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6日星期一

与新月君商榷

我推荐过新月君关于台湾民主的文章。是时我对台湾民主的认识,虽然不至于跟着CCAV《海峡两岸》妖魔化的路子走,但受王怡《台湾民主成就和它的困境》一文的影响很大,很担心民粹泛潮。对台湾政治下过功夫的Ptolemy兄对此颇不以为然,跟我谈了很多台湾民主的实况,纠正了王怡文中,以及我脑中的错误。那次谈话的具体内容就不现学现卖了。总之,可以认为,台湾民主基本成功,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多数人暴政的危险。所以,新月君的文章,由头就找错了。新月君如果有兴趣,可以找Ptolemy聊聊。

要来谈一谈的是新月君回应Eversint的《“自发秩序”与历史阐释》。当初看到的时候我没有马上回应,因为觉得其中对哈耶克及其古典自由主义的误解太多,没必要像网上流行的骂架似的一一驳斥,不然反倒显得小器。不过既然在新月君的日记后面他表示愿意听听我的意见,我也就斗胆写几句。

新月君这篇文章中的古典自由主义,考虑上下文,应是哈耶克重述过的自由主义。否则dispersed knowledge——新月君的用词是“知识的层级结构”——就无从谈起。但这与他马上谈到的另一点,理性人假设,完全相悖。我们知道,作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向来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而他写作《法律、立法与自由》时当然没有改变这一观点。新月君后面基于此的批评当然也就无所着落。我相信如果新月君认真读了他文中提到的这本书,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那么哈耶克之前的古典自由主义呢?如果再把马歇尔以降的新古典经济学也算进去呢?很遗憾,新月君对“理性”的批评还是不成立。为什么?我们只需要注意到,“理性人”后面还跟着“假设”二字。据我所知,即使在凯恩斯之前,也没有哪位自由主义作者或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理性人,只是为了研究经济学而采用的一个工具性的假设。它只是对涉及经济行为时大多数人表现的一个比较好的近似,仅此而已。

即使在新古典经济学出现之前,密尔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也没有认定,人就是有如机器般精准地理性。收录于《经济学的哲学》一书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方法》就是证明。他认为,理性也好,计算也罢,只是适用于经济活动的分析。而在此之外的人类活动不一定能套用这一方法。

由上我们基本可以得到关于理性人假设问题的结论。第一,古典自由主义者们不认为理性是人的本性或者说本质,只是认为理性比较适合经济学分析,不涉及其它。第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人只是假设,只是对现实的近似,极少有人严肃地认为它,在经济领域,就是现实。第三,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反对这一假设。是故新月君的批评完全不成立。

解决完这个问题之后,我们继续往下看。“个人之所以试图‘多吃多占’,原因就在于这个社会的存在依然以个人获得生存资料为前提。”对这句话,首先抱歉我看不出其中的逻辑关系,不知“原因就在于”这几个字怎么就冒出来了。其次,任何社会的存在都“以个人获得生存资料为前提”。美国如此,两百年前的中华帝国如此,当下算是半个无政府社会的索马里亦如此。罗斯巴德说,获得财产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是经济的,即合作生产和自愿交换,二是政治的,即抢夺,包括所谓合法的抢夺,如福利国家的转移支付,以及大多数社会都认定的非法的抢夺。肯定前者,否定后者,不需要我们相信理性人假设,也不存在什么“人降格为生产的附庸”,更不必“将人首先变成动物,然后才能有人性”。并且,如果说理性人假设还只是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现实的话,认为招聘会这种典型的人们寻找彼此合作机会的场景是霍布斯式的丛林,就纯然是荒谬的想像了。

后面“谁占有的社会资源多,谁的自由就大”的说法,如果新月君认真读了《自由秩序原理》的第一章,这种错误也不会出现。顺便说一句,从“对于一个工人来说,当美国总统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竞选经费是个天文数字”这句话来看,新月君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了解惊人地贫乏。我不敢说自己对此有多么熟悉,但敢问新月君知不知道2300美元是个什么标准?去年的哪位总统候选人又曾对竞选捐款制度提出过多次改革提案?奥巴马的竞选经费,主要来源是什么样的人?另外,新月君说“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如果一个人买不起粮食而就要饿死,这是他活该”,再一次忽视了哈耶克主张国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观点。当然,这一点上我不同意哈耶克。我反对国家提供低保,认为私人慈善可以更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我是在痴心妄想吗?一点也不。并且也不能说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就认为人饿死活该。我们只是在援助应由政府通过掠夺还是私人自愿提供的问题上,选择了后者。

自由主义者不大可能不承认辛普森因为经济实力而逃脱了刑责。但他们深知,如果没有这样的自由会怎样。当我们否定自由时,我们立刻就引入了强制,也引入了哈耶克毕生都在批判的高高在上的,唯理主义的心智,来决定谁能获得什么。而这比经济自由带来的后果要恶劣不知多少倍。自由社会带给人们的,恰恰是从听起来不错的“人与人的关系”,实则是赤裸裸的强制性权力等级关系中解放出来,依靠哈耶克所说的“确获保障的私域”,赢得把握自身命运的能力。这并不必然仅仅带来“物的繁荣”。哈耶克主张人们去追求的,也绝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他甚至直接了当地批判了以追求产出最大化为己任的新古典经济学。我想对于这个问题,新月君还是去重新读一下《法律、立法与自由》的第十章吧。我只提示一下其中一节的小标题:自由社会是一种不存在共同的特定目的序列的多元社会

好的,新月君这篇文章差不多就这样了。下面聊一聊对他近几月一系列文章的总体看法。Ptolemy兄曾对我抱怨说,新月的一些文章,一篇之内前后缺乏逻辑关联,看不太下去,比如写台湾民主那篇。(这与反不反对多数人暴政没关系。Ptolemy是学法律的,不会不理解。我既非民主拜物教教徒,当然再赞同不过了。)我认为这确实是新月君写文章时值得注意的地方。我和Ptolemy都同意,这种现象出现不是一两次了。

新月君在最新的日记里说:“我发现收获最多的并不是什么思想、什么主义,而是对一切主义的怀疑”,“坐标的缺失使得任何事情都必须重新考量”。这一点不新鲜。我也曾沉醉在巴黎高师出产的那些神人的文字里。读萨特,读福柯,读巴塔耶:结构啊,解构啊,语言的片断啊,意义的消解啊,文本的游戏啊,能指与所指的分离啊,反抗新自由主义神话啊,知识、性……一切都是权力又都是意识形态啊,都见识过。这些个东西四十年前人家已经玩遍了。我们还能整出点什么花样呢?主义二字是逃不掉的。怀疑一切主义到了头,最后还是个虚无主义。左翼后现代干将们,说要批判一切。我甚至看到有位左翼内部人士批判New Left Review的主编Perry Anderson,说要勇于自我批判,无限地自我批判,听起来很勇敢很漂亮的样子。我暗笑,你怎么能无限批判,何况是无限地自我批判?你批判到最后剩下了些什么呢?给人类的智识仓库增添了什么呢?有没有让我们对世界,对我们自己多一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认识呢?能不能提出一些关于我们如何更好地生活或更好地追求善或自由的观念呢?如果都没有,那除了可以用来发论文,可以用来彰显智力,可以用来打倒一切之外,我们玩这个干吗?

也许我夸张了。一切逻辑推到头都是荒谬的。也许我应该提醒自己不要把新月君的“怀疑”夸大到不应该的程度。但至少我自己已经从法国人留下的思想废墟中走出来了。我现在知道,除了取消一切,我们还可以保守传统,还可以抱持同情的理解,还可以力求做到反思的平衡。说到立场,我是个坐标位于哈耶克右侧,接近于无政府资本主义的自由至上主义者,so what? 我手头在读的书里就有共和主义著作,还有罗尔斯。我还对甚至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强劲论敌的施密特和施特劳斯存有智识上的浓厚兴趣。我推荐凯恩斯主义者克鲁格曼关于国际贸易的文章。我不反对在目前的政治现实下推行庇古税。我精神分裂了吗?没有。做这些时,我心平气和得很,无论它们看起来与我的极右派立场有多么不协调。我不明白新月君有什么好焦虑的,有什么不能放松下来的。

最后要说的,是新月君刻意求新的习惯。讨论极权主义时,针对我提出的几个描述,包括“国家对个人生活全方位的侵入,对社区传统(农村尤甚)的破坏,对乌托邦的追求”,他说“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以及你称作的‘对乌托邦的追求’,并不是极权主义的全部特征,不然的话我认为美国就成了全世界极权主义的样板”。此前他还说,“毛以及毛式的中国革命内在的逻辑在我看来恰恰是反极权主义的”。正好前段时间读过《民主新论》,其中对词语的梳理值得称道。社会主义者和新左派们对“民主”、“自由”等词义的篡改是萨托利主要的批评对象。那么我和新月的讨论,是不是也要先考察一下“乌托邦”等词汇意义的变形呢?或者说,词义是不是可以既脱离文本又脱离历史,随意漂移?当然,如果我们回到后现代的思想废墟,这些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我不愿意回去,因为那样我们会再次失去一切。新月君以为呢?

回到极权主义的话题,新月君认为德俄两国极权主义无太大区别。他是这么说的:“至少从法哲学上说,黑格尔国家主义法哲学和自然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因此,我很确信在这样的相同的‘政治决断’下,这两个国家实际上是一回事。”教我说什么好呢?我不想偷懒地狡辩,说“它们一定有区别,不能混同”。我只是不太确定我们谈论的,到底是思想史,还是当年德俄两国的社会政治状况了。是的,我没有忘记凯恩斯《通论》的最后一段话。然而我也牢记着朱学勤先生转引悉尼·胡克的那句话: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比如说,假设我们谈论上世纪8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兴起,关键词应该是什么?里根显然应包括在内。往前追溯,有Barry Goldwater,也许还有民主党1968年代表大会。进入观念领域,我们看到的是National Review,以及William F. Buckley和Russell Kirk的名字。再往后靠才是弗里德曼。哈耶克恐怕要排到最后,这不会因为我对他的崇敬而有什么不同。至于施特劳斯,如果没有伊拉克战争,估计还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扯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真正的思想家们在这条长长的因果链上排在最前,实际的影响力也就最小——何况在大多数情况下因果链根本不止一条。尤其让我不知所措的是,我不知道在我们描述性地比较德俄两国极权主义体制异同,以及中国是否极权主义,而根本谈的不是起源或者说因果关系的时候,新月君是怎么突发奇想,谈起法哲学的。至于新月君欣赏的阿伦特书中英国殖民历史和德俄极权主义的关系,我直接把我在那边的话转过来好了:“我还是看不出,英国殖民和德俄极权主义的关联来。我也无法同意这一部分仅仅因为其‘是批判的’,就有多么精彩。没有什么天生可以免于批判。我也听说一些史家早就断定历史无所谓客观真实。但无所顾忌地为批判而批判,单为求个新鲜而做天马行空的翻案文章,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希望我误解新月君了,我希望他没有走火入魔,希望他没有认为逻辑上的跳跃和混乱、对词义的篡改甚至颠倒都“是精彩的,因为它是否思的,是批判的,是破除迷信的”,希望不至于凡古典自由主义支持的他都要反对,像我说的,“无所顾忌地为批判而批判,单为求个新鲜而做天马行空的翻案文章”。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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