关于DSGE的现状、问题,及其与宏观政策的关系,我相信这篇DSGE Models and Central Banks已经足以让人看到反胃。口味更重,想亲眼瞧瞧模型长什么样的,可以去看据传是史上最包罗万象的DSGE模型。当然,肯定会有人不满,高呼超越DSGE模型。但他们的解决方案却比DSGE还要复杂得多。我知道你早就看累了,我也不想说的更多,那就再见吧。

专业能力

Ptolemy怀疑,“政府缺乏足够的专业能力管理养老金”,证据有二。一是账户巨额亏空;二是收益率连CPI都跑不赢,对参保人没有任何好处(我假定大家都知道企业缴费部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其实这两个事,是不是证明政府缺乏专业能力,得看怎么说。帐户巨额亏空,主要是因为当前养老保险制度中尚未完全消除,形同庞氏骗局的现收现付制。完全积累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而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率连CPI都跑不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按照国务院规定只能投资于国债。像这样不要说股票,连企业债都不许买,怕是任谁也赚不了多少钱。投资渠道更广的大企业年金和社保基金,收益率就好看得多。当然,谁要是认为,能出台这种傻屄规定,本身就是政府缺乏广义上专业能力的表现,那我也不反对。

2010年7月17日星期六

金钱与政治

在规范性的意义上,大家都会赞同隔离商业势力与国家权力。但在现实中,这不容易做到,甚至可能永远无法真正完全做到。那么,一个更多地是由前者影响、操纵后者的社会,和一个与之相反的社会,哪一个更倾向于形成权力的分立,因而更不易出现暴政,更有利于个人自由?想想16世纪的威尼斯、17世纪的荷兰与20世纪的香港,再想想苏联和多少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答案似乎不言自明。就连文化艺术也是。 在这个注定不完美的世界里,商人的冷酷精明跟领袖的悲天悯人比起来,实在是可爱得多。

但总有那么多知识分子,一提到钱就捂鼻子,笔下或口中“庸俗”、“物欲横流”,乃至“异化”之类的词倾泻而出。当然知识分子们对金钱失却平常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我们对这样的例子并不陌生:一个本可享受闲暇或经济利益却主动放弃,投身于××事业中的人,甚或一个对宣传技术(艺术?)精益求精,任劳任怨的红色老戏子,靠这些牺牲赢得了高度评价。然而一旦这些吃了很多苦,也吃了很多亏,理应有所补偿的人,成名后跟商业打了点交道,比如拍广告而不是去做报告,拿了点小钱,有些刚才还在鼓掌的人立马就看不下去了,“给××精神留一片净土”的标题就会出现在报纸评论版。

如果不能摆脱这种酸腐、扭曲、阴毒的心态,如果有人提到钱时即使不是说谁靠它来干坏事,但还是本能地犯恶心,如果没法健康地看待金钱,洗去它的道德意义,将它还原为我们吃饭、看病、购书、旅行都要用到的日常之物,如果永远先验地认为有钱人、对金钱欲望较强的人,甚至主要研究经济等与钱有关问题的人,道德上低人一等,或者说低于他们知识分子一等,更认识不到经济独立对反抗暴政有多么巨大的价值,认识不到商业精神如何制约、驯服、分化危险的权力,那什么宪政、法治、自由,恐怕离我们都还远得很。

上着上着网就老了

豆瓣友邻改版,分组时看到好些名字和头像改得都想不起是谁的,还发现几个已注销,而且是主动注销。他们都去了哪里呢,我想。

刚开始上网的时候,主流上网设备还是56K的猫。33.6K的也大有猫在,至少《电脑爱好者》、《电脑报》上都不时能看到有人问起。那时Windows 95的配置优化还离不开DOS,用户还得靠《DOS傻瓜书》之类的书去学习那个16位命令行系统的操作。CCED, PC Tools之类的还有人在用,杀毒软件有KV300,Winamp是最常见的音乐播放器,Netscape比现在的Chrome, Firefox, Opera加起来还流行。只要浏览器主页没有被更老到的用户设成雅虎,还能自由访问的Playboy.com就是相当一部分网民们第一个访问的国外网站,尽管上面几乎没有什么免费内容,包括图片。那时下载超过1M的文件,几乎人人都要用网络蚂蚁或网络吸血鬼,直到Flashget推出站点资源探测器功能将它们取代。有些定期上几个固定网站,或对某个网站的全部内容感兴趣的人,会用离线浏览器。对自己支付费用的人来说,上网是一场和时间的战斗。所以很多人的主要娱乐项目还是雷神之锤和古墓丽影这样的游戏——举这两个例子是因为,它们是3D游戏的伟大先驱。当然,要能玩得起它们,往往在显卡之外还需要一个叫3D加速卡的东西(最常见的是Voodoo系列)。这不奇怪,因为此前不久人们才淘汰了播放VCD所用的解压卡,用CPU来完成软解码工作。

后来流行起个人网页。网易的100M免费空间很受欢迎。有些人买了顶级域名,做了类似布兰妮中文站、'N Sync中文站之类的fansite,还提供MP3下载。再后来,时间进入21世纪,我也不知怎地进入了一个叫“古柯艺术”的网站。年纪大一点的上海文艺青年(我是不是该说文艺中年)大概都知道它。我从那里得知,中国原来还有自己拍电影的家伙,比如一个叫贾樟柯的就拍了一个讲小偷的片子。这部《小武》的介绍就长期挂在古柯艺术的电影页面上,《站台》似乎也有,而《任逍遥》当时应该还没拍出来。有没有放他99年那篇为DV鼓与呼的《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到来》就不记得了。音乐页面里,顶楼的马戏团、水晶蝶、戈多都名列其中。这让我知道他们比知道北京的一些大牌乐队还要早。网站中还有艺术展览的资讯,因为站长是个关心艺术的摄影师。

古柯艺术的设计是那个年代我所见的网站中最有美感的。有了新的信息渠道后我慢慢减少了对它的访问。07年,或者08年的一天,我又想起这个从形式到内容都牛屄的网站,再访问www.cocaart.com时,它已不存在。

开始访问古柯艺术后不久在央视的《第二起跑线》节目里看到一个还是中学生,但已经出了张有不少东西是自己创作的唱片,还去国外演出过的人,叫田原。印象里她反复说自己的生活从听到The Smashing Pumpkins时起有了多么大的变化。在摩登天空简陋的网站上反复看她的信息,认定她是中国上过电视的音乐人里唯一可听的。只是当时我偏执地非CD不听,所以看到A Wishful Way的盗版磁带时都没有买。以至于最后不得不下载没法经常听的MP3。那时想不到,她后来会拍很多烂片,上男性杂志,甚至上娱乐节目。而她那说不出哪里好,也说不出哪里不好的第二张唱片,要等到八年以后了。

算上前面几年,十数载的时光就这么倏忽而过。消失的东西太多,几个豆瓣ID不算什么,毕竟背后的人还在。年纪越来越大,我对网络的兴趣也在减退。没准儿什么时候就像那几个ID一样遁出,心无挂碍地读书去了。

2010年7月12日星期一

整理一下关于工会和罢工的评论

在《工会迷思》和《罢工何以正当》下面都有一些交流,前者主要是和Rossonero,后者是和litz。不管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不可理喻,还是心服口服,总之讨论都已停歇,所以发上来。我想说的差不多都说了,各位朋友的观点也已亮明,可能一段时间内我都不会参与讨论这个问题了。

《工会迷思》的评论

Rossonero:

  1. 无政府主义也可以说:"对同一个概念,可以给它一个规范性的定义,也可以描述性地定义它. 谁都可以幻想出一个除了保障个人权利以外不做任何事情的国家. 但如果采用描述性的定义,那么目力所及的国家, 没有一个不是系统性地用公开或隐蔽的手段侵犯个人权利. 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怀疑,被他们规范性地定义出来的那个东西,叫“国家”还是否合适?"你会如何回答?
  2. "游说立法" 为什么错? 是谁的错? 应该加以纠正的是立法程序还是结社权利? 企业同样会游说立法, 是否可以说: "现实中企业之种种,是对自由企业控们天堂般的规范性定义严重的、系统性的偏离"?
  3. "公司亏损时,资方单方面将合同一笔勾销,为雇员减薪,可否?"事实是, 不计其数的公司曾经通过破产的方式毁约. 所以不能单方面责难罢工者

  1. 国家这个例子恰好写文章的时候也想到过,因为和前后文有点不搭,所以没有用。这个不是太大问题吧,“国家”前面可以加形容词嘛
  2. 估计我和R兄在这些问题上是不会没有分歧的。我也从来没有反对过不侵犯契约自由的结社权。
  3. 公司都是有限责任的。公司法和公司章程里都有。这个不算毁约吧。

Rossonero:

1. 那么我想 "工会" 前面也可以加上形容词. 当然, 现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可能没有提供足够丰富和精确的形容词. 也许新界定的 "雇员自由结社组织" 不再叫工会, 不过那是语言问题而非实质问题了
3. 有限责任本身也无非是另一种由政府赋予的特权, 相当于说, 只有在公司赚钱的情况下才有充分履行合同的义务, 赔钱的话则可以被免除相关义务. 当然, 可以说雇员有权利选择无限责任公司, 所以关于有限责任的法律并不予以特权. 但若这样, 规定了罢工权利的法律同样不应被指责为授予某些人特权, 因为雇主有权利只与那些声明愿意放弃罢工权利的人签定合同
如果不认为关于有限责任的法律本身就是由政府赋予的特权的话, 当然可以不使用 "毁约" 这样带有感情色彩的词. 关键是, 破产的可能性使 "旱涝保收" 不再成为可能. 设想雇主宣称本企业经营不善, 必须降低工资才能维持下去, 否则只好申请破产 (于是雇员们拿到的只会更少). 很难想象自由市场和企业的支持者会指责他. 但这种行为在道德上与罢工要求加薪是否有区别? 是否也是在破坏契约自由,侵犯财产权? 在我看来, 两种行为的形式是一样的: 一方对契约的另一方提出: 改动契约的条款, 否则契约将不会得到进一步执行

1. 赞同
3. “旱涝保收”这个词我用得不精确。只是相对于企业家承担的风险而言。有限公司是历史上自发出现的一种制度安排,为了使个体户之外的公司可以区别于自然人股东的独立法人形式存在。至于现在的西方法律怎么规定,允不允许无限责任,我暂时不太清楚,就先不多说什么了吧。不过,至少可以说,破产不是那么随心所欲的。需要满足一定的会计准则。

补充一点。股东们要破产,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没的选的。很简单,资不抵债就要破产。有时有的选,可以被重组什么的,但那是另一个问题。并且要注意的是,一旦进入破产程序,股东的主导权就让给债权人了,股东们做不了什么。所以破产对股东没多少好处,如果非要说有,那就是在有限责任的意义上避免了进一步的损失。但他们总归还是以出资额和后来的资本公积承担了损失的,最后拿不到什么。人死了不能再追债,公司法人也一样。破产如果说是“违约”,那也和工人罢工有明显区别,因为破产主体不再存续,也因此无以获益了。

《罢工何以正当》的评论

litz:

雇员单方面终止合同,不提供劳动,雇主是不能强迫雇员劳动的。也没有惩罚的办法,最多就是开除了。劳资合同是不完全合约( incomplete contract),无法规定未来的方方面面。

关于罢工的讨论,是未来应该怎么样的问题。如果更大层面,民主宪政秩序建立起来,组织工会是符合宪法原则的。消极自由角度讲,我找不到任何依据,可以允许国家或资本家,运用暴力限制雇员的罢工行为。宪法是无法禁止罢工的。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让罢工权成为合法契约的一部分。 工会组织罢工,是要受各种法律限制的。就像英航罢工一样,首先要有员工投票的程序。企业与雇员签订协议的时候,也就会事先规定员工拥有何种罢工权利,符合什么样的程序后才能实施罢工。雇主认为工会不符合程序,还可以告上法庭。

绝大多数契约都是不完全契约,如果有完全契约的话。公司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里讲得很多。正因为不完全,所以必须是资方说了算。

宪法没必要那么细致地规定如何对待罢工。说到底这是个违约问题。开除、罚违约金,都可以。不必非得上升到权利不权利的政治高度。非要上纲上线,那只能说你非要违约,谁也拦不住你。和苏亚雷斯的手球一样,你自己承担后果就好了。但手球本身确实是不正当的。罢工也是。

我从来不反对自由结社。我只是建议那个组织不要再叫“工会”了。这两个字太臭。

litz:

看来我们对权利的认识有区别。我理解的权利,是消极自由角度,法不可禁止即可。

没区别。法可以不禁止罢工,但是契约可以禁止罢工,和禁止迟到早退一个道理。这里的禁止,意思不是要动用国家机器事前暴力伺候,而是说你罢工了就要付出代价,就要老老实实照合同规定的,交违约金走人(如果是这么规定的话)。为什么要这样?这就是我上面要讨论的,因为在签订了契约的前提下,它不正当,和迟到早退、拖欠工资一样不正当。除非契约不再成其为契约。我的观点就是,法律在这上面一定要收手,不要开这个口子。如果法条中都没有“罢工”或“strike”的字样,实际中按照它本来的性质,作为违约处理,那就再好不过了。

litz:

如果你的焦点在违约,有没有资本认可罢工的契约呢?

如果资本与工人签订契约的时候,就知道工人的身份属性(加入工会),知道可能面临罢工(符合法律程序下),工人响应工会号召参与罢工,就不能是违约。资本甚至不能事后报复,解雇参与罢工的人。这也是现实中的大多数后工业化国家的情况。

你所说的正当性,如果在于有稳定的法律预期,这个我也同意。所以认为罢工事宜,应当纳入劳动合同中,法律规范中。

至于工人愿意和资方签订什么合约,这个是劳资稀缺关系的博弈。工人当然可以自愿选择进入一个无故旷工送进监狱的合约,如果资本足够稀缺的话。国家甚至可以协助资本用暴力执行这个合约,如果国家够法西斯的话。

这就兜回了我这篇文章讨论的政治哲学问题(无论它多么琐碎和初级),如果我们要让罢工合法化,有什么样的理由可以支撑。答案是没有。即便左到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没有过得去的借口可以让法律支持罢工。

很多人不认同凡是自愿达成的契约就应始终有效。没关系,罗尔斯也这么认为。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平心静气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厘清一些东西。

比如迟到早退,如果是因为暴雨造成路面积水而迟到之类,那么立法在不可抗力造成违约时豁免责任,还是reasonable的。但是因为反悔,因为眼红,嫌工资低,就去要挟资方,那是另一回事。法律为何要事前规定契约中必须有(一定条件下)允许罢工的条款呢?

契约之为契约,就是要求双方在有能力执行时履行对对方的承诺。法律强行要求契约中包含允许罢工的条款,等于让契约成了self-defeated的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不再是契约了。假如在法律没有强制要求的情况下真有企业家在提供的格式合同里允许工人罢工,我没意见,佩服他/她的精神。但是,跟上篇谈论工会的文章一样,我建议他们签订的那个东西不要再叫契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